上海三联书店今年１０月出版了吴琼先生翻译的《西方的没落》全译本。斯宾格勒（１８８０～１９３６）这本传世之作问世以后８８年，有了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这是一件很令人高兴的事情。对西方文化感兴趣的国人，几乎都知道这本书的大名，但除了少数专门研究斯宾格勒思想的学者，很少有人通读过它。齐世荣先生等人译的《西方的没落》（上下两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版）对人们认识斯宾格勒的思想功不可没，但毕竟缺少了论述其文化形态学理论基础的重要的第一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是陈晓林先生根据英文缩写本翻译的。现在，愿意进一步了解斯宾格勒思想的人都可以完整地阅读这部书，也会觉得对斯宾格勒思想的认识和把握要踏实许多。
《西方的没落》是一本有世界影响的书，是一本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书，并且是一本在现代中国历史学发展过程中有重要影响的书。这样一本书，说它是有关人类历史文化的传世经典著作，是当之无愧的。
这本书的第一卷于１９１８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出版，第二卷于１９２２年出版。第一卷出版后就轰动一时，几年内就卖了近１０万册，因为它抓住了那个时代世人的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硝烟还在弥漫，尘埃还未落定。人们都在关注时代的命运和自身的命运，自然就关注起《西方的没落》这部“名”副其实的书。它自然畅销起来，但它不像大多数风行一时的畅销书那样短命，而是因其深刻的内涵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历史研究》的作者汤因比，《菊花与刀》和《文化模式》的作者本尼迪克特，《文明的冲突》的作者亨廷顿都可以说是直接受过斯宾格勒的影响，而后形成自己的历史文化观，在现代颇有影响的大家。
《西方的没落》问世不久，就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１９２０年赴欧留学的王光祈写于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６日的《旅欧杂感》就说道：当时出版的《欧洲之没运》（即《西方的没落》）等书“攻击西方文明不遗余力，大受欧洲欢迎，出版后风行一世。”此后，魏时珍、张君劢、李思纯等学者都先后介绍过这本书和斯宾格勒的思想。张荫麟先生和雷海宗先生在上个世纪２０年代末和３０年代都比较深入地研究了斯宾格勒的学说。雷海宗先生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在武汉大学和清华大学系统地讲授过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他吸收并改造了斯宾格勒的理论，自觉地应用文化形态史观研究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
毋庸讳言，《西方的没落》自问世以来，在不断赞扬声之外，也受到不断的批评。大多数批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知识性的错误；二是文化形态论体系的武断性，为了体系而牺牲事实。这些批评确实切中要害，但即使如此，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理论依然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这是为什么呢？现在看来，因为这个理论有其不可取代的特点。
首先，有必要指出的是：《西方的没落》不是一本“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的纯学术著作。作为历史学家，或者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首先是“为了了解和认识现实”而去研究历史的学者。１９１１年，他已经深切地感受到时代的战争危机。他试图通过对古典时代衰落的研究来说明他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特征。他深信历史的发展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必然性的。从现实问题出发研究，有助于他深入地研究历史。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展和深入，他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形态学理论。斯宾格勒以前的欧洲历史学家对人类历史上不同的文化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特别是赫尔德、黑格尔等人都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哲学理论，但只有他成为了文化形态学理论的创始人。
其次，《西方的没落》的巨大影响根源于文化形态学理论本身的优点。这个理论确实是研究和认识人类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新学说，它打开了人们认识自身历史一个新的窗口。斯宾格勒认为，从这一世界历史形态学的观点出发，可以很好地审视人类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在他看来，全人类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各个文化的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只能是研究各个文化的历史。每种文化都有其基本的个性特征，这些基本特征作为文化的灵魂从文化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因而，研究世界历史必须采用“文化形态学”的方法，从贯穿于每一文化的基本的个性特征去把握其形态。把握各个文化的基本特征不能靠自然科学方法，要靠本能和直觉去理解。文化形态学理论认为，历史是有逻辑的，有一种形而上学的结构贯穿于人类历史中。具体地说，人类历史是一个有机体，每种文化都有相同的生命周期，历经青春、生长、成熟和衰败四个阶段，就像大自然有春、夏、秋、冬四季更替一样。各个文化的不同历史时期，只要属于文化形态学的统一阶段，就是同时代的。
再次，斯宾格勒确实是比较早地、比较自觉地批判“西方中心论”的学者。他列举了人类历史上的八大文化，即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墨西哥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等，他认为，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并不比其他文化优越。他把“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观视为“历史的托勒密体系”，认为它应该被他的哥白尼式的世界观所代替。在他看来，除了西方文化，其他文化都已经死亡，只是一种无历史、无生气的存在，只剩下西方文化还处于文明发展的“战国时期”。客观地说，文化形态学理论确实有利于平等地研究人类历史上存在的各种不同的文化。
其实，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理论的缺点以及由此招致的批评也促使了这一理论得到不断的发展。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就更重视以“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的重要性，更重视实证的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的正确性，就更少体系的武断性。本尼迪克特和亨廷顿就更重视对不同文化本身的研究，而轻视体系的构建。文化形态学的比较研究现在依然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相信批评地阅读《西方的没落》会给读者许多有益的启发。
《西方的没落》（全译本）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 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１０月第１版／９９．８０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