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11709-1784）有一名言“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当然，他这里说的“爱国主义”指的不是一个公民对祖国的赤诚无私的热爱，而是当政者历来惯用的、那种名为爱国实为己利的“爱国主义”。这种牌子的“爱国主义”我们已屡见不鲜。比如有人，常常裹着美国国旗为外衣，却无时不在诋毁我们的国旗所代表的真正价值。
还有另一种爱国主义，它从不膜拜国旗，却始终如一地效忠于我们国旗所代表的两个伟大原则：民主和自由。
美国：个人至上，而不是多数至上
人们今天常常将民主和自由作为同义词使用，其实它们不仅不同义，相互间还有不可避免的内在冲突。民主指的是人民对有关民生的决定应该有发言权。他们应该有权在公平选举中，投票选举公共官员，挑选政府和以多数原则通过政治决定。
而自由，指的是即使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也不是什么都可以由多数决定的。人有生来就有的权利，有即使是多数人都不能剥夺的权利。比如，我们国家白人比黑人多，但这并不意味着白人就可以剥夺黑人的投票权。政坛上大多是男人，但是不是因此妇女就应该是二等公民呢？有的宗教比其他的有更多的信徒，但是不是就可以逼迫其他的教徒改变信仰呢？
过去，追求自由往往意味着与国王或皇帝的抗争。美国建国后，自由的含义第一次包括了对民主权力的法定限制。《民权法案》说的就是，即使民主也不能是法力无边的。在它划定的禁区之中，个人至上，而不是多数至上。赋予自由这个崭新的含义，是美国对世界的一个独特贡献。
在美国，许多人已经不懂得《民权法案》在怎样地保护着他们。更有甚者，当今出现了许多对我们这种理想的解释上的本质分歧，比如，什么叫爱国主义，公平和自由。诸如以下问题：
●两个人中谁是真正的爱国者：一个人要立法用法律强迫你向国旗脱帽致敬。另一个
人说，我们国旗代表的，是不向国旗，不向多数人或政府认为的所谓的“正统”的政治或
宗教屈膝的权利。
●公平：我们对非裔美国人几个世纪的不公正待遇，是不是应该以优待政策来弥补？
还是说现在这已成“逆向歧视”，而到取消优待政策的时候了？
●公正：我们对错判无辜的顾虑，是不是要求我们，即使对最骇人听闻的犯罪的审判
，也要严格遵循法律程序？还是这种顾虑，已经成为我们治安和打击犯罪的绊脚石？
●宗教：宗教自由是不是要求严格的政教分离？还是只要不厚此薄比，政府应该被允
许帮助教会？
●司法独立：在过去三十年中，联邦法官多次以宪法为武器，限制政府权力而保护普
通百姓。这些法官不是民选的又是终身的，凭什么来管制民选政府？
所有这些问题很容易让人糊涂，也深深地分化着美国大众。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往往反映着对美国价值的不同信仰。这里想要说明的是，美国价值就是个人自由，而正是为了个人自由，1791年《民权法案》才被写入宪法。
美国价值，追溯其根基，并回顾其发展进程，《民权法案》——美国宪法修正案前十条——是这个进程的开端和最重要事件。最主要的公民权是这样几个：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公正审判权，和人人平等的权利。
我们需要用缔国者的眼光来审视当今的社会争论。那时美国人的世界观，就是对自由的不屈的追求，和这样一个信仰：政府第一位的和最崇高的职责，就是保障个人自由。
然而如今，这个眼光好像有些过时了。取而代之，我们听到许多这样的议论：“这个权那个权太多了”，我们要“重建”政府权威。调查发现，现在美国的大多数竟然不一定会支持《民权法案》。或者说，人们已经不懂得《民权法案》在怎样地保护着他们。公众人士也常发这样的议论。六十年代后期，副总统SpiroAhnew说，美国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其实是反对许多宪法规定的公民权的。八十年代早期，JerryFalwell牧师说，美国有一个“讲道德的大多数”，他们反对许多公民权而想回复“美国传统价值”。Agnew和Falwell及他们所代表的运动，有这样一个错误假设：个人自由和社会利益，两者互不相容，坚持其一就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另一个。从这个假设出发，他们直言不讳地提倡，个人有多少自由，要由大多数人决定。支持这个观点的在八十年代中稳步增长，如今最高法院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在反映这个观点。
即使是民主多数，即使是民选官员，都不足委以全信.然而，这个国家的第一代公民们认为，个人自由是最根本的、最至高无上的、和最宝贵的社会利益。个人自由是社会利益的一部份。其实，个人利益就是社会利益。
在他们看来，自由的敌人，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不加约束的政府权力。权力是什么东西？权力是用暴力强行支配别人。如历史学家BernardBailyn所说，权力像癌细胞，具有贪得无厌地越界侵蚀和残忍杀戮之本性。个人自由是权力的天然猎物。早期美国人的两分世界是：权力和自由。后者脆弱而被动，所以一个要抑制，一个要保护，而两者永不可混为一谈。
权力本身并不是罪恶，但它是危险的。而权力主要在政府手中。对政府和执政者，个人自由，自然地不是其利益和兴趣所在。个人自由只是那些被统治者的利益。当权者从来不会提倡个人自由。他们的兴趣只在于扩充自己的权力。这很自然，但也很危险可怕。
美国早期公民们的这些观念，并不是源于什么学术理论，而是出于对人的自我膨胀之本性的实际观察和理解。今天，我们谁都承认，人对权力的引诱和吸引，是没有抵抗力的。正因如此，要保障个人自由，仅仅基于对官员们的良好愿望和做人良心的信任，是不现实的。
民主也不是对个人自由的足够保障。恰恰相反，人民的权力对个人自由的威胁，一点也不亚于国王的权力。如果个人自由是社会的终极利益所在，那么，公民出于自己的利益，无论对民选政府还是皇家政府，都要严加制约。即使是民主多数，即使是民选官员，都不足委以全信。
杰斐逊的蜕变：指望掌权者的自我约束只能是幻想
看来没有一个人没有人的这个本性缺陷。即使像托马斯·杰斐逊这样的个人自由的先驱者，当选总统后就远不那么值得尊敬了。
LeonardLevy告诉我们：杰斐逊曾支持宣誓效忠，曾许可拘押政治嫌疑，曾起草一个无需审判就可判罪的法案，曾敦促对煽动谣言罪的公诉，曾违反（译注：关于限制政府抄家搜身的）宪法第四修正案，曾饶恕军事专制，曾在和平时期动用战争用部队，曾审查读物，曾根据政治观点挑选教授，还曾赞同只要目的不错就可以不择手段的观点。
杰斐逊的蜕变是自然的和意料之中的。也并不能因此就说他是一个虚伪的小人。只是因为他手中有权后，为了追求那些他自以为是政府的“宏伟事业”，脑子一热，就忘记他曾经那么坚定地倡导过的自由主义理念了。
今天了解杰斐逊的阴暗面，我们也许觉得吃惊。但独立战争时期的革命家们，对此不会感到一点奇怪。这正在他们对人的本性的了解的预言之中：对任何掌权者都不能委以信任，都不能指望他来保护百姓的个人自由；指望掌权者的自我约束只能是幻想。权力，无论出于多么良好的愿望，无论怎样自称忠实于自由，只能靠法律来约束。Ｌｅｖｙ的结论是：自由意味着“国家机器这条野兽，必须用一个《民权法案》来套上镣铐和缰绳。对自由的保护绝对不能依靠暂时的多数票或某个当权者。”
这就是早期美国人的理念。他们深知，虽然政府是在公民的认可下组建的，它仍不免是公民的敌手，而且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敌手。所以，光说公民有批评政府的言论和信仰自由是不够的，必须白纸黑字地，明文剥夺政府限制这些公民权的权力。所以，《民权法案》的条文大多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国会不能制订法律来限制公民的某某权利”。在这种理念下，二百年前的今天，《民权法案》被接纳为刚刚出台不久的美国宪法的一部份。
正如早期美国人所再清楚不过的，在权力的巨人面前，公民权永远是无力的弱者。将来公民权在美国之存亡，最终取决于公民们自己的意愿。
正如法官LearnedHand曾经说过的：“自由活在每个人的心底。如果它在那儿死去，没有一部宪法，没有一条法律，没有一个法庭，能让它起死回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