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君忆指出目前“品三国”出现了道德问题，某些人欲借为曹操翻案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而易中天则认为“任何人都不拥有思想和言论的裁判权”，如何品曹操是维护自己的说话权利。于是两人掐了起来，从央视的《对话》节目，到各自的博客，再到纸媒。虽然谁也不服气，最后双方还是息事宁人，各自背过去一张冷脸，谁也不搭理谁了。
这次成君忆与易中天的争执，让大众看到了作家、学者骨子里清高、固执的一面，比网络上那些单纯靠口水四溅吸引眼球的炒作有意思多了。这样的文掐好！好就好在不仅让大家欣赏到两种观点碰撞出的火花，而且能引人思考，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去审视历史上的人物。
如果曹操地下有知，应该给易中天唱一个肥喏，连抢人新娘这种破事都被易中天美化成顽童行为了，曹操干的其他那些缺德事，还有什么能不被原谅的？在《品三国》中，易中天对曹操的谥美和开脱之词溢于言表。在给曹操化了一通浓妆之后，不可否认，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也变得立体、生动起来——显然这更符合大众的阅读心理，没准大家还认为曹操抢别人的新娘抢得不够精彩，不足以满足人人心中潜在的八卦欲。
学术之争总是乏味的，而道德之争却总会给人带来无尽的谈资。于是，如何抢占道德的制高点成为成君忆、易中天下意识的行为。遗憾的是，两位在抢占道德高位的时候都没有十足的底气，露了怯。比如成君忆给媒体列出谁有资格研究三国的名单就没有必要。历史属于人民，没听谁说过历史专属于某些历史学家，普通人等不得近前说三道四。这种论调很危险，容易把历史推进图书馆某个堆满灰尘的角落为大众所畏怯。
同样，易中天建议成君忆道歉的做法也显得小题大做。虽然出版过一本《水煮三国》，带动了品三国图书的出版跟风潮，但没有白纸黑字的证据表明，成君忆说过三国题材的写作就是自己发明且独有的，他不仅不会有这个想法，也不可能有这个能力，易中天先生没必要为此担心自己的话语权。建议成君忆道歉，更是脱离了学术和道德辩论的范畴，沾染上了大棒的味道。在体现一名作家或学者的胸襟上面，成君忆和易中天半斤八两，谁也没占到上风。
而最能让大众对名家产生尊崇之情的，不是他在学术素养有多专业，在道德优势方面有多主动，恰恰是他在面对对手时所体现出的胸襟。抛却专业角度（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没人说得清她的真面目），单就市场利益来讲，大家都来吃三国，只是吃的角度和方式不同而已，不能说你吃的姿势不文雅、不科学就说“你边上歇一会去，看看专业人士是怎么吃的”。照这么说，成君忆与易中天的学术之争和道德之争都不成立，反倒更像利益之争了。
成君忆与易中天的及时收手，没让一个小的争端演变成一场大的媒体狂欢。两人争执的最大意义在于，警示了那些因通俗历史书的畅销而卷入历史品读热中的读者，我们该用哪种心态来阅读历史。或者说，我们想通过了解历史收获些什么。因为无论从学术还是娱乐的角度讲，历史真相和故事演绎都能激荡人的思想，带来一些人生启迪。作为读者，选择的权利掌握在自己手中，作家与学者的著作，不过是为我们打开了一道通往历史深处的门。所以，读者没有必要为学术和非学术、道德和非道德的争论而烦恼，掌握了“为我所用”这个原则，历史应该怎么品，每个人心中自然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哪怕他们吵翻天，也不会影响我们客观看待历史的态度。
我们一直在观察“恶搞”这个文化现象。媒体关于“恶搞”现象的报道很多，《新周刊》杂志甚至做了一个关于“恶搞”专题报道。在我们观察这个文化现象进展的时候，发现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在一种新文化现象面前始终保持着沉默。包括“韩白门”事件，我们在采访主流评论家的时候都遭到了普遍的拒绝，我们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他们搞不清楚现实到底发生了什么因而缺乏底气？还是他们就是拒绝对当下发表看法？我们觉得主流文化研究者应该观照当下发生的文化现象，这是一个文化人本应承担的角色，如果缺失他们的观照，这个社会必定缺乏深度。所以当编辑得知南开大学的周志强博士在做当下流行文化机制研究的时候，立即和周博士约了这篇文章。
周博士在文章中认为，“恶搞”的出现，一方面是中国大众文化媒介格局分裂的结果，一方面也加深两种媒介（新媒体和传统的媒体）之间的对立和争斗。前者立足于“消费意识形态”，后者则逐渐形成一种“娱乐意识形态”。新媒介与娱乐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也第一次通过“恶搞”这种审美清算的方式浮出了水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