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世纪下半叶以来，圣经文学研究日益显示出旺盛的学术生命力。１８８０年国际圣经文学学会（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ＢＬ）应运而生，当时会员仅４５人，而目前己超过１００００人。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折射出该学科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
在中国，鲁迅、周作人、闻一多、朱维之等现代学者对圣经文学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但由于２０世纪５０至７０年代我国遭遇长达３０年的学术断层，新时期的圣经文学研究大体上是从零起步的。１９８０年朱维之先生发表长文《希伯来文学简介——向〈旧约全书〉文学探险》，燃响了破除坚冰的第一声惊雷。从那时起到如今，２０多年过去了，国内学者对圣经文学的评介和研读己取得可观的成就，其中梁工教授的耕耘和成果引人瞩目。
梁工教授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师从朱维之先生攻读圣经文学，其后始终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成绩斐然。曾陆续出版《圣经诗歌》、《圣经文学导读》、《圣经百科辞典》、《圣经中的犹太行迹》、《圣经指南》、《耶稣的一生》、《凤凰的再生》、《圣经与欧美作家作品》、《基督教文学》、《圣经时代的犹太社会与民俗》、《圣经与文学阐释》、“圣经文化解读书系”等著（译）作。这批作品一个侧面见证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宗教文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留下了圣经文学研究者不断求索的足迹。
近年来梁工教授显然不满于国内学界（包括他本人）研究圣经文学的已有水平，而寻求更多地汲取西方学术的精华，在若干方面取得新的突破。据我所知，他为其领导的河南大学圣经文学研究所制定了三个研究方向：第一，运用西方当代文论深入探讨圣经文学的基本面貌和艺术特质；第二，运用比较文学理论进行圣经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平行比较及相互关系研究；第三，致力于评介西方圣经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理论和方法、重要著述和知名学者。这三个研究方向的确立，为梁工教授又一次学术飞跃制定了目标。
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梁工教授的新著《圣经叙事艺术研究》及其主编的《莎士比亚与圣经》（上下卷）、《西方圣经批评引论》。在我看来，这三部著作就是依循上述三个方向所取得的新成果。它们不但实现了著者的自我超越，也展示出了当代中国圣经文学研究的新收获，表明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正在走向与国际衔接的轨道。
《圣经叙事艺术研究》
《圣经叙事艺术研究》在借鉴当代叙事学理论的基础上建构起自身的论述框架。著者对雅各布森的语言交流模式和查特曼的叙事信息传递图表加以充实改造。首先概览西方圣经叙事批评的历史轨迹，综论圣经叙事文本中的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叙述者和受述者，分解其聚焦特色，而后逐章考察构成圣经叙述世界的基本要素——人物、情节、时间和背景，以及贯注于其间的修辞策略，最后对圣经叙事批评的优长、缺陷和前景做出反思和展望。这种总体布局合理周全，各部分之间逻辑严密，颇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
本书著者熟谙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２０世纪西方文论的诸家学说，对斐洛、奥利金、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马丁·路德等人的释经理论，以及资料来源批评、形式批评、编修批评等近现代圣经研究范式也了如指掌，这种知识积淀使全书显示出宽厚的理论功底。就卷首的史论而言，著者一方面在西方学术史的大背景下进行历时性勾勒，论证圣经叙事批评发生和成长的必然性及其历史轨迹；另一方面，也充分注意到这种批评在２０世纪多元文论语境中繁荣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共时性层面对它与结构主义批评、修辞批评和读者反应批评的复杂关系予以合理的揭示。
再以时间研究为例。著者不仅运用托多罗夫、热奈特等人的时间理论娴熟地分析圣经叙事的“顺时”性质和“错时”现象，细致地考察其内在错时、外在错时、“混合时间差”等现象的多重表现和叙述功能，而且引进神圣时间、凡俗时间、救赎史、末世论等神学概念，对福音书中圣俗重叠的时间线索做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论证。
本书的主要章节以经典叙事学为理论依据展开对圣经叙事文本的研究，但著者并未囿于这种全封闭的内部分析方式，而是从理解文义的最佳效果出发，将文学社会学的某些思路和方法引进学术视野，注意揭示政治、宗教、道德、民俗等意识形态因素在文学世界中的地位，致使其论述呈现出“后经典叙事学”的某些理论特征。全书第六章从政治背景、阶级背景、宗教背景、民俗背景的视角分析圣经故事的社会语境，这种做法鲜见于通常的叙事学著作，但对于深入理解圣经叙事文本的意义无疑大有裨益。
西方圣经叙事学者往往分别专论《旧约》或《新约》，尤其是《旧约》，这是由于《旧约》的文学意味更浓，收录了更多生动感人的历史传奇和人物故事，更适合进行叙事研究。而梁工教授的《圣经叙事艺术研究》则兼顾两约，不但对摩西五经和历史书中的叙事性作品如数家珍，而且对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也津津乐道，从中可见中国学者更加宽广的学术视野。北京大学刘意青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得好：梁工教授的探讨“填补了我国在这个研究领域的空白，也提供了进行国际对话的一个平台”，“如果梁工教授能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深入研究下去，我国就可能直达国际圣经叙事研究的前沿”。
在全书的“余论”部分，著者既多方面探讨以往圣经叙事批评的学术优长，又冷静分析该种研究模式的局限性，认为叙事学者在专注于圣经文本的形式审美要素之际，或多或少地忽略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观察，对拓宽视野汲取其他派别之长、从事跨学科研究也关注不够。这种不为研究者自身兴趣所惑的全局目光和公允态度也颇令人称道。总之，我以为，这是当前国内圣经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学术含量较重的一本学术著作。
《莎士比亚与圣经》
如果说《圣经叙事艺术研究》体现了著者从叙事学角度对圣经文学进行整体把握的努力，意在开掘圣经本身的艺术潜质，那么，《莎士比亚与圣经》就是一部从个案角度多方面揭示莎士比亚与圣经之复杂联系的专著。众所周知，莎士比亚是世界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戏剧家，圣经是世界文化史上译本最多、发行量最大的古代经典。由此可见，本书关注的乃是两个“世界之最”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此一个重大选题，其理论意义应当是不言而喻的。
这部著作首先应该受到肯定的，是梁工教授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文化因子的自觉注重。在一段时期中，国内学术界过多地强调人文主义者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而忽略了他们与圣经及基督教文化的联系，甚至误以为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人文主义作家是对抗基督教的。其实人文主义者并不反对基督教，他们反对的只是在中世纪倒行逆施的天主教会；他们主张通过宗教改革返回信仰的源头，基本途径是把圣经还给所有平民信徒，使每个人都能借助读经实现与上帝的直接沟通。这样的学术视野，就使本书超越了两个文本之间的单纯比较，而成为对欧美文学之文化特质的科学把握。大量材料表明，莎士比亚本是对圣经相当熟悉的基督徒，出生后即在家乡斯特拉福镇的圣三一教堂受洗入教，婚姻和生育状况皆在教堂中留下记录，死后也葬在教堂的墓地中。他生逢宗教改革和圣经英译的盛世，历经《日内瓦圣经》、《主教圣经》等英译本相继流行的时期，见证了圣经文化如何渗入英国社会的伦理道德、文学艺术乃至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胞之中。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他满腔热忱地拥抱希腊精神，肯定人的正当欲望，歌颂人性、青春、爱情和友谊；同时也真诚地张扬希伯来精神，由衷赞美高尚的道德和仁慈博爱理念，为人类文库贡献出一部部既洋溢着现世欢乐，又引导人趋于崇高的戏剧精品。从这样的角度所进行的莎士比亚研究，必然能改变以往的学术视野，超越狭隘的个案比较的窠臼，而给人以文化史意义上的深刻启迪。
该书第二个值得肯定之处在于其较为宏大的规模和丰富的知识含量。自１９世纪中期以来，一代代西方学者热衷于探讨莎士比亚与圣经的关系，推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论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这方面的课题也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相关述论应运而生。由梁工教授主编的这部《莎士比亚与圣经》洋洋百万余言，分四编对莎剧与圣经的关系做出全景式的论述。
首先是“莎士比亚时代的圣经文化语境”，论及英国宗教改革、圣经翻译对文化生活的影响、莎士比亚生平与基督教的联系。第二编讨论“莎士比亚戏剧与圣经的事实联系”，按照喜剧、历史剧、悲剧、传奇剧分类，逐一考察３８部莎剧对圣经的引用、化用或改写，所列词目计达１４９６条，每条都针对莎剧的某段原文，指出其间可能引用的圣经典故，并对引用的特征进行扼要点评。梵·第根称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为“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这种寻微索隐式的考证充分体现在本编的论述中。第三编研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圣经文化母题”，其间也贯注着缜密繁详的考证，只是在考证的同时还加强了文化分析的比重。这部分内容以３０个关键词（包括爱、仁慈、正直、宽恕、祈祷、忏悔、上帝、王权、审判、荣耀、崇拜、天堂、人、选择、自由、苦难、恐惧、罪、骄傲、伪善、恨、报复、死亡、赎罪、自然、天命、魔鬼、末日等）为单元，较为充分地揭示出莎剧与圣经之间普遍存在的语词呼应和精神关联。第四编是“莎士比亚戏剧与圣经关系专题论述”，汇集一批专题论文，或为综合评论，如《莎士比亚戏剧与圣经原型》；或为特定剧目分析，如《〈暴风雨〉中的时间和空间》，它们指向一个最终结论：莎士比亚的辉煌成就得益于多种要素，其中一个不容忽略的方面是圣经及其滋生的基督教文化。
《莎士比亚与圣经》深化了学界对莎剧的认识和理解，其中所蕴涵的大量知识和信息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和教学。
《西方圣经批评引论》
如果说前两部著作分别是从圣经本身的审美特质，圣经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角度来把握圣经文化和审美现象的话，那么，本书便将目光投射到研究理论发展或诗学批评流变的层面，意在探讨西方圣经批评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
中国的圣经文学研究自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复兴以来，已有为数可观的论文论著陆续涌现，颇能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然而较之西方，我们的成果还十分单薄。为了尽快缩小差距，拓宽视野，观察国外学者取得了哪些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梁工教授主编的《西方圣经批评引论》为国内研究者打开了一扇窗口，使人看到西方圣经批评衍变的脉络。该书最大的特色就是从释经理论和研究实践两个方面，对文学批评、阐释学批评、形式批评、社会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原型批评等现代圣经研究范式进行深入论述，使人对它们形成较为明晰的认识。可以预见，这将有力地推动国内的圣经研究向纵深发展。
《西方圣经批评引论》还有助于了解２０世纪多元文论与圣经批评的互动关系。２０世纪素有“理论的世纪”之称，一系列当代文论此伏彼起，相继风靡学术界；与此同时，圣经批评领域也呈现出空前活跃的景观。这两种文化现象之间其实有着多种相互渗透、相互推动的内在关联，韩德尔曼对此做过深刻论述：２０世纪的多元文论实质上体现出犹太释经传统对希腊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抑制及其在新时代的复兴（见其《杀死摩西的人：现代文学理论中出现的拉比解读影响》）。这一论断在《西方圣经批评引论》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比如《引论》第二章表明，犹太教和基督教释经学孕育了现代阐释学及其他相关文论的诞生和成长。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布尔特曼、伽达默尔、保罗·利科等人从释经学中逐步分离出现代阐释学，使之成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理论，对２０世纪人文学科各领域都产生重大影响，并为姚斯的接受理论、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提供重要的哲学先导。
从《引论》第五章能看出女性主义释经学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深刻影响。早在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次浪潮中，斯丹顿就出版对圣经进行女性主义解读的《妇女圣经》（１８９５），该书成为日后自成体系的女性主义文论的理论基石。
《引论》第六章则显示，神话原型批评的集大成者弗莱固然从弗雷泽和荣格那里汲取了某些学术资源，他的首要学术建树（见于《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却基于对圣经的研究。他不满以往历史考据学肢解圣经以求从文本的细小单元中发掘历史元素的偏激做法，而主张将全部圣经视为一个宏大整体，全局性地把握研究对象；进而也将古今文学视为一个宏大整体，宣称正是神话原型在整体性的文学世界中发挥了贯通古今的文化功能。
综上所述，梁工教授自撰和主编的三部关于圣经文学的研究著作，是相对独立的有机研究整体，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学者全面研究圣经文学的理论自觉。梁工教授的研究工作一直受到国内同行的关注，他以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相信，这三部新著的出版，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圣经文学研究的进程；同时，也必将提高中国学者和国外同行对话的能力。
《莎士比亚与圣经》（全两册）梁工 主编／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４月第１版／６０．００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