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叶匡政在“梨花体事件”还没有淡出公共视野的时候，说：“文学死了”。死，意味着消亡、结束和组织哀悼，说“文学死了”，自然是诗人的主观判断。让我感到微妙的是，这一判断却比文学到底是不是死了更有“时代性、公众性和严肃性”。
文学死了没有，这个问题似乎对很多人来说，没有判断的余地。我们可以说，文学正在衰弱，也可以说，文学正在繁荣。但说文学死了，至少很多读者是不相信的。放眼当代文坛，大师可能没有，但大家还是不少的嘛。就是没有大家，文学创作者还是为数不少的吧。
我以为诗人也好，作家也好，在一个市场化的社会，以平民的角色而非大众偶像进入市场，是很正常的。但不得不说，诗人也好，作家也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经风头很健。而今天当代文学创作者不得不面对历史带来的失落感。这样承受是一种心态，往往是安静的、坚定的、平和的反抗也是一种心态常常是焦虑的、愤青的、激烈的。两种不同的心态，对创作者来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很多人介入到“文学死了”这一事件进行讨论，估计还是受“文学死了”这一惊人判断的刺激。和八十年代相比，诗人也好，作家也好，都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尤其是经历“梨花体事件”之后，诗人和诗歌的地位在公众中更岌岌可危，或许这才是“文学死了”背后的话语背景。
“梨花体事件”使诗歌和诗人都跃上了公共平台，这对诗人来说是很被动的。但有人说文学死了，却是有意为之。这种有意为之是对公共空间的占有欲，让人颇有强弩之末的感觉。文学既然死了，诗人和作家自然也要同生共死，但介入到这个事件当中的人，却因此获得了公众的关注。这或许说明，有些诗人和作家正在丧失对自身价值认同的勇气，有意要制造并介入公共事件，以获得自身存在的安全感和话语权。而这种缺失的勇气，恰恰是在一个市场化的社会中，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前提。
尼采曾经借助自己的作品宣布过上帝死了，福柯也很快宣布人死了。这也是惊人之语，但联系到他们所置身的历史现场，不得不说，他们的惊人之语触动了现代社会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国人说，“诗歌死了”，“文学死了”，这或许有我看不到的，有意义的社会性触动。但是，我觉得，最少说“文学死了”，应该和文学无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