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洛丽塔》的时候，一种美妙的激动始终围绕着内心，就像在一条河流中沐浴，小说绝对的主体——欲望便是无休止流淌的河水，缓缓地把惬意和舒坦从身体内激活。但是，这种近似放纵的享受即刻消失在渐进的叙事中，转而陷入一种低沉的绝望中的战栗。小说并不是在讲述亨伯特邪恶的欲望：为了得到洛丽塔而佯装出某种伟大娶了她的妈妈黑兹夫人。一切都是具象的认知体系，是能看到、能听到、能感觉到的实际的精神镜像，一个中年鳏夫带着与他的继女——十二三岁的“性感少女”洛丽塔及与其沉重的爱情穿梭于北美的土地上，在汽车旅馆、无处不在的罪恶感之间绝望地旅行，在欲望束缚和现实压抑的双重火焰中烧灼他的身体，他的生活，他的天使。这一切的紧张与矛盾，实际是在预示一种态度和立场，所说的并非一个精致的故事，而是一种面对欲望和道德的形而下的、直抵内心和灵魂的内省式的忏悔。
在作者笔下，善恶的评判退居其次，这个对“九岁至十四岁”年龄段的“性感少女”有着特殊的迷恋的亨伯特——她们显露出来的“那种本性，不是人性而是仙性”——更像一个被抛弃的天使，连和洛丽塔朝夕相处这个朴素的愿望的达成，也变成了继父与继女之间有着乱伦色彩的恋情。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样有着怪诞意味的人性本相特写，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欲望疯涨的狂欢世界：一面是道德的管束，一面是欲望的内敛，在激烈的碰撞中产生一个颠覆伦理而纵欲的富有强劲张力的故事——说不清是邪恶的鳏夫诱奸了可怜的继女，还是早熟思春的少女恰好勾引了心怀鬼胎的中年男人，不管是哪种情形，即使发生在现代的真实中，道德和法律也是不可能给以同情的。这种散落在事件和情节之内的哲学意味是非线性的、延展的、卷曲的、循环的，是反复向着一个目标、一个终极靠近，直探生命和人性的本原。
在通常的情欲范畴里，假如一个作家要表现这种畸变心理环境下的生活敏感，很容易会不自觉地选择惯常的描述恶的方式。这是因为，长久根植在人类意识中的道德经验，使我们习惯于对人和事作出善恶的显性判断，而对在善恶的彼岸生活和心理的真实境域懵然无知。我们囿于世俗约定俗成的美丑界限，对生活的探察和人性的洞悉有了局限，只能停留在某种表层。这也是对小说家的考验，如何冲破普通逻辑下的道德判断的牢笼，把有悖于这个准则的生活以唯美而深刻的手法呈现出来。毕竟，作为一个作家，他必须秉持一种能够被社会接纳的道德准则，所诉诸的种种虚构的景象必须被阅读者以诚挚的态度、以真实的角度、以明净的心态去接待，从而对作品产生认同感和获得认识论。而《洛丽塔》坚定地颠覆了一切既定的伦理价值，而且在这种颠覆的背后，又暗藏着一种迷人的欲望气息与稳固的道德围墙形成的有力对抗。
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必然的，也是人性与精神的矛盾到达了极端的体现。女房东无法接受这种违背传统的行为而在疯狂和痛苦中死去，亨伯特便光明正大地与洛丽塔奔向命运的另一种极端，但最终洛丽塔还是离开了亨伯特与其他的男人结了婚。作为整个小说重要的叙事转折，亨伯特的精神支柱在此时开始坍塌，人性内部尖锐的冲突逐渐暴露出来，生存的基本欲求也发生了病变，于是去报复（枪杀）曾经帮助洛丽塔离开他的剧作家——也是曾经洛丽塔的情人，并因此入了监狱。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荒诞着现实（思想）的亨伯特，为了追求精灵般的精神恋人而舍弃道德的底线；看到了一个坚强着软弱（行为）的亨伯特，为了维护非正常形态下的爱情而付出自由的权利。这两方面其实都是在直击人性的软肋，促动了欲望、道德与现实、传统的反复纠葛——既是故事发展的核心基础，又是小说叙事的敏感地带。
如果小说最终要处理的是现实、梦想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那么，在接近一种本质后必然会回归到对真实存在进行深邃的质疑和反思。这也就是说，它解决的不是一般的客观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精神价值的问题。所以，那绝对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一听的忏悔，它是一颗裸露在寒风中的心流淌的鲜血：“洛丽塔是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得由上腭向下移动三次，到第三次再轻轻贴在牙齿上：洛—丽—塔。”这是一个焦躁的欲望，一场绮丽的春梦，一个狂妄的梦想，一段罪恶的人生。存在本就背负着欲望，欲望又背负着道德，唯有超脱的眼光才能自由地研究存在。具体来说，这个对小说有着重大意义的任务还是降临在亨伯特身上，通过他有效地消解一切的世界观，并且于此基础上重构一种良知性的存在哲学。“如果我站到我自己的面前受审，我就会以强奸罪判处亨伯特至少三十五年徒刑，而对其余的指控不予受理。”亨伯特是一个勇于剖析自我的“真小人”，他所折射的精神复杂性远远超过其命运的沉浮。
所以，《洛丽塔》彰显的是一种真正的纯粹的艺术气质。身体欲望的折磨，社会道德的制约，人生观念的崩解……其运用一种反道德的欲望的审美意蕴赤裸裸地揭示了人性中隐蔽的现实，触痛了梦想的神经，以及个体生命对人性的弱点的忏悔。
《洛丽塔》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 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２月第１版／２７．００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