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没有运动员不想获得奥林匹克金牌的，同样的,对于一位科学家来说，没有一位科学家不想获得诺贝尔奖的，但是遗憾的是,中国近百年来，与诺贝尔奖一直无缘，但是最近一条消息被炒的沸沸扬扬，说中国的科学家在六七十年代曾经两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这个件事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呢？今天我们就为您请来了这件事的主人公，邹承鲁先生，同时他也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化学界的泰斗。
邹承鲁，中国生物化学界的泰斗，有人甚至发过这样的评论。在中国，学生化的只要一提起邹承鲁，几乎没人不知无人不晓。之所以赢得这样的赞誉，是由于邹承鲁在上个世纪60年代作为主要参与者之一，完成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研制工作。这一重大发现，当时在国际上的影响，丝毫不亚于中国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而成为人工改造生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主持人：人工合成胰岛素是在1965年研制成功的，你还记得最后测定的那一天，也就是在实验室成功那一刻的情景吗？
邹承鲁：当然记得，最后的实验是在一个房间里进行的，因为房间小，所以参加这个工作的人没有很多。
主持人：当时有几个人呢？
邹承鲁：当时只允许三个人进那个屋，其他人都在外头等，等他们里头实验成功了，门开一个缝，跑出来就说成功了，那么大家都跳起来了。
主持人：那一刻，当大家都跳起来的时候，你最大的一种感受是什么？
邹承鲁：终于完成了。
主持人：这项课题是1958年上马的，按当时的国情，条件应该是比较差的。所以你是不是也遇到很多困难？
邹承鲁：是相当差的，不过这个工作还是得到了领导很大力的支持，在经费上各个方面都给予保证。
主持人：所谓差的条件和国外比，当时相差有多少呢？
邹承鲁：那就差得很远了，比喻来说，好像是六十年代和现在的北京比吧。
主持人：60年代和现在的北京，有这样将近四十多年的差异。
邹承鲁：对。
主持人：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你们当时提出这个课题的信心又在哪里呢？或者说当时是不是有新的科学发现或者见解让你有一定的把握呢？
邹承鲁：没有，是一股热情。
主持人：那您觉得在这样一个年代，科研成果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邹承鲁：是努力。
在40年前蛋白质的合成，哪怕像是像胰岛素这样的一个仅含51个氨基酸残疾的小蛋白也是件令人生畏的事，因此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主持人：当时的新闻报道是这样说的，人工合成胰岛素它重要的价值，就是在于它是世界上第一次打破了生命与非生病的界限，是由实验室代替了生命体，那么当时在实验室里，你是做了多少次的实验？
邹承鲁：好像并不是很多，因为一开始就走对了路，我们是很仔细地查阅了文献，查阅人家做过的实验，人家是怎么失败的，我们想的失败原因会在哪儿？因此找对了路，在我脑子里记得好像是……经过的实验次数并不是很多，有些地方报告什么600次、800次，我记得没这回事，第一次成功了不是像后来得做得那么好，但是毕竟路是走通了，以后就是怎么样改进，走得更顺利一点，得到的产量更高一点罢了。
主持人：那按您的说法，好像研究出来(人工合成胰岛素)很轻松？
邹承鲁：也不能说很轻松，做起实验来，也许不是 ，实验次数不是太多，但事先想到怎么样走能走通呢，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主持人：不管你做实验多也好，用脑也好，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特别枯燥，作为科学家，你是靠兴趣还是毅力呢？
邹承鲁：兴趣是第一位的，你要想要干它你才会去好好干它，你要不想去干，你会好好干吗？做任何工作都一样，再说你对自个儿做的工作根本不感兴趣你会好好去做吗？所以我想兴趣是第一位的，有了这个兴趣以后你才会去好好干它，你干这个科学研究工作之后，每一步的成功都给你很多的乐趣，很大的安慰？
1965年，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工作完成好，当时就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在国内广大公众对此一无所知，近年来，许多媒体重提旧事，纷纷指出这一成果，当年就差点儿获得诺贝尔奖，而邹承鲁作为主要当事人，更被媒体称为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人。
主持人：工作完成后，也就是一年以后，诺贝尔奖化学委员会化学组组长Tiselius，刚好来华访问，那么当时他说过一句话，给您的印象非常深刻，你们可以从教科书中知道怎么造原子弹，但是你们绝不可能从教科书中学会人工合成胰岛素，这样的评价应该说非常高的，当时人们很自然把他来访与物色诺贝尔奖候选人联系在一起，我想知道你当时有没有想过，这项研究成果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邹承鲁：做的时候没有想过，假使一个人做科学研究工作，他做工作就老想得诺贝尔奖我想他永远得不到。
主持人：我觉得没有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他不想获得奥林匹克奖牌，也没有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不想获得诺贝尔奖的。
邹承鲁：当然不能说不想，但是不能说是想的就是把它放在第一位了，搞科学是第一位的，得奖是第二位的，我觉得现在炒作过头了。
主持人：你曾经在国外留学过，在剑桥你是怎么看待诺贝尔奖的呢？
邹承鲁：在国外对诺贝尔奖也没我们看的那么重，也许他们人比较多，得奖人比较多，特别是剑桥，是诺贝尔奖的大户。应该说，在马路上在实验室走走，动不动就可以碰见一个，我办公室挂了一张照片，是我有一年，带领中国生物化学代表团去访问英国照的一个相片，六个英国人吧，六个人中三个诺尔奖获得者。我想一个科学家他应该是真正热爱科学的，真正热爱科学才能够把科学搞好，假使是为了名利去搞科学是搞不好的。假使你是为了热爱科学，是为了探索真理去研究科学事物，也许有一天你就真能得上诺贝尔奖。
(邹承鲁在工作单位)
邹承鲁：我的学生差不多都退休了。
学生：就先生还在这干。我们也快退休了，但是老先生还得干。
邹承鲁：我是退休嫌闷得慌。
学生：其实搞科学的就是这样，他也不求什么，就求一个能干自己想干的事的环境。
主持人：现在又有人说杨振宁教授在文革后期，向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推荐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成果，中国申报了四个人，但是按照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规定，单项科学奖最多不能超过3个人。
邹承鲁：只允许三个人，不能够超过三个人。
主持人：中国的科学家又一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那么您对这件事了解有多少呢？
邹承鲁：因为是知道他会推荐，所以聂荣臻就又开了一个会，在北京开的，讨论推荐什么人，那么这四个人也是开了多少次会议，经过各个单位提名，最后平衡得到的结果，所以就没法再改了。
主持人：难道当时我们就不知道四个人就肯定不能过吗？
邹承鲁：知道是最多三个人，但是是不是能够破例不知道，三个是不是铁定的三个，也不过就多一个，当时想，就是过去没有这个先例，但是，是不是就绝对不可以，当时并不是很清楚。
主持人：你还记得人工合成胰岛素成功以后，66年的时候，另外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奖者Kendrew教授来到中国，当时他说他是在英国最黄金的时间看到这个消息的。
邹承鲁：具体他是这么说，他在BBC，就是英国的广播电视台，BBC的黄金新闻时间播发这个消息，他是在那儿知道的，他相信几百亿美国人都会在这个节目上看到这个消息。
主持人：而当时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您刚好是做他的翻译。
邹承鲁：对。
主持人：但是我知道您和他在剑桥大学的时候就认识，可是他那一天居然没有认出您。
邹承鲁：没有认我来。
主持人：没认出您，是不是您当时的形象和您在剑桥的时候也有挺大的改变了？
邹承鲁：当然当然，那一身破烂布制服，还特别挑选一件旧的。
主持人：为什么要挑一件旧的呢，要特别呢？
邹承鲁：像个翻译，像一个简单的翻译，不像一个科学家。
主持人：你当时作为一个翻译，面对这么大一个反差，你当时心理是怎么感受的？
邹承鲁：你别忘了那是文化大革命，让你去当翻译，已经算是怎么说很对得起你了，到后来呢Tiselius来的时候，接待组里就没有我了。
主持人：都不让去见了。
邹承鲁：不让我参与接待了。
主持人：如果我们用酸甜苦辣来形容人的这种正常的一种心理感受，你当时心里是什么感觉？
邹承鲁：这个也无所谓，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脑子不想这这些，脑子就想着文化大革命明天要贴我什么大字报，我怎么回答,就想这些问题。
今年已是80岁的邹承鲁平常还照常上班，只有周末才在家休息，对他来说，过去失去的时间太多了，邹老有一个习惯，每个月都要阅读十几分世界一流的学术杂志，据说在文革靠边站时也没中断过。
主持人：你曾经说过，你可能一生最遗憾的时候，就是从51年回国到文革结束，这25年当中，你大概只有断断续续10年做研究。
邹承鲁：对对，这个十年还不是连续的，还是断断续续的，连续工作不间断的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工作特别是搞生物科学需要一定的积累，靠灵机一动就有重大发现的情况，19世纪也许很多，二十世纪就很少了，现在都二十一世纪了，我想更不可能了。
主持人：那你觉得您今天能出成果，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邹承鲁：坚持不懈，努力工作，全身心投入。
邹承鲁常年患糖尿病腿脚不便，但他的思维因他一生勤奋的思考依然清晰严谨，总结自己一生做学问的基本原则，邹承鲁归纳为，努力追求科学真理、跟踪最新发展前沿、不断提高水平、勤奋工作、月不自满。晚年的邹承鲁告诉我们，形成这一思想，与他中学到研究生时期的所有老师的教导密不可分。
邹承鲁：谈老师要从中学谈起，高中是在重庆南开中学，那时候几位老师对我影响都很大，我特别是记得清楚就是化学老师，他是一个山东人，一口山东普通话但是特别风趣化学这门课程，他教的非常有深度、非常有兴趣。我心我上大学之所以念化学系受他影响很大。
主持人：如果不是他生动的讲课，您可能未必选择学化学了。
邹承鲁：对，我在高中感兴趣的学科很多，我对数学原来也挺感兴趣的，但是数学老师就讲得比较，也不能说他讲得不好，讲得比较干燥。所以学生就觉得这门功课很有用，但是并没有对它特别感兴趣。
主持人：那我们知道您是从西南联大毕业的，那这所大学的应该说是一所非常特别的大学，甚至应该说是传奇，其实应该说我们对这所大学应该是也比较了解的，但是今天呢，我还想听听您对母校是怎么评价的？
邹承鲁：西南联大我想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它三个学校合并起来，名教授特别多，还有一点他是民主空气比较浓厚，再加上它在昆明，离国民党统治中心比较远，五所以国民党的控制不像其他地方那么严厉，允许它有一定的民主和自由。西南蓝大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两点，我想也许是梅贻琦说的话吧，他说一个大学好不好，不是看它有大房子，不是看它有这样那样的设备，而是看它有没有好教授。
主持人：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生物化学今天看来还都是科学的前沿，那么您说的老师杨石先，当时就为您确定了这么一个放心。
邹承鲁：不是他确定，是他讲得好，我自己选定。
主持人：那至今生物化学是您一生研究的方向，是不是您还非常感激这位老师呢？
邹承鲁：当然，我特别感激中学的几位老师，他们是默默无闻的，我想吴有训、杨石先都是名科学家，不用我说人们就都知道，而中学那些老师呢！别样那么多学生，包括现在知道的朱光亚也是他们的学生，我们同班同学。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的名字现在逐渐被人忘记了，所以我特别讲中学这几位老师。
主持人：作为一个老师，他对学生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呢？
邹承鲁：言教、身教、引导、不是说你将来得给我干这个，他说他做的，让你觉得他说得对，就跟着他去做了。
大学毕业后，邹承鲁考取的公费去英国留学，他有幸进入了在当时生物化学领域最主要的研究中心之一的剑桥大学，回忆起那段时光，邹承鲁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明白了要想在科学上有所成就，就需要一个人贡献自己的全部生命。直到今天他人告诫他的学生，仅靠每周40小时的工作，而没有废寝忘食地全身心的投入的精神，也是不可能成成为一个好科学家。
主持人：我们知道您的治学态度、科研作风和科学精神，都与您在剑桥念书那一段可以说是不可分割的，那您是在那里念的研究生，最后读完了博士学位，那么我想有一个人，在您的一生中都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您的导师Keilin教授，那么当时您去剑桥的时候，他已经60多岁了，您觉得他的一种什么样的工作状态让您特别干对。
邹承鲁：就是他的敬业精神，热爱科学努力工作的精神，那我到那时候他大概是60岁左右的吧，我是他最后几十个学生之一，他身体不好，有哮喘病，常常在实验里吃药喷，往喉咙里喷什么东西，可是他是每天必来，并且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每个星期要给他交报告，每个星期要交报告，至少对我这样，对其他学生我想也是这样，星期六那时候是五天半工作制，星期六中午之前给他，他下个星期一定找你，你这个报告都什么问题，都给你指出来了。
主持人：也就是说他一定是在周末工作？
邹承鲁：一定在周末他是工作的，再有就是严格，每一位学生发表每一篇文章，不管他署名不署名他都要看过，他不但要自己过，他学生多了，他找个老学生先看，老学生看了过你提出意见让你去改，改完了之后他再看，看之后他再批意见再改，一篇文章从写到发表反复总是好几次，最后他认可了，他允许你去投稿。
主持人：您的定第一篇论文是发表在英国非常权威的，也是当时世界很权威的《自然》杂志上，当时Keilin教授的一些做法，怎么会竟然让意想不到呢？
邹承鲁：这个工作题目是他给的，大概怎么做他都跟我说过，不过我去执行了就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工作进行的比较顺利，所以没给他找什么麻烦，最后写完之后，工作完成写了论文之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么来回好多次，最后呢，我当然是把最后的稿子给他的时候，我当然把他的名字放在前头，他拿起稿子一看，他提起鼻就把他的名字划掉了，他说你自己发表。他这一句话虽然说我自己发表，但是从他的实验室出去的，杂志编辑部都知道，从他那儿出来的稿子他一定看过的。他这个态度我是受益终身，我对我的学生我也是这样，假使我不是真正在他工作当中起到作用了，光是给一个题目你做去吧，假使这样的情况，一般我也不署名，这是我跟他学的，我最反对有些实验室(负责人)现在学了美国人叫老板，在他手下的人，不管做什么工作，不管他有贡献，没贡献，不管他知道不知道，熟悉不熟悉，一律把他的名字写在上头，有的时候还写在前头，那么这样的老师有时出了事你自个儿就倒霉，假使学生出了什么错，你的文章有问题，有时候要骂起来首先是骂起导师。因为导师是知名人物，学生只是个学生。
主持人：你在剑桥期间，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当时实验室里没有冷室所以有的实验只能通天在楼顶上进行，而Keilie教授非常强调，就是要在简单的条件下，创造出最优秀的工作，当时您的实验室应该说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实验室之一，那么今天你是不是还同意Keilin教授的观点呢？
邹承鲁：他的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就是科学上能够做出重要的工作，最重要的是科学思想而不是设备，这话原则上是对的，但是不能推之于极端，有些设想没有一定的条件也实现不了。
主持人：我发现在您的办公室里挂着Keilin教授的照片，可见您对他这个情感，其实你离开剑桥已经50年了，我想这50年，这张照片从来没有离开过您，是不是一看到他您就感觉到获得一种力量。
邹承鲁：对，我想到他，就想到他对科学的敬业精神，想到他对科学的严谨性，对学生的宽容，这都是我要努力做到的，努力学习。
邹承鲁是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的。1948年，刚刚获得硕士学位的一名中国女士来到剑桥，她就是李四光的女儿李琳，邹承鲁和李琳在异国相爱，并于1948年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此时李四光夫妇正在英国考察，他亲自主持了女儿的婚礼，在邹承鲁的记忆里这是他们家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同李四光为中国找到了石油一样，邹承鲁为新中国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做出了贡献，他们一家三口在地质学、生物化学、物理学三个领域各有建树，在教书育人上同样功勋卓著，他们同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在中国科学界可谓独此一家。
主持人：您的岳父是李四光先生，他是在1950年回国的，他回国是抱着科学报国的心态回来的，您是1951年回国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呢。
邹承鲁：你们年轻人可能不会理解，因为在这个旧社会过来的，就知道旧中国那时候的那种情景，总希望中国能够有一天改变面貌，能够想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
主持人：您觉得您这种爱国的情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或者是受了什么的影响？
邹承鲁：我想从小学就开始，我对现在的教育我有一些看法，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学教的太少，我想我的爱国情怀是在学中国历史，学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头得来的。
主持人：所以您的爱国情和当时的中国传统教育有很大关系？
邹承鲁：我又要讲一个故事，我有一个日本朋友也是一个科学家，那时候我还在上海，他到上海来参观我们的实验室，参观完了他说我要去苏州，我说你为什么要去苏州，他说我自小就知道“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波到客船”这首诗，所以不但要去苏州，我还要到寒山寺去，还希望在寒山寺住一晚上。
主持人：还是一个外国人。
邹承鲁：我把他送走之后，我随便就跟几个学生谈谈，我就跟他谈起这个事，在跟我谈话的学生当中，差不多有一小半不知道这首诗。
主持人：那你发现他们不知道这首诗的时候？
邹承鲁：我就觉得现在的中小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教得太少了。你假使不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历史上这样一些优秀东西，你怎么会爱国呢？
邹承鲁说，他成长在一个黑暗而苦难的年代这是一个在风雨飘摇中的国家，于是中国自己的文化给在黑暗中千千万万的孩子提供了滋养，给他们心里生长起不灭的爱国主义情怀。
近年来80多岁的又一次成为新闻人物，他频频出现于媒体及公众面前，成为受人尊重的科学打假斗士。
邹承鲁：很高兴能够跟大家见面，并且讲一讲我对于科学道德有关问题的一些看法，我想这些看法在这里跟大家谈，我觉得非常重要，一个就是科学工作违规行为的表现，违规行为第一条呢，伪造学历、伪造工作经历，现在提倡高学历就产生这样一些副作用，最可怕的不是一些假文凭，而是假的真文凭，第二部分呢就是…
邹承鲁总结里了科学界学术腐败的七大怪现状，伪造学历经历、抹煞别人成果、篡改数据、伪造成果、抄袭其他人成果，为商业广告做不符实际的宣传，他用羸弱之躯，奔走于京沪各研究生院，呼号于各大媒体，为此这位一生务实严谨的老科学家被评为新闻人物。
主持人：您说您一生做学问做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努力追求科学真理，避免追求新闻效应，但是最近几年，我们却常在媒体上看到您的名字，而这些和您的研究成果没有关系，难道这和您一贯的主张是一致的吗？
邹承鲁：我现在之所以有时候在报上出现，我想是主要是为了宣传。不是宣传我的科学上的成果，这个我不希望他们宣传，他们也没有宣传，我是希望能够宣传我对科学道德的看法，这个我倒希望他能多讲，因为我觉得这个风气太不令人满意了。
主持人：所以最近这些年，你发表了很多文章多都是有关科学道德的，但是其实你最早起初这个观念的时候1981年，而那个时候正是我们所讲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也就是说您正好可以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科研当中，在那么早的时候就提出科研道德，而那个时候就是不道德现象还不明确，你怎么会这么敏感了。
邹承鲁：已经有了，并且是没有得到影响得到的处理吧，所以我才约了几位那时候叫学位委员一块儿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主持人：81年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天过去了，但您过去的担忧现在可以说是愈演愈烈，怎么来遏制这种严重的现象呢？
邹承鲁：我想首先一点要增加透明度，有什么事不要捂着，这些现象揭发，不是我们自个儿的曝光，而是靠网上，没法捂他，大家就知道了，我们应该自己增加透明度，不要去封杀这些网站，让它说，说了之后我们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样渐渐就会好，这个现象你说完全绝迹一点都没有也不可能，人家科学发达的国家这种事也是有的，但是他们都暴光。
主持人：也就是说您觉得舆论的监督是很重要的。
邹承鲁：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美国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出了一个丑闻，出了丑闻之后，报上照样登，报上照样登了之后呢，使这位先生不得不辞去他担任的大学职务，我们现在大学校长也有干这种事的，但是我没看见他辞去大学校长职务。
主持人：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您这个呼吁不是说非常突出很明显。
邹承鲁：是我觉得很遗憾，所以现在人家要报道我我一般不拒绝，我希望在这借你们这个场合多少做一点这方面的宣传。
主持人：那地觉得除了舆论监督还有别的方法可以遏制这种现象的发展吗？
邹承鲁：那么这个要靠教育了，要在学校里讲起，所以学校的导师如果自个儿这么干的话，那这个后果就太严重了，特别是大学校长这么干，真是无法想象。
主持人：为什么科学腐败的现象愈演愈烈有这种弥漫之势呢？
邹承鲁：弄虚作假的有他有利可图，而从我们整个国家的管理来说吧，缺乏透明度，弄虚作假的人可以逃脱惩罚，而老老实实工作的人得不到奖励，这样子自然就会愈演愈烈，假使能够增加透明度，干坏事的让大家都知道，那么这样子他即使得不到处分，至少得到舆论的谴责。
主持人：那假如说这种现象不能得到及时的遏制，将来的后果会是怎么样的？
邹承鲁：后果很严重，将来变成好好做工作的得不到支持，而这些靠剽窃、靠作假的人把我们过程的资源都占掉，那么我们过程的科学就会越来越糟。
主持人：直接影响到国家科学的发展。
邹承鲁：影响到国家科学的前途。
主持人：最近我们在网上看到核算风波、包括三大基因库的炒作，以及这个人体器官克隆，你可以说连续打了三个战役你能谈谈这些事吗？
邹承鲁：这些其实还是次要的，商业炒作其实其是次要的，要是真正严格说起来的话，事情就多了，要说这种事还要从水变油说起，水变油这个事有十多年了吧，最早我是在报上看见，后来呢有一个知名大学十位教授有一封信有一个材料寄给我了，就是说他们亲眼目睹了水变油的实验，那么这个材料我觉得很可笑，看过我就丢到字纸篓里，后来报上继续炒作，我就后悔当初不该把这个材料丢在废纸篓里应该把它保存起来，现在把它揭发出来，给大家看看，看看这些指明大学的指明教授，怎么样对待这种商业炒作的，十价教授里头还有一个化学教授，一个教授能够昧着自己科学的良心来说这种事，为商业做这种炒作，这真是，科学道德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主持人：没有尊重这个科学事实，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直接造成最大危害是什么？
邹承鲁：对老百姓来讲就是一些健康广告了，像核酸营养什么的，老百姓就上当去买去吃，吃了没用是小事，也有少数可能会吃坏了，因为核酸这东西不是人人能吃的，有一种痛风病，痛风病人就不能吃核酸，不能多吃，吃了就会加剧他的痛风病，你不做这些宣传，不做这些说明，光是做正面的宣传，这些人就会吃坏了，对人民的健康有影响。
主持人：但是老百姓却花了很多金钱买这些东西。
邹承鲁：我还跟另外几位院士，包括何祚庥、王大珩还反对过频谱仪。它起的作用跟红外灯照是一样的，可是它加上一个频谱仪，加上一个好听的名字，卖得要买红外灯要贵很多。
主持人：看来像这样的现象很多。但是为什么，站出来说这种事的科学家会却很少呢？
邹承鲁：哎呀，这个是两方面的问题，一个科学家不愿意花这个时间，第二个可能是，就是他说了，媒体给不给他登也是一个问题，这个责任其实不应该落在科学家头上，应该落在行政部门的头上。
主持人：一个人得罪人的时候，如果是为自己的利益那是一回事，但如果说他是为了一种精神，像您是为了科学道德去得罪人，那么反过来当您面对别人对您的反击的时候这个时候…
邹承鲁：他们不过是说说而已，这个过去有就算了，不去理他就完了，但是呢，我现在年纪大了，我自个儿在物质上要求也没有什么了，该选的该当的也当了选了上了，我当院士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可是呢，有些人因为是我得罪过的人，拿我没办法，就把气撒在我的学生体上，他们还年轻，他们要申请基金，要申请研究经费，这些都要通过人评的，这时候他们就常常跟我抱怨，说你少说点吧，客气一点吧，要不然他们气都撒在我们头上了。
主持人：那你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怎么想呢？
邹承鲁：哎，怎么办呢，我说我也不愿意得罪这些人，可是该说的话还得说啊，还好我这些学生都挺理解的。我觉得对国家科学的健康发展也许还有点好处，能够起来道路一些作用就好，哪怕一些已经在这个路上走了很远，不会回头，但对于年轻人来进，使他们将来能够看清楚这些事，自个儿不做这个事，那我就达到目的了。
这座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已连续十年被评为A级国家重点实验室，没有气派的自动大门，没有花岗岩的墙面和大理石的门柱，但是在他的二十多位工作人员中，但有五位中科院院士，八位研究员，作为实验室首任主任的邹承鲁始终强调，这里是科学的前沿来不得半点虚假。
主持人：您在提倡科学精神反对学生腐败的同时，我注意到，听在政协会议上还有很多公开的场合，一直大声呼吁中国教育改革的问题这么说你也是看到他两者之间的一种联系。
邹承鲁：对。
主持人：您把这些学术腐败和教育联系在一起，是不是您觉得他能起到治本的作用？
邹承鲁：应该是这样，我就想从上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对我一生的影响，对其他人也应该类似之处，要在学校里没有养成这种习惯，以后大了自然会不重视这些事情。
主持人：您提出过教育界的两个最大的弊端，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是灌输式的教育，不提倡这种独立思考精神。
邹承鲁：现在在学校里头比较少给学生自己发挥的这个机会，就是怎么教怎么记，怎么背怎么考，升学就看考得好不好，换句话就是看背得好不好，没有自己发挥自己独立思考的这个机会，也没有这种考验，不但在科研上，在所有的东西上要创新，对创新这种这完全是背道而驰，假使老是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的创新精神永远谈不到。
主持人：而所谓一个科学家来说，这种独立思考可能是最重要的。
邹承鲁：独立思考最重要的，敢于怀疑前人所说的一切，当然不是随便怀疑要有根据。他(李四光)，也是十分敬业我知道，反正我活着我这个屋子我还得管管，哪天我不在了，我女儿会不会管下去我也不知道，我希望他们两个孩子(外孙)上大学之后，我女儿回来跟我在一块儿，最后几年我能够跟她在一块儿。
当年邹承鲁的老伴在世的时候，他们在家里相对而坐，各自面前都放着一台电话，工作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都看不见，这对夫妇相处的时间多半是这样度过的，老伴去世后邹承鲁就把自己的工作地点搬到了生化办公室，现在陪伴他的是远在美国的女儿和外孙的照片，还有实验室的学生们，当然还有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生物大分子的研究工作。邹承鲁在回顾自己50年的科研工作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结束语，我自己确信如果我有再生活一次的机会，我仍然进选择科学研究作为我们的终生职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