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行为艺术"在今天的前卫人士看来，是一个载负着机遇与后劲的行当；在中国民众眼中，似乎更象是隐藏了无数闹剧的把戏。因为长期的地下状态总使人民在一万八千丈外隔岸观火，本来沟通就少，加之精英们潜意识里抱定了"我是精英，你是傻逼"的态度，以至于敌意重重。其次，当整体上政治意识形态开始松动，行为艺术的公开演绎在局部地方得到了媒介、政府的默许时，一些盲目以 "大跃进"式的心态在许多城市上演的行为表演，以事件的特征异化了中国行为艺术历史上诸多有效努力、尝试在公众层面的可能性。
今日的中国先锋艺术界，在面对"做"时好象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只要做了---有影响了---就成功了。却无暇反思：究竟我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其中有哪些途径？哪条途径较有意义、价值、也更具责任感？会不会这件事情做了还不如不做！？而不仅仅是象内急了占茅坑一样头脑发热地想到： 快快快！自己不占别人就会占，就来不及了……等占到一个理想的位置后，再去"高姿态"地表达善心、表达责任感不迟……这种心态，相比《雷雨》中的周朴源---为积敛财富可以不择手段，"扶正"后却准备以道貌岸然的脸孔对人群指手画脚---有何本质的差别？在利益分割、势力重组的中国当代，持类似观点的大有人在。滑稽的是，在这个自诩前卫的场中，不少人急于利用艺术表面的模糊性，将此心态与所谓"新人类"接轨，幻想着进入"崭新"的龟避。
不管有无"观念"一词的强调、重现，我都认为，今天的行为艺术---是需要寻求一种务实的"真"的。然而，自从步出80年代，在文人心理还太多文饰的时候，90年代明白无误的买卖、功利的需求业已使绝大部分的探索与交流置于一个伪饰、可疑的平台之上。按理，我们不应抽离眼下的时代将其视作特殊---但每个时代仍旧需要顽强、正直的艺术斗士去不断抗争着人类的顽疾并始终保持独立、自由的人格探寻着。如果说这种态度是幼稚的话，那其它的一切所为则同样是荒诞可笑。但是，尤其相对现实社会的病态，我们的前卫艺术圈似乎正以着更加的病态与疯狂在"狠狠"的外表之下维护着脆弱、狭隘、私欲的自我。
文士们大多抱怨过---大陆解放后的30年里很难找到国家意志之外特立独行并有所表达的人，我们都哀悼过从鲁迅到老舍到张志新。然而，在今天随时随地摇动着"自由"大旗的先锋阵地，究竟有多少真正特立独行的人？是否只是牵制的主体由国家专制换成了资本利益以及更新一轮的世俗权力组合呢？！是否我们在口头拼命呐喊着 "不合作"同时，早已泥足深陷进了新一方功、名、利的沼泽地呢？！在此糊涂语境中急于奢谈中国先锋艺术走出本来就有些可疑的地下状态，很可能导致为世俗权力集团增加一个类似眼下流行乐坛的说唱班子。缺乏其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即缺乏了对社会、世俗权力的精神监督及平衡作用---这是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的。
时常有人用"西方的艺术群体也如何如何"来敷衍我们目前的尴尬。尽管今天一些二、三流的洋文人象盘距在信息网上的蜘蛛一般对本土的艺术活动暗施拳脚，但我恰恰不同意中国目前的艺术探索与相关意识还需要太去参照西方的现状。立足自身历史、人文成就及长期的苦难背景，我坚信中国正面临担当世界先锋艺术探索领袖的角色。当此之时，历史赋予群体探索的责任感却远远地未被我们正视。作为一个群体，其越来越强的趋势是将艺术的探索建立在买卖、结势的基础之上，我们竟仍沉浸、重复着隔壁老王家的彩电比咱家大了12吋的价值比较。
张洹是一位我很尊敬的行为艺术家，他有力表达了中国人的无奈与苦楚，并以坚强的个人意志积极升华了状态，不屈地显示了一个华人的自尊。而他的出走美国，却非什么国内的政治意识形态所逼，恰恰是一种对幻想中更大效益享受的亲和。类似语境下，能自得自在、轻松以身体语言创作行为艺术的马六明，近几年来一直没有作品问世，不知是否也有失去眼下既得利益的顾虑？张洹虽在美国创作了一些有意同国际接轨、场面铺排的行为作品，但我仍感觉从艺术的生命力而非某种个人幸福的角度---他不应该离开自己的祖国。以马六明的天赋，他完全能在当下人类的本性与世俗欲望的暧昧关系中探索得更广、更深。想到那出令人悲悯发抖的《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东村的行为艺术家们难能可贵的凝聚在了一个作品之中，凉风中，瑟瑟而苍白的躯体轻软地盖着野山坡……那是一段闪动着心光与泪水的艰难岁月，一个中国最让人怀念的行为艺术群体…….现在，亲爱的同志，你们在哪里？
今天，更多源自强烈"出位"意识的行为艺术作品不仅让普通老百姓、甚至让艺术同行们感到尴尬与恶心。
多年的文化人士通常会感慨："其实大家都不容易"。当它客观成为一种口头禅时，倒真该反省反省---什么是一个先锋艺术家必备的品质。象被王海引出的对打假的普遍关注：如果有人用红梅烟丝冒充"红塔山"，那烟客们可能会面临一包烟4块钱的损失；如果有人往猪肉中注水，那炒出来的回锅肉或许会丧失掉鲜脆的口感……现实中，很可能我们隔壁的老王就是卖注水猪肉的，楼下的小张就是卖假烟的，他们的小孩常和我们的小孩在一起玩耍，他们也爱来串门拉家常……某一天，工商局查处了他们，我们都可能自然地说："唉，其实大家都不容易"。但如果是对面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小姐们勾结一起，用假药延误或医死了病人，你会作何感想？面对这些光光鲜鲜的尤物，我们还能流畅地重复着这句口头禅吗？！先锋艺术的相关人士，你们有没有感到自己在一个价值体系重建时代的角色与责任？我们是否也同时在为人类的精神需求探索、研制着某种"药物"呢？！
中国的先锋艺术需要一群有意志、人格、耐力的人来执行，行为艺术也绝不是随便想象的儿戏。但我相信，只要放眼世界，重新审视大众生活，创作场所与机遇一定是广阔无垠的。
（二）
记得很早以前，一位北京的行为艺术家十分肯定地向我表述过这样一个观念：艺术就是给少数人看的。当时我在山高皇帝远的南方创作了大量行为，面对北京林林总总的专业机构，产生了一种寻求"文化认同"的欲望。既为"文化认同"，似乎和大众没多少关系，应该和以批评家、艺术家等文化人士为代表的精英群体密切相关。记得第一次是1997年，我带了很多的图片来北京寻求"认同"。
我一般不爱去谈作品的艺术性或文化含量，认为这是随历史、环境的变化自动生成的，艺术家最重要的是在创作时尽到自己的心力。我还习惯象个记者，去详细讲述作品的现场发生过程。由于每个作品现场持续的时间都很长，有2小时、也有3小时以上的，当我把上百张图片小心翼翼地铺排开来时，发现批评家们的态度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太多了，太多了…你看，这张照片就足够说明问题了"；"你讲的那些和艺术没多少关系，重要的是观念！"而且，他们几乎感受不到作品里那些日常、商业符号的背后与创作者私性仍旧一体的联系，似乎只有用最少衣服的肉体、用最少的材料才能表达最贴近人性的涵义。
我后来才想通一个道理："他们是文化圈里的人"。
以后，我听到了无数对艺术的自我演讲，看到了无数的观念（点子）泛滥，无数地围绕着观念--艺术家们在极短时间里面对照相镜头摆出种种姿态……作品完结，图片开始进入流通渠道。而过程--行为细腻、微妙、生动的过程在功利的进化渠道中，被淘汰掉了。因为这些是在批评家、收藏人、境外记者们的眼中看不到的。即或召集起一个现场表演，这种过程也演变成一种搪塞，演变成一种流行层面上的"秀豆"。
我想起了街头那些观众的眼神，他们多数都不是所谓的文化人，不是靠预约来的，甚至一开始只是以为看到了新鲜的把戏而驻足；每一次行为现场更象城市里临时聚集起来的一个家庭，人们从一开始的好奇、敌视、猜疑到逐渐被作品感染、打动，到心灵上的感应（一种实实在在的共鸣，它不需要从旁的文化诠释）。日常中，我和他们有着一样的世故、一样的疑虑、一样的苦闷、一样的困惑与莫名的希翼…但在现场，我却可以发自内心去积极、无私、袒荡地唤醒、唤醒---唤起他们内心中同样的反应，在现场与自己一道潜移默化地升华。我是如此地深爱着他们，象婴儿面对也许会去作妓女的母亲、酗酒不能自拔的父亲，或象青年面对可能自私而阴险的祖父。
新千年，在北京一些文化场所创作了有关知识分子流氓化的三个作品后，源至内心的勉强使自己倦怠、疏远了种种机会。我产生了疑问：人群（他人）难道只是自己作品中一道不求自来的风景线、一个面对买家可以指出的一个价值符号？那我不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骗子吗？！艺术家的使命不就成了一种贱格的标榜？猛然间，有了一种清醒的觉悟---我的艺术创作根本不属于目前的这个"文化圈子"。它属于我所热爱的民众！（当然，并非所有的艺术都要面对公众发生，但任何选择都不能妨碍艺术家的自由。）
也骤然感到以前那种对所谓"文化认同"的寻觅是如此的可笑，它代表了自己内心中对功、名、利以及狭隘认同的急躁追求。
在东西方种种特质化合的当下，中国人群中客观会出现这样的"变种"---他们在与人的交往中更倾向把他人作为自己的目的而非手段。这是以往受儒家文化影响入世的中国人难以做到的---他们眼中卢梭的《忏悔录》通常是难以理喻的，也极难有发自内心而未受制作污染的人格。我很幸运地发现自己在其列。也很幸运呆在北京的这段日子，它让我明白了自己的位置。包括那些同样认真的艺术同行与朋友们，他们给了我宝贵的爱与支持。
是回到广阔天地的时候了。
新一轮卓越之人，必不会因着名利、结势的逼迫急出一种"狠、断"的态度来的。除了自然感应着这个化合时代不同文明情绪、特质的冲撞，其内在也必定感应着这个价值体系重建时代的更多不调和--应其错位而尴尬，感其浮躁而颠慌，随其波折逐渐宽阔、了然，以至可以生成铩铩有力的海啸！
---给认真于艺术创作的同辈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