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光洙
李光洙（1892—1950），诗人、小说家、评论家、自由言论人，号春园，出生在平安北道定州的一户佃农家庭，1902年父母双亡后东渡日本，在东京当了一名书记员，因为官府弹压深重于1904年返回汉城。翌年，接受亲日团体“一进会”的推荐第二次前往日本，被编入明治学院，在读书的同时与洪命熹、文一平等人共同组织“少年会”，创办会报《少年》，同时开始发表诗歌、小说和文学评论。1910年从明治学院毕业，归国后执教于五山学校，不久他第三次赴日，入早稻田大学哲学系。1917年1月1日开始在《每日申报》连载韩国最早的近代长篇小说《无情》，开创了韩国小说文学的新纪元。1919年起草东京留学生的《2·8独立宣言书》，后流亡上海。李光洙曾参加临时政府，历任独立新闻社社长。
1921年李光洙回到韩国，与许英肃结婚。1923年加入《东亚日报》担任编辑局长，1933年担任《朝鲜日报》副社长，长期活跃于当时的言论界。在此期间，李光洙创作了《再生》、《麻衣太子》、《端宗哀史》、《泥土》等大量作品。1937年因“修养同友会”事件被捕入狱，半年后因病保释。从此在行动上倒向正式的亲日派，并于1939年成为御用亲日团体“朝鲜文人协会”会长，改名为香山光郎。8·15光复后因叛国罪再次入狱，虽经病释出狱却在6·25战争时期被绑架到了北朝鲜。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光洙生死不明，后来被确认于1950年病死于满浦。
除上述作品外，李光洙还创作了短篇小说《尹光浩》等，长篇小说有《异次顿之死》、《爱情》、《有情》、《开拓者》、《元晓大师》等。“选择同时代最先进的世界观，并将时代和人物的中心阶级典型化”，尽管其本人持如此观点，但他的文学观仍然是颓废而极端的。李光洙说，《无情》写的是“俄日战争期间睁眼看世界的朝鲜”，《开拓者》描写了“从韩日合邦到大战之前的朝鲜”，《再生》讲述了“万岁运动之后1925年左右的朝鲜”，而《群像》则是“1930年代的朝鲜的记录”。由此可以看出，李光洙心向往之的仍为现实主义文学。他就像一个殉教者，切身经历了韩国民族近代历史的屈辱，并敏感地以小说、言论、诗歌、随笔、游记等形式加以记录和表现。他的职业和身份虽然多种多样，比如教育者、言论人、民族运动家等，但其自始至终都是一名作家。作为韩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先驱作家，李光洙也被评价为启蒙主义作家、民族主义作家和人道主义作家等。时代氛围、社会条件和个人志趣综合起来塑造出了作家李光洙，他的早期作品为了启蒙人的个性和自由而鼓吹恋爱自由，拒绝早婚陋习，《无情》宣扬新教育问题，《开拓者》提倡科学思想，而《泥土》则鼓吹农民启蒙思想。比起他彻底对应社会实质矛盾的积极的一面，李光洙研究者们也检讨其因理想说教而削弱作品力度的否定的一面。另外，在历史的层面上，李光洙也因为亲日行为而成为变节知识分子的代名词。
二、《无情》
京城学校英语教师李亨植结束了下午两点钟的四年级英语课，顶着六月炎阳汗流浃背地去了安洞金长老家。金长老的女儿善馨明年要去美国留学，正在家里进修英语课程，聘请亨植每天到家中做一个小时的家庭教师。这天下午是李亨植为善馨上的第一堂课。
故事就从这里展开。东京留学归来后，亨植已经是一名当代一流的知识分子，但他自幼父母双亡，严酷的逆境使他变得性格内向，不善与女性交往。优秀而美貌的善馨恰恰与之相反。当天晚上回到宿舍后，李亨植意外地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朴英彩。亨植少年失怙后，爱国志士朴进士曾经像亲生儿女一样抚养过他，英彩正是朴进士的女儿，亨植则是朴进士早年为英彩选定的结婚对象。
但是朴进士倾注全部心血的启蒙运动却因为世人对开化文明理解不足而宣告失败，朴氏一族家破人亡，亨植不得不忍痛告别英彩。英彩投奔外祖母家却遭到歧视和侮辱，不得不孤身一人踏上平壤寻父之路，为了营救父亲和两位兄长，英彩卖身为妓。整整七年之后的一次偶然邂逅，英彩敞开心扉向亨植诉说了自己的全部遭际。李亨植感动得热泪长流，却又因为英彩成为妓女而心生嫌恶，另一方面也抵挡不住英彩身为美人的诱惑，为此苦恼不已，亨植陷入了对于善馨的爱慕和对于恩师之女英彩的义务这样难分难解的矛盾之中。正当亨植愤慨没有救赎英彩的1000块钱时，英彩一直为亨植坚守至今的贞操也被京城学校校长的儿子金玄洙夺去。英彩留下一封遗书，踏上了开往平壤的列车。
读了英彩的遗书，亨植泪流满面地一路追赶到了平壤，最终一无所获，只得两手空空地回来，却被学生误解为追随妓女，只好就此离开了学校。这当然都是金玄洙之流散布谣言的结果。失魂落魄的亨植出乎意料地从金长老家接到了善馨的婚约，亨植万般无奈之下也就接受了，并在订婚仪式之后与善馨一起做好了去美国留学的准备。
踏上自杀之路的英彩在列车上遇见了新女性金炳昱，并在黄州金炳昱家中逗留一月有余，在精神上逐渐摆脱了封建思考方式，向近代合理主义过度。在金炳昱的好言相劝下，两人结伴前往东京留学，却在火车上与留学美国的亨植和善馨不期而遇。于是，亨植再度陷入爱情和道义的矛盾中，在英彩和善馨之间产生了三角关系的不和谐音符。火车被困在三郎镇水灾现场，四名年轻人为蒙受灾难和痛苦的灾民开起了音乐会，投身于救灾服务活动。就在这样的活动里，长期以来的个人感情逐渐弱化、消失，他们决心担当起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小说中最后出现的人物近况介绍则表明了作家的启蒙意识。
三、评论
从1917年1月1日开始到6月14日结束，《无情》在当时的《每日申报》连载，这是李光洙的长篇处女作，也是韩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近代长篇小说，较为露骨地描写了民族主义的理想和启蒙主义的热情。《无情》将社会功利性看作最首选的课题，在这样的功利性和目的性面前，所有个体的苦闷和矛盾全部失去了意义，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小说《无情》之中有“我们”，却没有“我”。作者选择以封建道德意识强烈的朴英彩和近代知识分子的典型李亨植为代表，描写了各种类型的韩国过渡时期的人物，通过人物之间纠葛与矛盾的顺序展开，集中表现了韩国近代史上转换时期的众生相和价值观。直喻的表现技巧和叙述人激昂的咏叹是这部作品的显著特点，虽然书面语体风格和戏剧必然性为作品带来或多或少的瑕疵，却仍然遮挡不住《无情》新颖的文体和致密的结构。
更为可圈可点的是，《无情》通过细致的心理描写大大扩展了人物的内在空间，创造出生动新颖而极富个性的人物。构成小说主题的支柱是民族主义的理念和自由恋爱的思想，并且这些因素在李光洙其他作品中也被继续发扬光大。当然，从作品的艺术效果方面来看，《无情》存在过分强调社会功利性的缺点，在当时的韩国文坛，这样做有其过分的一面。
另外，《无情》基本是以师生关系为轴心设置、编织人物，朴进士与李亨植、亨植与善馨，以及三郎镇上亨植与三个女人之间的关系等都可以看出这一点。这样的结构方式与安昌浩教育挽救民族的准备论思想是一致的，当然，《无情》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围绕私人感情展开，而非针对民族未来前途的苦闷，所以难免受到浪漫图解准备论的批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