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思想传统是一种相对比较模糊的思想传统，其论述往往琐碎而不求体系完备，这样也导致了它的论述涉及甚广，各个方面都会零星涉及。西方学术思潮更迭，一幕未落，一幕又起。钱穆先生曾把西方历史比作戏剧，幕幕分明，而中国历史则如同一首律诗，和做一团，然细微之中却有起承转合。思想的历史大约也可以用这个比喻。我们现在经常可以在中国的古书中找到与最新西方思潮相合的论述，以证明我们并不比西方落后，而且比他们想到的还要早。再过一百年，我不清楚西方会流行什么思潮，但是，我们肯定仍然会在中国的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论述，这岂不成了我们永远都立于不败之地，不落后于西方了？能找到与西方最新理论相近的论述当然证明了我们这个文明的巨大包容性，它也是散播式思想的魅力所在。我们真的就认为我们“永远”领先于西方？但是，我们却只是把古代文明当作了取得心理慰藉的不竭之源。
佐藤慎一的《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曾比较了日本和中国在最初向西方学习的不同心态。日本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从一开始就大胆地输入西方的制度，中国在一开始向西方学习时，还是士大夫的时代，制度、思想传统等文明本质性因素根本不在那些士大夫的视野之内。中国更强调“附会”的逻辑，这是一种“将外来的事物与中国固有的事物联系起来，以此使输入外来事物正当化的逻辑”。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危机时刻可谓不少，但最终却都能够以其巨大的包容性把异质文明因素或异族同化为其中的一部分。当这些士大夫们面对着西方文明这个庞然大物时，他们依然延续着这个文明对于外来文化一贯的思维。这种唯我泱泱大国的思维源自于一种绝对的自信。在这些士大夫的意识深处，西方文明仍然是一个新的等待着“我们”去同化、去包容的异质物。今天，旧有的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已经荡然无存，它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位置已经为知识分子与别的社会成员所取代。然而，同样的思维，同样的心态却在大众与学术媒体上时时可见。这不得不促使我们去反思晚清以来中国的知识阶层在观念上的演变轨迹。随着历史的发展，士大夫已然为知识分子所取代，但其文明观念真的就与过去一刀两断了吗？
在文明即将离开它原有轨道的时刻，文明绵延沉积下来的巨大惯性，便显露了出来，它使得方向的转变极其困难。在特定的语境中，它有时会成为一个相反的阻力，抵消要求改变的力量，有时它又是另一个方向的作用力，使得整个合力偏离预想的方向。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规律。“中华思想”对于中国人来说，在某些特定阶段，含义是很微妙的。它往往是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时返观自身的一种揶揄，如果和他们所抗争的惯性现实联系在一起，那就往往带有一种批判色彩了。话虽这么说，但面对自身承受这么一个巨大的传统，自我扬弃的过程，同时也是自我解剖的过程。这种自我解剖，离开了西方文明观念的参照，是不可能的。
注目晚清民初的思想演变现在成了许多人文学科研究的热点，也成了许多大学毕业论文的热门。确实，当我们回首自身精神何以形塑如此，当今中国的观念为何成为目前的一种状况，这一个时间段是我们必须加以关注的。历经数千年形成的强烈的文明优势意识在对西方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列强炮火的当头棒喝中逐步瓦解，对洋人、洋货、洋的思想从鄙夷到尊崇，进而在某些特定的地区演变成为一种畸形的崇拜。这里面内含着文明自我意识的剧变，而这种剧变显然是与对西方认识联系在一起的。研究知识阶层的文明观念演变，成了我们认识这段历史很好的线索。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的序章讲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变化。伴随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士大夫制度，在晚清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某种意义上，由于科举取仕，整个文明的上层文化、整个制度的知识化表述，基本都由他们来承担。他们是与整个制度紧密相连的。１９０５年科举废止，只是一个正式的标志。在这之前，整个王朝，当然也包括这个阶层，早就已经危机四伏。但总的来说，开始的向西方学习，只是简单地局限于自然科学、机械技术方面。到后来，学习思考的对象才转到社会思想、政治体制以及学术传统这方面。在这个意义上，《文明与万国公约》一章成了这本书的核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现在一般译成“国际法”，这个词最早进入中国时被译成“万国公约”。这里所说的“法”是“在国际社会中制约各个国家之间关系的法规体系，就如同自然秩序一样是既定的存在”。显然，在晚清的人们那里，这个词有着特别的含义，它不仅仅是“法律”，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统领万国的“道”。所以对万国公约的理解和介绍，其实也是对唯我泱泱大国观念的一个告别。
佐藤慎一对于海外的中国学学者、对于国内的读者，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他于１９６９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之后作为助教开始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１９７３年佐藤慎一到东北大学法学部教授比较政治学。１９８７年又转到东京大学文学部。从这本书所显示出的学术风格来看，他的社会科学学术背景得到了很好的发挥。由于日本中国学在军国主义时期膨胀起来的“主体优位的立场”盛行，其目的在于“促使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世界历史的形成”。战后日本学者对近代中国的研究可以说是在一方面以自我为中心的憧憬想象，一方面力图以历史事实为基础进行客观研究的，二者既相互掣肘，又相互促进。佐藤慎一的《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于１９９６年出版，在研究方法上，他力图调和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固有矛盾，使二者相得益彰，互通短长，有论者认为这本书“给日本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带来一种新气象”。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日佐藤慎一著 刘岳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５月第１版／２０．００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