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２０世纪以后，中国对鲁迅的研究、对鲁迅的推崇已不如前，相反，靠着一知半解道听途说对鲁迅的指责、轻慢甚至亵渎、否定之声却不时炸响。作为２０世纪中国乃至东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思想、文化的资源，鲁迅——一位不会再有的历史文化向导，虽然一度被抬举到神话的高空，其实是人们把真正的鲁迅精神割裂和忽视了。完整了解鲁迅的思想、为人及社会关系，促进鲁迅研究的全新发展，复原始本貌，势所必然。在鲁迅先生诞辰１２５周年之际，复旦大学出版社再次隆重推出了《吴中杰评点鲁迅书信》（２００６年８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以下简称《书信》）。这是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鲁迅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先生继《吴中杰评点鲁迅杂文》之后，为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鲁迅，对鲁迅书信进行筛选评点的重要结集。
除鲁迅自编的著名的《两地书》之外，鲁迅逝世后，国内曾先后数次出版鲁迅书信集，其中规模最大的，当数１９８１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十六卷本），共收作者书信１４５５封，是目前国内鲁迅书信最完备的本子。吴中杰先生以此为依据，从中选出认为较为重要者，逐一评点。全书共收录鲁迅从１９０４年秋至１９３６年秋的信件２９９封，时间跨度３０余年。评点的首封书信是鲁迅写于１９０４年１０月８日的《致蒋抑卮》，最末一封是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８日即鲁迅逝世前一天发出的《致内山完造》，也是鲁迅的绝笔。
鲁迅是一位脚踏实地、富于战斗精神的伟大作家，是巍峨的崇山，也是浩瀚的大海。要为这样一位伟人的书信作评点，确非易事。登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殿堂，可以发现鲁迅的独特，不仅在于他对社会、青年以及家庭题材的剖析、描述之犀利和他那激情澎湃、挥洒汪洋的文风，更在于他所尊奉的人生哲学、理想的与众不同。《书信》是一种对鲁迅书信进行价值判断和评论的文化行为，它视野广阔，展现了鲁迅丰富的人生内涵：文学、艺术、翻译、出版、性格、生活、交游以及他所历经的时代风云与社会变迁的诸多侧面。作为一部书信评点著作，我以为本书具有以下几个评论品质：
其一，依据史实，创造性评述。《书信》这种评点极具学术价值，有时它对所评对象涉及的问题继续作深入的探讨，有时以对象为引子申发开去，表述自己的独特见解。有道是知人论世，吴先生以自己对鲁迅长期研究形成的精熟视野，深刻地指出，鲁迅的书信总是按照自己真实内心从实写来，喜怒哀乐，无一不是他一路的人生颖悟，没有哭泣矫情的喟叹和不食人间烟火的虚玄，力图表达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人生本真。吴先生的学术生涯决定了他的评点态度，他不可能把热情漫无边际地挥洒，而只是一贯地冷静分析和观察；他不可能以矫枉过正的方式，把他的评点建诸于极端的真理的边际，而只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精审研读后的客观评价。
人们谈到鲁迅的形象和文章，往往想到金刚怒目、横眉冷对与投枪、匕首，其实，这并不是完整的鲁迅。正如其孙子周令飞所说：“鲁迅不单是个勇敢的战士，更是个风趣幽默、可亲可敬的长者。”《书信》选评了７封《致母亲》、３８封《致许广平》、１封《致周作人》等鲁迅家书。通过评点，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多元的鲁迅，看到了他对母亲无上的孝重（尽管他在理论上是非孝的且严厉批判亲权思想），对爱人无微不至的爱抚与关怀，对孩子深情的爱怜，对二弟生活、写作上的极大帮助。生活中的鲁迅，恰如一头狮子，既高傲又温柔。吴中杰先生的评点是坦诚的，对选评对象的阅读是极其细致的（现在许多批评家已很难做到）。他将书写对象融入自己独特的文体中，进行创造性解说，并最终提出独特的有说服力的观点。不是空泛而论，更非胡吹乱捧，是他对鲁迅书信深刻研阅后给读者带来的极有益处的体现。这实际也给了我们一种启示：鲁迅研究不能在原有的模式中进行反复的自我诠释而不敢有所创新，应该冲破预设的思维窠臼，探索新的思维向度和认知方式。
其二，知性过滤，专业性评点。不管历史给鲁迅安了多少耀眼的头衔，他在人们的心目中，首先仍然是一位作家。因此，鲁迅书信中渗透的文学精神与创作态度的评点就成了本书的一个重点。《书信》从专业角度出发，分析、挖掘得很深刻，尤其注重鲁迅的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文化渊源。评点绵密谨严，穷追究底，丝丝入扣的考证与辨析，令人叹服。作者在评析的同时，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情感投放其中，形成了特殊的解读内容。在评点１９２２年８月２１日《致胡适》时，作者指出这封信有两点很值得重视：“一是说‘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二是说‘白话的生长，总当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认为这是鲁迅所倡导的正确的历史研究方法。１９３３年２月１日《致张天翼》中，鲁迅将文艺批评的精义归结为八个字：“坏处说坏，好处说好”。对此，吴先生指出：“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有时甚至于很尖锐。但这种直截了当的做法，与中国人好讲面子、喜受恭维的民情不合，易于抱怨。其实，正如他自己所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这种吉光片羽式的句子在书中俯拾即是，这是一种智慧评点的明证。
《书信》以独特的评点方式形成自己的话语系统，这种批评方式既是对关于鲁迅评论传统话语的反拨，又是与商业文化语境下批评情景的对抗。由此决定了吴先生的评论读解总是在尊重真实背景的基础上注重对象所具有的颠覆意义，注重对象的出离世俗的带有先锋意味的文学努力。这种评点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他与鲁迅对生命的把握方式相当一致，所以，语意覆盖非常全面到位。１９２１年１月３日《致胡适》的长篇评点中，作者诚恳地指出：“过去一些研究者常把鲁迅的复信说成是他与胡适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材料，但信中说得很明显，鲁迅认为三个办法都可以……这说明，当时鲁迅与胡适还有着共同语言的，即他们此时都愿意致力于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工作……”正是因为吴先生对鲁迅书信的独到感应与体会都是来自自己内心深处，所以他对鲁迅精神特征的佩服是由衷的、个人式的。他对鲁迅文学思想内核做出了与众不同但合情合理的重新阐释。
其三，思辨与诗性相融合。我认为，吴中杰先生的《书信》与一般评点不同的是，他是在用诗性去润泽思辨，用思辨去组合诗性。《书信》文字的诗性逻辑之特征，决定其文体风格既能够如钳子一样牢牢扣住你，又有一种诗性魅力在温情地柔化你。这里姑且举几封关于《致台静农》的评点为例略加说明。台静农从１９２５年４月经由小学同学张目寒介绍，初识鲁迅，从此，两人成为终身挚友。鲁迅之于台静农，乃亦师亦友的关系。在二人十一年半的交往中，台静农致鲁迅信件７４封，鲁迅致台静农信件６９封。《书信》选评了其中１０封，指出鲁迅不管是论人或议事，都直言不讳、毫无忌惮地袒露自己的心声。鲁迅一生，以尖刻冷峻著称于世，心性高傲，平生不肯轻易服膺于人，故其终身少有朋友，而他引为至交者，大多是忠厚、正直、笃实之人，如许寿裳、台静农等人。《书信》评点这些信件的文字，质朴圆润，情感异常深挚。在表述评论学理的同时，传达了情调，即形成了思辨与诗性的联姻，散文式的、形象的甚至那些有音响的语调都成了他评点演绎的手段，从而使理性不再枯涩，变得丰润或可爱。一方面，吴先生坚定地依赖事实理性的思辨意义；另一方面，他亦不拒斥写作诗意的参与。换句话说，《书信》没有满足于评点推理的水平意义上的一般传达，而是更倾心于一种精灵式的、迷人的同时也是亲近的充满情感体验的学理传达。如此表述评点学理，暗示了某种比学理更深邃的体悟。评点中咏叹生命，感慨历史，从根本上说是作者源自对鲁迅的心灵感应。由于鲁迅深谙人生世事，这在客观上，恰好为作者展现其价值情怀提供了诱发机制。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书信》不是一般意义的评点著述，而是一部艺术地叙述的评点理论，它脱离了评点类图书的普泛面目，强烈地呈现出个性特征，这是一串串思想精品，一组理性评点对美的雕塑。
《吴中杰评点鲁迅小说》吴中杰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８月第１版／３８．００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