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８年秋末，我在重庆开始唱戏时，只有２２岁，年轻，扮相好，嗓子冲，那时经常贴演的大多是传统老戏。只要我一参演，大多满堂，一时名噪西南，很快成了名角。
可是，我内心的苦闷还没有消除。我是冲着程派才弃学从艺的，对程派艺术我向往追求多年，特别是在山东，关丽卿先生指点我之后，提出让我设法拜程砚秋先生为师，我的心气更盛了。如今，我旅居大后方的重庆，而程先生远在沦陷的北平，关山阻隔，不仅拜师无望，甚而我是否还能专工程派也成了问题。难道就这样满足于当个名角、唱戏挣钱，把自己的艺术理想丢开手吗？不，不能满足现状。程派，我一定要坚决研究下去。十几年来，我连看带学，程派的东西我已经会的不算少，为什么不能用在舞台上？拜不了师，我就自己来。这样，我便把多年来自己耳闻目睹和师友指教的程派东西，融合在一起，刻意揣摩，逐渐在我的演出中使用。上述我常演的传统老戏，大部分也是程先生所不时演出的，很有独到之处，同时也是我多次看过、自学过的，融进程派的东西并不困难。况且，新艳秋、章遏云都是以自学而未拜师，打出了程派戏，我何以不能仿而效之！所以，我演出的一些传统老戏，就尽量按程派的路子演。不过，我是私淑自学的，只能效其大概，不可能得其要领与精髓。一时之间，观众始而惊诧，继而欢迎：同学们也纳闷：“荣琛，你还有程派这一手呢！”——在山东，我同关丽卿先生切磋程派艺术，属于“地下活动”。
好心的同学和朋友劝我，干脆像新艳秋那样，把程派的旗号亮出去，赶紧排演程派的独家本戏，以资号召。我没有这么做。程派这些名剧我大多会唱，表演艺术也稍有领会：毕竟我是自学的，底数多大我有自知之明，同时也难于捉摸出准确的剧本作依据——过去，名家独有的私房本戏的剧本十分珍贵，大多秘而不宣，不像今天这样广泛出版发表。这些名剧集中了程派艺术的精华，我不能只顾一时扬名露脸而草率从事。如果演不好，走了样儿，那会亵渎了我所挚爱景仰的程派艺术，也对不起我敬慕的程砚秋先生。所以只在传统老戏中部分地吸收使用程派的手法和演唱。
那时重庆的京剧很稀罕，没什么人对我这么做“择毛儿挑刺儿”；倒是有不少来自北平、上海等地，又喜欢程派的“下江”观众，异地闻秋声，更为欢迎。此时，我好像一只自由小鸟，在程派艺术天地里自由自在地飞翔，心中无比愉快。慢慢地，“实验剧院的赵荣琛是程派”的话，也就在重庆以至四川传开了。
这时候，我和同学们都注意到台下有一位长座的观众，一个沉默寡言的白发老人。从我一到重庆，他就看我的戏，坐在前排一个固定的座位上，我有戏他必到，风雨无阻。我很纳闷：这位老人是谁？为什么对我那么注意？可是，他又一言不发，看完戏就走，不像有些人那样，一回生、两回熟，走进后台攀谈成了朋友。我心中疑惑不解。
大约是１９４０年春末夏初，我突然收到这位老人一封信，说他已看了我近三年的戏，有意同我谈谈，约我见面。闷葫芦终于打开了：原来这位老人是程砚秋先生的忘年挚友、与程派艺术渊源颇深的许伯明老先生。
许老先生出身书香门第，是梅兰芳先生的助手、许姬传先生的长兄，一直从事金融业，早年长驻保定、北京，此时以江苏省银行总经理身份，内迁重庆工作。许伯老酷爱京剧，公余之暇，把时间大多消磨在戏园中，同很多京剧名角，包括王瑶卿、梅兰芳等，都是好朋友。他与罗瘿公先生更是莫逆之交，早在１９１７年前后，他就常去观看当时身在师门的程砚秋（当时叫程菊侬，艳秋之名是诗人樊樊山受罗瘿公之托给起的，１９３２年改名砚秋）演出，同罗瘿公的看法一样，认为程是个很有前途的难得的人才，需要从旁尽力，助其成长成名。后来正当程先生变嗓“倒仓”之际，荣蝶仙却与上海签订合同接了包银，强逼着他那副半哑的嗓子去上海唱一个月要演３６场的营业戏。罗、许闻讯，岂能眼看一颗有希望的新星毁于一旦。罗瘿公挺身而出，决意把程先生赎出师门，全力承担教诲、扶植重任。但他乃一介寒儒，为程先生赎身需要一大笔钱。许伯老与几位朋友则做经济后盾，立时筹措出这笔巨款，使程先生终于离开了师门，并给他安家治病，延师教导，求艺深造，三年苦学，艺术大进，才出现程艳秋１８岁初闯上海滩大红之创举，从此创立了独具风格的程派艺术。程先生的成长，许伯老出了不少力量；也正因为如此，许伯老虽比程先生年长近三十岁，二人却结成了忘年挚友。
许伯老称赞我的演出，问我怎么学的程派？当得知我是因对程派爱之极深才弃学从艺，却一直是私淑自学，与程先生并不相识，从未见过面时，他更为惊异。他问我是否愿意拜程砚秋为师，他可以助一臂之力。这从天而降的奇缘喜讯，来得太突然了，使我有点难以置信。望着许伯老那诚挚、亲切的目光，我兴奋得有点忘形，竟然拉住老人的手说：“拜程先生为师，这是我多年向往、求之而不可得的夙愿。您要是真能帮助我拜师程门，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因为，再没有比这件事使我更幸福更愉快的了。”可是，我也有顾虑：耳闻程先生严谨不苟，选材很苛，不肯轻易收徒。他又没见过我，不知我的底细和水平，能收我为徒吗？再者，程先生当时远在北平，我又怎么能拜师学艺呢？
许伯老针对我的隐忧，开导说：“玉霜（程先生旧用之号，抗战后改“御霜”）一向以严出名，不轻易收徒，多年来不少人崇慕程派，挽人求情要求拜师，大多遭到拒绝。这并不是他藏私不肯把艺术传给他人，而是他确有对艺术的个人见解和要求，深知自己的艺术是靠另辟蹊径、自强不息、得之不易，因而对收徒选择极严，凡品质欠佳、条件不适者以及女演员均拒之门外。他曾指点过不少程派爱好者，在中华戏曲学校向侯玉兰等人也是尽情相授的。可要正式收徒，他就要从严要求、慎重对待了。事实上，他一直在寻找衣钵传人，我们也在帮他物色。没想到在重庆发现了你。经过两三年的观察，我觉得你的一切条件都合适，玉霜定会满意。他虽然没见过你，但他会相信我的眼力不差。由我去信推荐，玉霜定会应承的。至于分处两地，这是暂时的，将来你们师徒总有见面的一天。”许伯老对我安慰释疑之后，又不胜感慨地说：“二十年前，我和罗瘿公发现和支持了玉霜；今天在重庆又发现、支持了你，为玉霜找到你这样的传人，总算我对程派艺术尽了绵薄之力。”
许伯老的一番话，打开了我的眼界，激起了我的更高的向往。没想到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事，突然天降奇缘，使我能立雪程门。许伯老驰函北平，向程先生举荐我。当许伯老拿来程先生的亲笔信，我看到上面有同意收我为徒的文字，真使我万分激动。我立时遵照许伯老的吩咐，恭敬地缮写了大红的门生帖子和向师父、师母叩安的信函，投寄北平。
１９４０年秋天，我终于成为还未谋面的程砚秋先生的入室弟子，开始了十分特殊的学习这唯一凭借的就是书信，于是我们师生开始了京剧史上罕见的“函授”。
程师同我书来信往，探讨艺术。他先后给我寄来了《荒山泪》、《青霜剑》、《鸳鸯冢》、《碧玉簪》、《金锁记》、《朱痕记》、《烛影记》等程派名剧的剧本，其中只有《荒山泪》剧本是铅印的，上有程师亲笔的修改，其余都是手抄本。对这些戏的舞台调度和表演要领，他都做了不少说明，并回答我在信中请益的各种问题。我根据程师的教示、指点，把程师提供的剧本依次付诸实践，一面体会揣摩程师信中所示，一面回忆当年看程先生演出这些戏时的舞台实况，仔细琢磨，进行排练，力求体现程师指点的精神。演出后，我再把演出情况详细报告，又提出新的请益问题，程师再复函指点得失。那时，我经常翘首北望，盼望程师的来信。每当收到寄自北京（日伪时又复此名）西四牌楼报子胡同的来信，我兴奋雀跃，连夜捧读，反复体会揣摩程师来信中的字字含义，再对照自己的演出，找出毛病，发现问题，即行纠正。
当然，“函授”怎如面授？这是战争使然，不得已而为之。但函授也有其另一面的好处：它打掉了我有所依赖，处处摹仿，步步跟着老师走，不求甚解的懒汉思想；逼着我要开动脑筋，仔细揣摩，潜心研究，自己寻找奥妙的解扣方法。同时，请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大姐，在家中给我专开音韵学课。我听课后，再对照，反复研听我手中的程师唱片，体会他的唱法、腔和字的特点，并同其他名家的唱法，加以对照、比较、分析，进一步理解腔和字的血缘关系，所得渐有提高。
我们师徒这样书来信往，持续了四年。这四年，程先生总共有几十封信给我，还有剧本、题字、照片等。我视若珍宝，多年来我一直珍藏身边，随我四处飘流，无一散失。可是在“文革”中法西斯式的抄家中，我所有的艺术资料、文物、名人书画，包括程师这批亲笔函件，都被洗劫一空。这真是一笔无法弥补的惨重损失。
我在接受程砚秋先生“函授”和依次排演程派名剧时，许伯老实际上是我的良师、顾问、导演和引路人，有点近似于罗瘿公之于程砚秋。他大我四十岁，比先父还年长。先父逝世后，我遂拜在他膝下，以义父相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