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英博士所著《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就她个人的学术生涯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与她年龄相适应，此书标志着她青年奋斗阶段的结束，中年进一步充实和探索阶段的开始。应该说，作者在学术上的起点并不是很高的，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这种状况对她的著作的影响。但她有活跃的思维、强烈的求知欲、难得的勤奋、“探河穷源，剥蕉至心”的探索精神和毅力，而且严格遵循她的博士生导师王钟翰先生教导的正确治史方法，所以她青年阶段的奋斗是成功的，收获了金灿灿的果实。
洪承畴研究是王钟翰先生出的题。因为课题热门，突破不易，所以有的先生认为对一个史学新手来说不是很容易。但王先生对学生的要求是高标准的。他毕竟是当今清史泰斗，无疑感到入清以后的洪承畴，作为贰臣，招抚江南，平定隆武政权，经略西南，策划消灭永历政权，是清朝征服全国的重大关键，洪承畴因此始以“开清第一功臣”名世，而这一过程还有许多深层次问题没有理清，尘封的史实有待挖掘；同样，清史学界对清初洪承畴的看法分歧最深、争论最多，问题的理论性显然较强，具有处理民族斗争史上是非，发扬中华民族精神的现实意义。由此可见，洪承畴研究做得好，肯定可以取得史实和理论双赢的成果。作者集中选取洪承畴与明清易代历史进行研究，也更能贯彻导师的指导思想。
然而，摘取这样的果实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作者说：“摸了一段基本史料后，我没有信心写出新的东西。” 本书作者《后记》。引自本书者不再出注。这是实话，是深知科学研究的艰辛而吐露的衷肠。其实，换一个角度看，这恰恰是一个良好的起点，还“对明末清初这个具有震撼力的时代颇感兴趣”就更好了。这就大大加强了征服科学艰险所必需的谨严态度、坚实步伐和探索精神。可以说，事情刚刚开始，就绽出了一抹预示着光明的晨曦，这很有意义。
必须熟悉已有的研究成果，才能准确选取一些长期被忽略但颇具大局意义的问题，作为重点钻研对象。作者正是这样做的。她说，在明末，“前人未曾研究的洪杨公案，对探求洪承畴的政治实力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为研究洪（承畴）、杨（嗣昌）公案，而广泛探索洪承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他的第一个婚姻圈，得以了解洪在明末的政治实力的社会基础。易代后，“洪承畴与清廷及满族贵族之间的关系，是过去研究中的薄弱点，尤其是从满族史角度来看，更是如此”，这是构成清初洪承畴问题的核心。本书紧抓不放，深入挖掘和剖析赐婚、第二个婚姻圈、火神庙风波、抬旗、孙可望降清后洪氏遭到冷落等等一连串的史实。书中还对洪承畴的家庭关系、个人思想意识，以至明、清、朝鲜三方关系等问题做了研究。洪承畴在东南的任务是消灭隆武政权等抗清力量。本书揭出隆武五路北伐中兴明室计划和洪承畴的应对方略这样的全局，完全笼罩了该地区这个期间的历史。洪承畴在西南为清朝尽力，虽没有实现消灭永历政权的目标，但他构筑了一条通向胜利的必由之路。他做了些什么？谁知道？本书抓住长沙经略幕府的构成和活动，广泛地从政治、人事、军事、财政诸方面铺叙了洪的战略思想和措施。本书对洪承畴背明降清是采取批判态度的，但比一些多用情绪化语言为洪承畴歌功颂德者更能说明洪承畴为清人征服全国做了什么。光有观点，而不能撷取充分的、可靠的史实作为论辩的基础，是不行的。本书尽量探索了明末以来涉及洪承畴的史实。前面列举的诸钻研重点，构成了全书在史实方面大大有别于已有论著的崭新面貌。我敢说，在本书以前还没有一种洪承畴研究论著深入到了这样的历史层面，有的只是在个别点上稍一接触就止步了。
令我特别留意的是，本书题名《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论述洪承畴后半生２０多年的历史，也就是降清、随清兵入关、为清朝建立全国统治效忠的历史。这是他一生的关键。清兵入关是一个复杂的事件。史学界对它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分歧。这不奇怪。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对历史的责任心，对民族的深厚感情，不能曲学阿世，不能搞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一定会产生歪曲，引出荒诞的结论。分析、判断的原则，只能是历史主义、实事求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依据事实说话。这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当时最明显、突出的事实是：（１）清朝皇室先世从明初开始就是东北卫所武官，他们所代表的满族（女真人）就是明朝臣民，中国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２）他们崛起于东北一隅、白山黑水之间，自努尔哈赤反明自立，开始隐没与明朝的传统关系，称明为“仇国”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己未天命四年十一月初一日），清兵入关后多尔衮还称明为“中国”，自称“我国家” （《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壬子），顺治也强调满洲与明“本为敌国” （《清世祖实录》卷八六，顺治十一年九月己丑），甚至雍正仍坚持明为“中国”，自居为“外国之入承大统者”，相互间 “则邻国耳”（《大义觉迷录》卷一，载《清史资料》第４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６、７页；（３）明末农民起义激烈，李自成、张献忠等都建立政府，与明朝争夺统治权，力图取而代之，但国家并没有分裂，不存在由谁统一的问题，如果说有分裂，就是后金（清）自立为国；（４）清兵入关，实行屠城、掳掠、剃发、易服、圈地、缉逃等民族屠杀、民族压迫政策，激起官民猛烈反抗；（５）清兵入关后满族才真正开始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从这些事实出发，依据满族（女真人）与明朝长期的历史联系，考虑入关后满族完全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清兵入关应是国内民族斗争的表现，说成与倭寇、西方早期殖民者、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一样，是不妥当的。当然，国内民族斗争也有是非，有正义、非正义的问题。清兵入关是以征服者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实行屠杀掳掠、人身奴役等政策，是非正义的。尤其严重的是，自称建国，自己抹杀作为国内民族、明朝边疆武臣的地位。把这些政治表态放在当时的环境中，不能不削弱清兵入关作为国内民族斗争的意义，使性质向着国家间斗争倾斜、转化。这个问题很尖锐，不能睁着眼睛不顾，装作不知道；也很复杂，一些实际的矛盾、矛盾的事实搅合在一起，不像黑白易辨、泾渭分明，必须多角度、多方面慎重地加以审视、判断。有些议论，将清人进行的战争誉为“轮流坐庄”，甚至抬为“统一战争”，显然经不起史实的检验，是不但完全蔑视明人正义，也完全无视清人立场的自说自话。
历史不是一团橡皮泥，可以由研究者随意捏塑，它是消逝了的客观存在。史学也不是玩物，它要尽可能地复原历史真相，给以符合实际的评述，“不第以征文比事，侈翰墨，供渔猎为也”。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重要责任之一，是净化人类灵魂，规范社会行为，“补化工之不逮，佐刑赏之未周，褒诛不私于恩怨，是非不贷于黄主纩，网罗不添于幽潜，摭拾不逐于风影”。屠中孚：《重晖堂集》卷二二，《杂著》，《谈史》 因此，史学应有鲜明、公正的是非感，秉笔者对自己应该要求审慎、严格。
本书无论从清理史实或从进行论断说，都是继承和发扬我国史学的优秀传统的。关于洪承畴降清的原因，本书以史实为基础进行深入分析，否定想当然的诡词美化诸说，论定乾隆强调的“畏死传亻幸生， 颜降附”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庚子说为真确，是人性的弱点在洪承畴身上的表现。本书不仅从政治、军事、外交等角度，指出洪承畴降清的严重后果，还从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结合史籍和口碑，进一步指出它的久远影响，无论从时代要求和个人品质说都是不光彩的，是对民族精神的重大破坏。由于对入清后洪氏活动有深入研究，史实充分，使这些论断很有说服力。全书对各种人和事的论析，也都不离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些都具体表现出作者始终把握和贯彻历史主义精神，符合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古人云：“置身处地，借境处时，於万难措办处，观过可以知仁，於千般遮饰处，一言可以定罪。” 罗明祖：《罗纹山先生全集》卷十，《史旁》，裘兴祖：《史旁序》史学只有追求真实，追求真理，才能拥有这样征服人心的力量。
《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杨海英著／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９月第１版／３４．００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