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这年头谁没有接触过盗版？其中又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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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忠在写给本报的信中，用了这样的开头：“对我来说，这是段不光荣的历史。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７日至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７日，我曾冠以‘盗版商’的名头活跃于全国各地的图书批发市场和零售书店。所幸的是，在即将滑向罪恶的深渊之际，我悬崖勒马，及时从利令智昏的迷途中苏醒了过来！”
人生的荒谬常常让人忍俊不禁。
张国忠的人生理想是做一名有良知的符合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文化企业家。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纯洁的理想会与“图书盗版商”的现实对换，或者说错位，最终走到了两个极端。
盗版成为实现财富梦想的捷径
北京，秋高气爽。
２６岁的张国忠正在享受两年来难得的平和，他终于能以“合法公民”的身份时刻心安理得地生活，而无须在良心的谴责中备受煎熬。
半年前，张国忠还以“图书盗版商”的名号奔波忙碌在全国的盗版圈中，那里有着众多利欲熏心的商人，铺天盖地的盗版书，以及来来往往运盗版书的大货车。这是他２００４年年末进入盗版圈一直打交道的环境，而这一切都与他大学时代体验盗版带来的“好处”有关。
说起第一次切身体验盗版的经历，张国忠至今还记忆犹新：“我读大学没多久，花三千多块钱买了一台电脑，但需要装一个ＷＩＮＤＯＷＳ的软件，我打听了这个软件的正版需要１２００元，这个价格对于学生来说，未免太贵了，买一台电脑的花费也不过如此。最后我花１０元钱买了这个软件的盗版，使用的时候觉得功能跟正版没什么区别，当时心里感到很划算。”
如果说，此时的张国忠还只是一个盗版使用者的话，那么，他周围一帮因为做盗版书而发了财的朋友，给他“指明”了实现自己财富梦想的捷径：“我大学时有一些朋友，他们开始都是摆地摊卖书，后来发现盗版书利润很高，就慢慢地自己做起盗版书来。没过多久，他们就买车买房了。他们拉我一起做，我没答应，我是一个道德感很强的人，即使诱惑再大，我也知道盗版还是违法的事。”
２００２年，从某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张国忠，并没有立即进入盗版圈，而是找了一份在国有企业的工作，他想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挖到人生的第一桶金。一年后，现实让他感觉到这个过程太漫长了，于是在朋友的竭力怂恿下，几番犹疑的张国忠决定进入盗版圈。尽管这与他的人生理想相悖，但他安慰自己：盗版圈怎么着都是出版图书的事业，只不过是合法与违法的区别，先通过违法途径赚钱，然后积累一定的资金后再全身而退做一个合法的文化人。
盗版圈的利益链
进入盗版圈，张国忠并没有亲自参与盗版书的制作，而是推销盗版书。尽管对盗版的暴利早有耳闻，但第一次亲眼目睹盗版圈的真实景象，张国忠心有余悸地说：“我相信，在当前中国，所有读过书的人，都不同程度地接触过盗版，有些还成为盗版的忠实拥趸者，非盗版不买。从中小学教材到大学教辅，从《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版到各种畅销书，从考试试卷到城市地图，从所谓的‘内部资料’到各种培训教材，你能想到的图书品种，只要有销量，都会无一例外地遭遇盗版。仔细想想，在拥有１３亿人的中国，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五年后的今天，这是多么令人震撼的事实。”
“《水煮三国》正版发行多少我不知道，但根据各大书店正版与盗版的摆放比例来看至少是１：５。盗版书的仓库是正版书仓库的五六倍。”张国忠强调，这都是他亲眼所见的“恐怖”事实，“诸如此类‘触目惊心’的盗版黑幕数不胜数而且千奇百怪”。
张国忠描述，司法考试书上市当天的夜间，北方某城市的所有盗版商和绝大部分印刷厂都在为它的盗版而忙碌。为了抢时间，一本书的盗版由几个盗版商分工，每人负责录入、校对、印刷一部分，最后统一装订，一两天后，全国的很多书店里就可以看到司法考试书的盗版了，速度之快，分工之细令人咂舌。因为所有的盗版商都知道，这种书最赚钱，几天时间赚个十几万不成问题，最大的好处是不愁卖，而且是货到付款，钱来得很容易。事实上，不只是司法考试类图书盗版猖獗，像考试类图书都属于盗版利润丰厚的“品种”，譬如考研公共课、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注册会计师、公务员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等。社科类里，只要是销量５万以上的图书，肯定会有盗版。大学教材由于量大利润高，盗版就更为恐怖了，譬如大学英语、高等数学、医学、经济学、计算机等，尤其是大学教材改革，学生有自主权买教材，只要是学生有购买教材自主权的学校，周围书店的教材盗版销量“超大”。
张国忠说，最让人称奇的是盗版技术的“改进”。从前，盗版给人的印象就是“封面有色差、文章中错别字连篇、纸张很粗糙、刻数很低、定价不减、售价超低”。随着盗版技术的“进步”，盗版受人“诟病”的缺点在迅速“改善”，简直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譬如司法考试类盗版书能做一个标点都无误，除非正版里面有错。对于消费者来说，对盗版只有两个要求：价格低廉，不影响阅读效果。盗版跟正版在质量上除了封面的色差，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有些盗版选纸还要好于正版。试想，在阅读效果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司法考试辅导教材正版２４０元，盗版８０元，读者会购买哪一种？“可能相当多的人会购买盗版。要知道，在唾手可得的１６０元利益面前，不少人没有坚持购买正版的勇气。”
“好多书店都卖盗版，只是量的多少和手法不同而已。仅靠那五个点的批发利润，谁能支撑到现在？”郑州图书城的一位老板曾经非常肯定地告诉张国忠。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盗版技术的“进步”，很多盗版都当正版卖，正版一般都是在７折和７．５折之间，而盗版书２折或３折就能获取高额利润了，盗版当正版卖的书在５折到６折之间。学生不可能看出来，譬如计算机Ｃ语言教材的盗版，“连我都分不出来”，张国忠坦承盗版到这种地步让他感觉“害怕”。质量与正版相似的盗版书利润率都在１５个点左右，有的甚至直接按正版价格批发给学校和赢利性质的培训班，这样利润率可达４０个点。
盗版的形态也是五花八门，除了仿制原版书外，有些盗用作家的名字，譬如曾经有一本署名陆天明的盗版书最后经作者本人证实纯属无中生有；有些会在几本书里摘一些内容，拼成另外一本书，介于抄袭与盗版之间，而有些盗版商还主观地创造许多根本就不存在的图书版本。譬如布老虎丛书，没有出过中篇版，结果市场到处都有布老虎的中篇版，又如１９９６年市场上流行的《路遥全集》、２００６年５月份出现的余华所著《兄弟上下册合集》等。事实上，在《路遥全集》与《兄弟上下册合集》出现的时候，尚无任何一家出版社推出过这样的版本。出人意料的是，《路遥全集》大受市场欢迎，销量达数十万册。
盗版技术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印刷技术上。一位印刷厂老板曾经在张国忠面前炫耀过：我的印刷设备值几千万，比很多国营印刷厂的设备都高级，你怎么会相信我印出来的不如正版。不印盗版书的印刷厂，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刚入行的。“的确，印刷厂有足够的动力与盗版商打交道，只要能及时交货并保证质量，一般都是现款交易，不存在欠款。” 张国忠认为，仅此一点，已足以让印刷厂高兴得手舞足蹈。
“这就是盗版圈的真实面貌”。 无疑，盗版圈的内幕粉碎了他对盗版的最初想像，“太多利益纠缠在里面，出现这个现象不是简单一方的原因。”
盗版圈潜规则
世界的表面看起来总是纷繁复杂，但只要深入进去，就会发现，一切井然有序。在张国忠看来，盗版书的猖獗不仅有完整的利益链支撑，而且有许多不成文的规矩。
将近一年盗版圈里的生活，张国忠都没有介入盗版书的运作，也没有投资，只是根据推销盗版书的数量来分红。但这些分红远远比不上亲自参与获取的巨额利润，张国忠最终没有有抵制住诱惑，“当时我觉得该行业利润高，如果我亲自参与的话，容易走量，因为我对图书市场非常熟悉，而且与那些盗版商比，我更有优势。”张国忠所指的优势包括“细心、反应快速、有胆量、狡猾、注重规则”。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份，张国忠投资８万元与人合伙开始制作自己的第一本盗版书。但最后因为图书印刷出现质量问题而遭遇到退货，“８万元打了水漂”。张国忠说同时打水漂的还有对通过盗版迅速积累财富的期望。总结自己的失败，张国忠归结于自己太注重规则。在一个合法的行当，规则无可厚非，但对于干非法勾当的人来说，遵守规则未免显得过于老实了。
“盗版规则有很多，譬如联系方式、货款、定金、支付形式等，拿定金的支付来说，一般如果订货的话，需要交３０％的定金，双方无须开具发票或者支付证明，钱到后发货，货到收款，一般是物流代收。暗流之下似乎迥然有序，但这一切都是在满足了自己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张国忠很久都没法明白，“同行”为什么会有举报他的仓库这种如此不遵守盗版规则的做法，当然他后来明白了，盗版圈是一个群体，利益相互交织，比如调货，相互保护。但这是建立在信任和互利的基础上，如果不信任，就会彼此攻击。张国忠就亲耳听到过一些印刷厂老板的“吹嘘”：“我之所以没事指印盗版书，是因为咱小道工作做得好，上级来检查之前，都会有人提醒我，这个你绝对放心。”
“全国扫黄打非办每年都会举行打击盗版活动，但在上头掀起的‘狂风暴雨’，到省会有时就变成了‘和风细雨’，到了一些地级市就变成‘毛毛雨’了。”在张国忠看来，盗版商在某些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下，潜规则就更多了，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我是盗版商，经销商要订两万本盗版书，我只需根据经销商提供的客户名单，直接把盗版书发给他的客户。经销商只需支付一定的定金和运输费用，这样不但减少了风险，而且一条龙服务。执法部门根本就查不到他的盗版书。类似的“保护伞”还有很多，张国忠透露，北方某城市完全是国家打击盗版的风向标，只要那里的盗版书撤架了，就表示现在风声紧，各地盗版商与经销商纷纷效仿撤架；而当盗版书堂而皇之地摆在书架的醒目位置上时，就说明现在“天下太平”。
但打击盗版的力度有时似乎跟不上盗版的速度。张国忠认为只要盗版圈的潜规则不打破的话，打击盗版很难深入根本。盗版圈的利益链条失去了谁，盗版都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譬如物流，它是利益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只要从根本上断绝盗版书的运输通道，那么仅靠就地消费的盗版书会因为竞争激烈导致利润降低，从而会逐渐消亡。
离开盗版圈
盗版圈的生活并不是张国忠想要的生活常态，在理想与现实、道德与不道德、合法与不合法之间，张国忠在做着强列的思想斗争。在他冒出回到常规生活的想法时，身边的朋友认为即使如此，也要等到赚够钱，有相当的经济基础后。
在张国忠的周围，这并不是少数人的意见。这些朋友都是坚信盗版能迅速聚敛资本的人，只要“胆大、心狠”。他们也能理解张国忠想离开盗版圈的念头，但却不愿抛弃一切走同样的路。他们熟悉这个社会的生存法则，更愿意切合实际地编织自己的财富梦想。
张国忠时常能感受到内心的矛盾与挣扎。盗版对整个出版业带来的危害他心知肚明，“如果盗版长此以往，对整个图书出版业而言将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如果我因为眼前的小利益毁了整个行业，那么我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的。”
在切身体验到盗版对行业的危害以及与理想的差距时，最终让张国忠毅然决然地离开盗版圈。
张国忠是盗版圈里少数的“失败者”，对于他而言，不知是人生的滑铁卢，还是一大庆幸。张国忠觉得很好笑：“在别人看来是滑铁卢，但我自己认为很庆幸。我犯过错，但我最终在没有铸成大错之前迷途知返了，所幸还没有害过人。”
现在张国忠最大的心愿是：讲出自己的经历，即使有成千上百的人骂我恨我，包括盗版商、书店老板、印刷厂老板等。但我不会后悔，当我看到我最喜欢的作家王小波的作品被盗版的时候，当我看到大量的经典著作被当白菜一样叫卖的时候，我寒心了，今年过完春节，我已打定了心意离开这个行当。因此盗版岁月的最后两个月，我就用来专门调查盗版的黑幕。
如今的张国忠活得轻松而自在，大学刚毕业对财富急功近利的冒进想法渐渐消失，朝九晚五有规律的生活环境让他备感舒适，他说自己并没有放弃做一个文化企业家的梦想。值得一笑的是，他现在的合法工作比盗版获取的利益要高得多，“我如果不在盗版圈里耽误这两年时间，说不定理想已变成了现实。”张国忠自嘲得意味深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