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大连市庄河农民创作的８０多幅现代农民绘画，在圣殿般的中国美术馆开展。据《中国美术馆大事记》记载，在当代中国美术史上，只有１９７３年陕西户县农民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１９８０年上海金山农民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以农民画展名义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庄河市是历史上的第三次。这足见庄河绘画的艺术成就之高；同时也启发我们设想，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变革中，属于农民自己的艺术，理应在大雅之堂上一展风采。
８０幅现代民间艺术创作，从传统民间艺术的养分上生出来，带着鲜明的地方特色、时代特色，融会了众多画种的语汇和审美观念，将一个美丽的庄河、富足的庄河、音乐和诗一般的庄河，再现在一幅幅精美的画页上。令人驻足，审视，感叹，流连忘返。两位来自西方的女孩儿手挽手从画幅前走过，不住地用英语赞叹：“中国的农村，真美！”
农民画，回到自己的艺术家园
中国农民画，这是个举世独有的概念。因为特殊的政治需求，曾先天造就了农民画的“再现功能”和“服务功能。”稚拙、朴素、清新、明亮的风格，使它在农民心中确立了不可替代的位置；机械套用民间艺术的现成规范，特别是观念领先的“歌颂”、“鞭挞”使命，使农民画家产生力不从心的障碍。
１９５８年的农民画“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曾经使几亿中国人有了回肠荡气的豪迈，但是当它命定地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浮夸风连在一起时，在农民的心上只能生发饥饿般的戒备和恐慌。
１９７３年陕西户县农民画在中国刮起“户县”旋风，“批林批孔”、“反右倾翻案风”的政治宿命，令农民画异化变形为文革符号，农民原初的善意大打折扣。
直到８０年代初，上海金山县农民画秉承改革开放先声，再次在中国艺术苑囿登台亮相，农民第一次迎接农民画回到自己的艺术家园。
简单回溯既往，能让我们给出庄河农民画一个确定的历史位置。
原生态的民间艺术
与现代美术语言相融合
在一册《庄河现代民间绘画展》的说明书上，我读到这样一段文字：“庄河现代民间绘画衍生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是从本土原生态民间剪纸、绘画、壁画、版画创作活动中演进而来，并与现代美术语言相融合，用画者心灵感悟与现实生活互动对话，承载着农民对新生活、新时尚的热爱和向往。作品构思新颖，造型质朴，色彩饱满，洋溢着自由浪漫的情调和鲜活明丽的气息。”
这段话的概括是准确的。徜徉在庄河画展的廊道上，你会对上述文字评价会心一笑。８０幅作品，展开一纸现代山村的巨幅画卷，或者说展现出现代农民自由、舒展、开朗、乐观的心灵世界。
映入眼帘的是，大面积的平涂，强烈的对比，色彩艳丽、饱满而集中。平原的美、山野的美、海边的美，粗犷而充满野性的美，鲜明生动，一览无余。非城市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可比。后者的美飘忽不定、玄幻深奥，深浅莫测，充满诱惑，令人担心抑或忧心。相反，农民画的美直观、明确、稳定，纯净而朴素。如果不是用挑剔的眼光指责她美术元素的堆砌、浓烈，而是驻足每一幅画前凝神谛听，你完全能够从交响乐的轰鸣中，感受出到底是铿锵还是幽怨，是飘逸还是凝重；从多声部的合唱中，感受出到底是浑厚还是清纯，激越还是澹定。是的，庄河农民画，丰而不杂，美而不恹，每一幅画的主调依然清晰、明朗，可知可感。
从熟稔的土地上
体察更久远的文明
我还想说到《出海》、《满载而归》、《洗浴》等作品怎样在人物的夸张与装饰的规范中找到和谐；《七贤迎春》、《夏午》、《选种子》等作品怎样在传统民间艺术中恰到好处地融进中国水墨画的元素；而《守护者》、《斗牛图》、《打场》，无论构图、意境、叙述语言，都折射着当地生活习俗与神话传说的烙印。
在都市水泥与钢铁的碰撞以后，在灯红酒绿的眩晕以后，在轻歌曼舞的甜腻以后，我们懂得农民画的珍贵。我们需要农民画，需要农民画以自然真纯的况味，清新、质朴的情调，来弥补我们内心匮乏和缺失的灵性，唤回对自然、对天籁唇齿相依的感觉。
庄河画还不到无可挑剔的时候。有人善意提出，庄河画“在艺术表现上还显得较为粗糙，文化内涵也较肤浅”（见７月２５日《中国文化报》）。我在认同这个批评的同时，尤其希望庄河的农名画家们从自己熟稔的土地上抬起头来，瞩目更宽广的天空，体察更久远的文明，较快地完成由感觉向感受的升腾，由形而下向形而上的过渡与平衡。
庄河文化馆馆长王善利说，一本内容更丰富、体裁更广泛的《庄河农民画大观》（暂定名）即将出版。我们期待庄河农民送给我们的这道芳香四溢的“农家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