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詹姆斯是斯蒂芬家的老朋友，还是弗吉尼亚·斯蒂芬的教父。当他得知斯蒂芬家姐妹兄弟在父亲去世后，搬到布鲁姆斯伯里的戈登广场４６号独立居住，并开始接待各式年青人，召集那些有名的周四晚聚会时，这位文坛宿将不禁摇头叹息：“可悲啊可悲！”他哀叹记忆中的“家庭天使们”的改变（也许是“堕落”的婉称）。“瓦奈萨和弗吉尼亚怎么能交这样一些朋友？莱斯利的女儿们怎么能喜欢这样一些年青人？”亨利·詹姆斯对自己笔下的女性极为同情，但也没有为她们设想过如此完全的自由。
斯蒂芬姐妹的自由毋宁说正是亨利·詹姆斯的老朋友莱斯利·斯蒂芬为她们创造的。当年莱斯利就是依从自己的良心和理性，毅然辞去剑桥教员职务，坦荡地做一个不可知论者，以舞文弄墨为业。斯蒂芬姐妹的成长环境较之同时代其他家庭要开明得多。她们可以自由选择和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瓦奈萨喜欢画画，弗吉尼亚喜欢读书。她们都不喜欢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她们身上鲜有世俗气，她们追求的是精神世界的自由、丰富和阔大，这些无疑得自父亲嫡传——她们继承了维多利亚开明思想的传统。老父亲最后以残酷但彻底的方式成全了女儿们的独立自主：他的去世使姐妹俩从此成为自己的主人，可以更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生活。
姐妹俩后来分别在布鲁姆斯伯里的戈登广场和费兹罗伊广场主持周四晚聚会，前来赴会的年青人——亨利·詹姆斯如此不喜欢的那些年青人——大多是她们的兄弟索比的剑桥好友。这些年青人带来了剑桥聚会的传统，特别是“使徒社”的传统。剑桥“使徒社”是１８２０年代由Ｆ．Ｄ． 莫里斯、丁尼生和哈勒姆开创的秘密社团，其成员人数不多，新成员要经过非常严格的拣选，一般是剑桥学子中最为出类拔萃的才智之士。一旦选入，“使徒”身份终身保留。每周六晚“使徒社”成员聚在一起，一位成员宣读完自己的论文后，大家发表意见，进行讨论。对友情和智识的共同珍视，将“使徒社”成员紧紧维系在一起。他们“鼓吹那种雅典式的言说和思想的自由，知识交流与激荡的自由”（昆汀·贝尔），使徒社的精神是“一群亲密的朋友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地追求真理的精神，朋友之间完全坦诚，……彼此尊重，……绝对的开诚布公是使徒社传统规定的唯一义务”（西奇威克）。这种精神和传统被“使徒社”成员利顿·斯特雷奇、梅纳德·凯恩斯、伦纳德·伍尔夫、德斯蒙德·麦卡锡、罗杰·弗莱、摩根·福斯特等从剑桥带到了布鲁姆斯伯里。同时带来的还有其时正激荡着剑桥的Ｇ． Ｅ． 穆尔的新思想。穆尔在其《伦理学原理》（１９０３）中提出的名言，“我们所能知道或能想象的最有价值的事物，便是某些意识状态，我们可以粗略地描述为人际交往的愉悦和对美好事物的享受”，以及“个人感情和审美愉悦，包含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能想到的所有至高的善”，成为布鲁姆斯伯里早期的圣经。穆尔把对美的欣赏视为善的最本质组成，而个人感情则包含极致的审美愉悦应有的所有特征。人际关系的至善源自友情和爱，源自个人感情。而且这种关系必须是亲密、文雅和智慧的。所以智识和品位至关重要。穆尔用理性、科学的态度开创出的新伦理学，一扫维多利亚时期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阴霾，为布鲁姆斯伯里这些新世纪的新青年开辟出一片澄明的精神空间来。
他们背倚传统，面向一个他们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来开创的新世界。他们是改革者而不是革命者，但他们的创新意义非凡。“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英文原文“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 Ｇｒｏｕｐ”本无“文化”二字，如此翻译恰得其精髓要义。他们自命为一个弘扬文化和心智的新宗教的“使徒”，“一个崭新而奇异的文明的神秘祭司”（利顿·斯特雷奇）。他们预感到一场新的文艺复兴即将来临，而他们就是先知和使者。梅纳德·凯恩斯预言这是“一次文艺复兴的开端”，克莱夫·贝尔计划写一本题为《新文艺复兴》的著作。罗杰·弗莱在法国画家那里看到了“文艺复兴”的曙光，邓肯·格兰特和瓦奈萨·贝尔则用自己的画笔开始实践创新。一时间到处都呈现新气象，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勃发着生机。１９１０年和１９１２年罗杰·弗莱主办了两次后印象派画展，向英国大众介绍法国艺术的新动向。１９１３年弗莱开办欧米伽工作室，给英国的年青艺术家提供机会设计家具、装饰材料、家居用品等，改善英国的室内设计和装饰。罗杰·弗莱将包括邓肯和瓦奈萨在内的英国现代派画家介绍给法国艺术界，赢得了法国同行的赞赏。一战的炮火没有阻滞这股生猛进取的势头，克莱夫·贝尔和伦纳德、弗吉尼亚·伍尔夫夫妇的著作纷纷面世。１９１７年伍尔夫夫妇创办贺加斯出版社，致力于出版包含新思想、试验新技巧的各类作品。Ｔ． Ｓ． 艾略特的作品在这里出版；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送到了这里。弗吉尼亚阅读了这些作品，她自己的小说中也渐渐采用了新手法。“现代主义”成为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共同呼吸着的空气。１９１８年出版的《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使利顿·斯特雷奇声名鹊起。利顿在为那些维多利亚前辈们描摹画像时，笔锋里透露出的嘲谑，足以解构那个时代的威严外壳。而推敲文字，讲究文体，将材料融入叙述，对人物进行有说服力的精神分析（利顿的弟弟就是个精神分析师，翻译了全部弗洛伊德的著作），则为传记文学开创了新纪元。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既成为文化艺术界新思潮的坐标，也成为各种偏见攻击的标靶。有些攻击并非空穴来风。在解构旧传统时，他们也在无意识中建构自己的新堡垒。特别是当他们逐渐成为各自领域里的权威人物，掌握了一定话语权时，原本只是一己的情趣取向和价值判断，现在成为能在精神世界行使生杀予夺权力的刀斧手，这种转变既令人生疑，也让人不安。当弗吉尼亚的一篇文章就能把“贝内特先生们”打入冷宫，当伦纳德·伍尔夫、德斯蒙德·麦卡锡、Ｅ． Ｍ． 福斯特分别做了《国际评论》、《民族》、《新政治家》、《每日先驱报》等重要刊物的文学编辑，当罗杰·弗莱和克莱夫·贝尔已是艺术界不容置疑的批评权威，他们甚至还有一个自己的出版社，他们中甚至还有人（凯恩斯）能左右国际事务，他们每个人的力量已非同凡响，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力量更令人生畏。于是有人讥讽他们是“互相仰慕团体”，有人控诉他们是个实施迫害的群体，有人斥责他们的“势利的智识主义”。著名批评家Ｆ． Ｒ． 利维斯毫不客气地说“剑桥－布鲁姆斯伯里的精神气质”不过是那种“轻率多变，存于如此众多的屑小自我，每一个都十足意识到自己的聪明，毫不含糊地自我肯定”。
我们还是可以相信，这个文化圈里的每个个体都无意谋求群体的势力，更无意用它来压迫他人。每个个体都有自身的性格特征，乃至乖张怪癖之处，但公允地说，他们绝不至于“屑小”，且不论伦纳德·伍尔夫长年服务公众的孜孜矻矻，德斯蒙德·麦卡锡和Ｅ． Ｍ． 福斯特一战中在红十字会中的救援工作，梅纳德·凯恩斯在巴黎和会中坚持和平解决方案的正义和远见，而且从常识而言，屑小的心灵产生不了那般伟大的作品，成就不了那样恢宏的新气象。从《隐秘的火焰》和《岁月与海浪》这两本书中，我们看到的是圈中友人之间既怀着深厚情谊，又能开诚布公地互相批评；既能严肃地讨论智性问题，又能轻松地开玩笑甚至恶作剧；他们是群天资卓绝的人，但他们勤勉的工作态度和高贵的理想精神，更能说明他们的成就和人格。无论当年上演了怎样的恩怨情仇，无论剧中人都各自选择了怎样的谢幕方式，我们今日要做的或许该是纪念他们曾经为文明添上的那抹亮色，他们对爱和美的珍视、他们对文化和艺术的标举。
《隐秘的火焰：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英昆汀·贝尔著 季进译／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７月第１版／１７．００元
《岁月与海浪：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英Ｓ·Ｐ·罗森鲍姆著 徐冰译／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７月第１版／２１．００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