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一种文化”？
１９５９年，英国作家斯诺在其《两种文化》的著名演讲中，指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处于割裂状态，科学家群体与人文学者群体不懂得如何进行对话，并忧虑地认为：“存在两种不能交流或不交流的文化是件危险的事情。”１９６７年，作为英国执政党的工党倡议建立的跨学科教学支持项目之一，爱丁堡大学成立了“科学研究部”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ｔ，集聚了一批具有自然科学和数学背景的科学家如埃奇、巴恩斯、布鲁尔等，展开对科学本身的研究。这项努力此后在英国以及欧美其他国家得到响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近４０年过去了，探索问题的初衷却走向了更为激烈的宣战。问题出在哪里？有没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拉宾格尔和柯林斯主编的《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就是要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拉宾格尔是著名化学家，活跃于催化化学和有机金属化学研究领域。而柯林斯是著名社会学家，曾在《勾勒姆》（与平奇合著）一书中把科学比喻为犹太神话中传说的怪物Ｇｌｏｅｍ，颠覆了西方传统中对科学的正统理解和膜拜心态。在１９９７年南安普敦“科学和平讨论会”上，代表物理学、科学史和文学理论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与会参加讨论，并找到了他们的共识。正是在此次会议之后，拉宾格尔在美国科学院主办的刊物《代达罗斯》上发表长文，呼吁科学家不带敌意地关注科学论研究者的工作，并且决定与柯林斯一起进一步推动双方加深理解和加强对话。２００１年，两人携手主编《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
“一种文化”当然不是指只要某一种文化，也不是指任何文化形式之间没有差异，而是意指文化发展显现的不可分割的态势。在与“科学大战”相应的语境中，具体表现为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相互理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融合。参与该书编写的都是“科学大战”双方阵营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包括科学家索卡尔、温伯格、默明、肯尼思·威尔逊、巴基斯、索尔森、布里克蒙，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夏平、平奇，科学史家迪尔，传播学家史蒂夫·米勒、格雷戈里等。这是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正像编者所说：“本书的目的是在从前的对手之间展示一种新的争论风格——对所争论的问题进行深入和细致的评价，求大同而存小异，把无结果的对立转变成富有建设性的不同意见——从而使这场争论超越科学大战。”（该书中译本３４７页，以下只注页码）本书选定的特殊结构也反映了南安普敦讨论会取得成功的互相交流的讨论形式，其编排上突出了对话的特点，三部分分别是：澄清和确认自己的立场；评述感兴趣或想要批评的任何问题；回应对方的问题和批评，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澄清，甚至进行修正。事实确实如此，经过多个回合的争论，双方开展了一场真正的关于科学的冷静而严肃的对话。消除了诸多误解，达成了一定共识，明确了悬而未决的分歧，奠定了进一步对话的基础。
“一种文化”是可能的吗？
从“两种文化”到“一种文化”是可能的吗？科学论研究者的回答应该说是肯定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就是把自然科学知识等同于其他知识和信念，科学不应该享有特权而同其他文化成果领域如哲学、艺术、宗教等区分开来。正是因为将科学看成是一种文化信念，科学才被引入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范围之内。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容易地解读平奇的观点：“在科学论看来，科学被看作另一个技术熟练的实践体系，同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并无二致。科学论不是提倡视两种文化为平行关系的看法，就科学和人文都具有专业文化的特征来说，只有一种文化。”（２０页）
然而，这样的观点又得到科学家们的多少认同呢﹖从对话所达成的共识中，我们看到，科学家们多多少少对科学论研究予以一定的认可。这是真正对话的前提和相互信任的基础：“科学论对科学的旨趣没有敌意”，“在这场科学大战的整个过程中，误解和误读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科学论是令人感兴趣的，并且可能是有益的研究领域”。但这场“科学大战”真正危险在于意见分歧方面，“最深层的问题是哲学上和方法论上的问题。”并且科学家认为社会学家“除非能够独立地评价科学证据，否则应该避免研究案例。”（３４７～３４９页）这在根本上从理论与实践的维度动摇着科学论研究的基底。一方面，相对主义的问题是贯穿全书争论的焦点之一。科学家坚持实在论／理性主义／客观主义，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坚持相对主义／建构主义／主观主义。不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采用哪种标签的相对主义，目的都是把科学知识置于社会、文化、历史、群体当中，注重分析科学知识的社会文化基础，探讨科学知识的“权宜性”、“修辞性”，从而解构大众对科学的传统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信念，说明科学知识是如何社会地建构的。参与讨论的所有科学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他们对社会学家认同相对主义的关注，他们担心这样一种框架倾向于过分怀疑常规的科学知识，纵容了反科学等非理性主义的泛滥。
另一方面，科学是人类文化的禁区吗？“硬知识”与文化有关吗？科学家坚信，科学是一种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理论体系，它要借助于实验的、实践的、逻辑的种种手段，去证伪或证实知识的真理性、科学性、合理性，再现对象的本质、结构和规律。科学论研究的学术实践采取经验主义的方法论，不论是宏观进路的利益分析模型还是微观进路的科学争论研究、实验室研究、文本话语分析等，利用大量案例向公众展示了科学是极其复杂的人类活动。对此，布里克蒙和索卡尔１９９８年曾出版《时髦的胡说：后现代知识界对科学的滥用》，而在本书中他们表达了同样的焦虑：对于没有科学家“执照”的社会学家，当科学方面的因素是解释一个信念的主要方面时，怎么能确保他们以科学因素表达而不是赋予社会因素过高的地位呢。
这两方面的分歧再次暴露了科学大战的根源在于科学表述的危机：科学知识的性质是什么？我们如何达到科学知识？如何评价科学知识的可信性？谁有权表述科学？等等。科学家认为科学论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是自负的，从而“降低了科学的准逻辑权威，把公众理解科学变成了社会教育而不是科学教育。”（３０１页）林奇承认：“如果在关于产生科学信念的科学和社会因素的适度平衡方面，社会学家和科学家能够达成共识，敌对状态就会结束。”（３１５页）可见，对话虽然开始，危机依然存在。
如何实现“一种文化”
科学与人文的界限能否打破呢？文化是与自然相对应的一个范畴，原意为耕耘、耕作。自然界本无文化，自从有了人类，凡经人“耕耘”的一切均为文化。从文化的词源学意义上看，把文化区分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两种文化值得商榷，但同时也说明了两种文化的内在统一性。著名科学史家萨顿在《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中指出：“没有同人文科学对立的自然科学，科学或知识的每一个分支一旦形成都既是自然的也同样是人的。”“科学大战”不是一场非此即彼的冲突，和平进程不是按单方模式进行的。科学与人文对人类的福祉与危险所能承担的责任都是有限的。携手是最好的选择，对话是唯一的方式，这应该是论战双方的共同愿望和努力方向。
本书的编写使我们欣喜地看到，这场实质性的对话对论战双方来说是互惠的。科学家开始正视自己陷于狭窄专业领域的工作，并意识到科学不是一种完善的世界观，应该给其他文化形式——艺术的、宗教的、想象的、社会科学的或任何其他方式——留有空间。科学家必须放下架子，与其他领域对话。而科学论研究者也澄清了自己无意诋毁科学形象、更不是反科学等等，对其理论探索与经验研究的合法性给予了辩护。并认识到应该规范人文学科领域的学术用语，对科学要给予负责任的批评，在案例研究方面也须更加谨慎。对公众理解科学而言，科学被拉下了权威的宝座，传统科学观受到了挑战，公众对科学有了更权衡和更丰富的理解。
那么，“科学家与科学论研究者之间继续存在的分歧，是由于经过更大的努力可以消除的误解产生的，还是由于语言和世界观上的明显不同造成的？”（３５２页）面对今天文化领域中繁冗庞杂的专业分工，“隔行如隔山”，这种“范式的不可通约”所造成的误解、偏见和不信任，是极其复杂，而在短时期内难以解决的。科学与人文的互动整合成为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学科专业、教育体制、公众理解科学等诸多层面的合作努力。伴随当代科学的发展，科学与人文联姻，共同提高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不争的趋势。本书编写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为我们找到一种明确的结果或答案，而是提供了一种对话的方式。这无疑为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困境的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行动路径。中译本的出版，便于我们了解西方这场范围广泛的思想论战的发展走向，对有着独特历史文化传统和正处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一种文化”是可能的吗？一切都在继续，一切皆有可能。
《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美杰伊·Ａ·拉宾格尔 英 哈里·柯林斯主编 张增一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８月第１版／３４．００元
《两种文化》英Ｐ·Ｃ·斯诺著 纪树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