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月份，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第三次访问中国，此次中国之行，大江显得非常沉重，这种沉重当然来自大江所说的绝望——非常糟糕的中日关系现状。
大江健三郎是战后成长起来的日本作家，他一出生就迎来了日本战败以及新宪法的出台，也就是说，大江的教育是在新宪法的背景下完成的。大江的作品早期受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影响，他强调文学对社会和政治的介入。长期以来，大江的作品关注人类的处境：包括对人类暴力的思考，人类在现代文明中的困境以及核战争对人类造成的严重威胁等等。目前，中日关系的暗淡前途成为他焦虑的核心问题。
大江健三郎三次访问中国的背景都有所不同。１９６０年，在日本连续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群众大游行，抗议日本政府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定位为军事条约，当时大江参加了游行抗议活动。而在６月访问期间，大江深切感受到了来自中国高层领导人对日本青年的真切关怀。
战后日本的国际关系一方面能够反映出日本在战争现实基础上回到理性的务实态度，但另一方面也流露出日本政府及部分国民的某种深层心理特征：对战胜国美国的内心屈服和亦步亦趋的同时，日本右翼势力抱有一种非常顽固的观念，对战争罪恶的错误认识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受害充满内心歧视，这是一种内在心理因素。比如近期小泉认为自己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动与众所周知的复古性的论调无关、是个人“内心的问题”，小泉的“内心的问题”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应当做出深刻反思的是：日本的这种广泛的对中国以及其他亚洲邻国的偏见和蔑视是从何而来。
在２０００年对中国的访问中，大江健三郎提到了这种忧虑：民粹主义的泛滥使日本在亚洲正在走向孤立。而此后大江所担心的事情正在发生。这就是大江所说的“绝望”：为“大东亚战争”和“东亚新秩序”正名的叫嚣更加露骨，甚至在一些报纸上占据相当的版面，包括出现在面向大众的电视等媒体上。小泉今年８月１５日参拜靖国神社之后的舆论调查结果表明，有近５０％的日本人对小泉的参拜表示支持。一种基于民粹主义和军国主义阴影的心理根源以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的歧视和挑衅，使中日关系确实走到了战后历史最艰难也最危险的时刻。
客观地讲日本部分民众和部分知识分子在为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而努力，比如大江提到的曾任东京大学校长的南原繁，这是一种真诚善意和理性的努力，但是要真正结束这种绝望，开始新的希望，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大江说：“我要尽我的力量。”大江为他的“希望”呼吁：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把教育作为核心渠道，运用“伦理性想象”来构想和创造新的历史。这正是大江所认识到的问题根源和解决之道。
在９月９日的演讲中大江指出：尽管日本紧紧追随着美国，一旦挑起战争，无论国土还是民族，首先从地球上“覆灭”的是日本和日本人。如果日本相当多的民众不够健忘的话，不可能不理性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日本国内的倒行逆施者不断玩火，是否是把中国的善意宽容和冷静克制当作其蔑视中国人的理由呢﹖
我们敬重大江先生的努力，也非常期待大江的祈愿将成为现实，但是在这一点上需要做出更大努力的，恐怕是日本包括政府在内的各个方面，包括各种为罪恶“正名”以及散布或放大有关中国人的言论的部分日本媒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