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彰健居然以此函（笔者按：指康有为致赵曰生某函，此处不作详介），为康（笔者按：即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证据，可见这位史语所的研究员、‘中研院’院士，研究到退休，根本还搞不清什么是‘历史证据’（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这是本文“传主”、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对戊戌变法研究名家黄彰健先生的批评。这是我们今天很少见到的酣畅淋漓的批评，因为它标出了被批判者身份之高——“史语所的研究员、‘中研院’院士”，犯错时学业生涯之长甚至让读者怀疑是否还有进步的机会——“研究到退休”，所犯错误之致命——治史者而“根本还搞不清什么是‘历史证据’”，治戊戌变法史的搞不清这一行当的史料，所以用“酣畅淋漓”来形容，应该不算过分。这样的口气在当今的评论中，似不多见；在汪氏的著述中，却并非个案。“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我们不妨为这也已年近古稀的老学者画一幅白描像。
新旧之间：平生受学的几个节点
今日看来，汪氏受学颇有几乎已截至那一代学人的传奇色彩。十岁时，他遇到了自己的“古典启蒙老师”、“前清翰林徐承尧的弟子、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后人”吴博全，教他读诗，作诗，“开启了中国文史之学的天地”。汪氏也自承：“因经史旧学已不可能在现代学校教育中获致，唯有靠旧学有根底的人引导，而此种机缘却是十分偶然的。”试想乱世流离之中，“只带了一张行军床和一幅祝枝山长卷”的年方三十的儒雅异乡客在万里之外遇到一个对文史有兴趣的好学少年，欣喜、感触与夫希望，教习之间，实非知识传授所可止言。“儒者他乡遇少年”是一种当日凄凉的日后传奇，也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无奈却往往有效的文化传承方式，我们可以想见其对汪氏的影响之深。继而被汪氏称为幸而遇到的“救星”的徐子明是当时“台大历史系最老的一位教授”。他“家学渊源，四岁开始读‘四书五经’，于旧学有极深的造诣”，虽于海德堡大学获得西洋中古史博士学位，汪氏以为“深通西学”，却“反对破坏中国传统，视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健将为仇雠”，甚至因此而由北大转往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后并撰有专书《胡祸丛谈》，其自身文化追求与角色定位可见一斑。同据汪氏的忆述，徐子明在台大“遭到排挤与孤立”，但仍以“教一些年轻人‘识字’（读通古籍）为职志”，在同学们都避而远之不选其课的情况下，汪氏却“成为老先生的‘知音’，也成为他以救世之心教导的受惠者”，且认为自己“今日能读古籍，写些尚称清通的文言，皆徐子明先生之赐也”。这些偶然所得使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史学家能够承载一些传统的因子，为他在中美两地所受的新式史学教育加了一些传统的砝码以持平衡，当我们读到他论史学之中国传统、人文性等问题时也不能不思考古典教育的资源。
汪氏的受学，必须说到自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７１年的赴美留学生涯，尤其是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受到萧公权先生的教诲，这是其现代史学形成的关键阶段。２００３年，汪氏接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的采访时，将从台大到美国求学的“最深体验”概括为注重批判能力、写论文和学习语言等，其中尤其给予批判能力和批评意识以较大篇幅，我们虽然不能推论像本文开头批评黄彰健那样的批评是否即是留学时代受美国学界风气影响所致，却可有所感。这三者正是现代史学的主要特征，从意识到操作，可见其受到较为系统规范的现代史学训练。在诸师当中，博士论文指导者萧公权为汪氏最感念之人，自认“得益最多”；于萧氏学术而言，汪氏为其编定《萧公权全集》九册，并汉译《康有为思想研究》一书，亦堪谓所信赖与有力者。
被汪氏列为对自己“启发特别大”的几位“老师”，除了吴博全、徐子明和萧公权，还有钱钟书，渠道应主要是四次见面和七十五封信函。汪氏说自己撰《史传通说》一书“完全受到钱先生的影响”，可见非同寻常。《史传通说》一书乃是以刘勰《文心雕龙》之《史传篇》为基础，融会中西古今有关史传相关论述而成。汪氏称赞钱钟书“最能表扬中西思维冥契之处”，为“横跨中西文化之文史哲通人”，亦可见他对中西古今的态度。
虽然以逻辑观人，往往有失。但将这样一条线梳理下来，汪氏思想已轮廓可见。他生于１９４０年的上海，７岁时到台湾，多有偶然但也在情理之中地享受了中西古今的教育资源，这是理解他治学为人的最基本背景，支撑起其史学兼容中西古今的现代性。说是“现代性”，尚有以下案例为证。
现代眼光批钱穆
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直至今日，笔者仍常闻多人感慨从中大有收益。晚学浅陋，所见批钱穆此书最为痛切者，莫如汪荣祖《史学九章》中《钱穆论清学史述评》一章。
《钱穆论清学史述评》从钱梁比较谈起，基调是“无论异同，钱书都有依傍梁书的痕迹。钱书晚出十年，在篇幅上固然胜出，然思辩论证未必超胜许多，甚至在概念上有些倒退现象”。“倒退”是个关键词，文中还有更为详细的说明：“不仅在形式上是传统的学案式纲目体，而且内容也不脱传统的义理，尤重宋儒朱熹。这部书基本上是由２０世纪的人，写１９世纪之书。”如此说来，直令人有不知钱书价值尚在否之感。实不尽然。
其一，关于体例。汪氏认为钱书所采用的学案式纲目体“引一段，评说一句，不脱旧史藩篱，殊难畅述思想与学术发展之复杂过程”；“只能选取若干学者，述其传略，摘取其著作要点，以其个人的信仰加以评论而已。取样不广，难见学术思想之全貌，一时代精神文明的整体，只能说是学者之学术思想列传。”这样的评价固然有其道理，但一概否定的调子令人生憾。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钱穆是一个颇有些特例色彩的人物，汪氏转述许冠三称不将钱穆列入《新史学九十年》的理由为“钱不是新史家”，在新史学为时代主潮的形势下，钱穆不能“预流”，已可见一些人对钱穆史学的看法，汪氏的这篇文章也是显著一例。本文简短，姑且不论钱穆作为一位传统中生长出的现代史家的独特贡献。仅就此处而言，若以虚心对之，体裁的新旧及其短长也是见仁见智。钱穆此书，虽未大段论及学术潮流、学术发展、学术与社会之关系等，但其以对个体学术的选择、深研和编排如连珠一般勾连起有清三百年的学术发展，读者是可以体会到其中的源流本末的。其对书中诸家的深入而独到的见解，价值更不止于当时。至于是作大人物的“学术思想列传”，还是集合“大传统”与“小传统”，眼光既向上也向下，描绘全貌与整体，是各有所得的。更何况对一部前人著作即发此新学大言，似乎也没有必要。钱穆“在此书中每写一家必尽量揣摩其文体、文气而仿效之，所以引文与行文之间往往如一气呵成，不着剪接之迹”，也是学术史上的佳话，是与学案体相契合的。其实，此书１９３７年出版，当时的学术史体裁尚在转变之中，并未如今天这样相对稳定为新体，钱穆学案体中的高见恰可为旧体载新学的表征。当然，如果先存了新旧优劣之别，就见不及此了。
其二，关于思想基调。钱梁两书的最本质区别在于钱书以宋学统摄，而梁书以汉学为重点。与此相关的是，钱穆不以今文经为然，而梁启超则给予今文经以重要地位。但究竟是以宋学还是汉学作为主线，对今文经是好是恶，本无一定之规，也应是见仁见智的。不管钱穆的论述有多少与方东树一样，并不能作为判别优劣的依据。新宋学在民国的兴起实有其民族主义背景。钱穆书中自序亦称“斯编初讲，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司马氏表六国事，曰：‘近己则俗变相类’，是书所论，可谓近己矣”。忽略了这样的背景，忽略了钱穆由倡新宋学而倡以天下治乱为心、“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的苦衷，径责钱穆“民族主义也未脱传统的华夷之辩与汉文化意识，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态”，是失了些同情之心的。
其三，关于写作姿态。汪氏讥钱“似设身处境，与先贤唱和或辩难，而不似异代学者，作旁观超越之论析。”这就是以上所谓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的问题。以“同情之了解”论史评人是史家姿态之一种，虽然不能说绝对要如此，至少也不能作如此的否定。至于钱穆对清人有无“旁观超越之论析”，读者是能够一目了然的，汪氏此文中也谈及钱穆认为黄宗羲“已具民主之创辟思想”，似即为一例。
其四，关于“依傍”问题。钱书为其在北大开课的讲义，讲义与专著之不同在于求精求新的同时尽量求全，因其有介绍知识的性质。钱穆自序中说“盖有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而不必尽当于著作之先例者”。除指称上述思想背景外，也可作体例上的解读。所以，汪氏所揭的“依傍”，也是可以理解而不足怪的。
至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两书是否抄袭廖平的问题，乃是一大学术公案，尽可作学术的讨论，更不是“萧公权先生之《康有为思想研究》，已有定论”这样的“定论”所可限制的。
汪氏学术思想在新旧之间，但他为何要批评钱穆的旧学术？我们要理解他，这其实与他的现代史学主张互为表里。从他的批判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汪氏的现代史学与他认定的“传统史学”的区别：体裁基本为现代论文体，讲究发展、关系，他在美国还曾受到严格的规范化训练，感受至深；他虽喜爱中国传统文化，但在继承的同时实已将“传统”分而治之，“夷夏之大防”等就被划在了可以接受的传统之外；讲求史学的“旁观超越”，其实就是对史学客观性的自觉体认。基于这样的学术资源背景，他对从体例到义理都饱含一种“中国情怀”的钱著自是有不解之处。
中西古今，四面出击
汪荣祖的现代史学主张，在其所著《史学九章》与《史传通说》中有充分、系统的体现。《史学九章》的旨趣是“从九个不同的角度来观测史学的内涵与本质”，以论述《罗马帝国衰亡史》、兰克史学、汤因比《历史研究》、布罗代尔与“安娜学派”（年鉴学派）、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解与误解、重新整合中央史与地方史、章太炎与现代史学、钱穆之清学史、钱钟书之史论等九个课题为载体，表达了汪氏对史学叙事传统、科学化史学、后现代史学、中国史学现代转化等问题的看法。《史传通说》则以《文心雕龙》之《史传》篇为基础，分立载籍、记事记言、春秋、左传、盛衰、总会、铨配、信史、记编同时等二十四个专题，且以文言行文。该书貌似旧学，当今年轻学人乍一观之甚且或有不知所云之惑，但作者在《凡例》中说得很明白：“本书寻刘勰史传旧踪，旁测侧探，参证古今中外，随心庚扬，聊曰通说，非注刘释刘之作也。”与其对钱穆论清学史的批判是同调的。本书每一章节即是就一个专题在中西古今史学中发展的论述，有本末有源流有中西参照，是传统其表、新学其里的。读者最好将两部书合而观之，体会汪氏对史学本质的体认和对旧史学、科学化史学与后现代史学的评判。当然，两部书也有些内容的重叠。
汪荣祖认为史学的根本是叙事，史学是人文的、叙事的，而非科学。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不朽，除选题精彩、为划时代长篇巨著等之外，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驰骋想象、刻画人物、复活故事、新造旧景”，即史学人文叙事传统的彰显，所以其成就是“超乎学术的”。兰克虽然是“近代史学之父”，是冷冰冰的客观科学的历史学的开创者，是档案利用和史料考订的典范，但他同时是叙事传统的继承者，主观世界的宗教观念在兰克史学中也有重要的体现。年鉴学派布罗代尔也“结构概念基本上仍是叙事式，未脱历史书写的传统”。对于大陆的文史爱好者颇为迷信、赞为天人巨著的汤因比及其《历史研究》，汪氏则认为是从历史哲学层面将史学科学化的表现，汤因比甚且希冀由历史的系统与公式而预言未来，但终因其对历史的研究与对未来的推测都多有与事实相悖者，而不免“宛如花开花落，盛极一时而衰”。极度乐观且事求简便的现代人往往以为一切皆如可实验与推导的科学，符合逻辑、结构、系统、公式与规律，只要发现一不二法门，便一切皆可导出，却不知人文学科研究范畴的个性化特点，终难免“花开花落”的气数，汪氏所论可谓精确。
汪荣祖认为史学是要求真实的，“如何把往事真实无讹地记录下来，原是史家天字第一号的要义”。后现代史学尽管对于史学研究有诸多启发，汪氏也强调其对于拓宽研究视野的作用，但仍指出其“最严重误导莫过于完全否定历史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如何在后现代的挑战下，坚持史学的求真之梦？汪荣祖主要给出如下途径：一为史家要超然、客观，要秉承良史的精神，依据史料、证据与合理的想象，以发掘而非发明、重内容而非性质的意识进行历史研究。二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科学方法尤其是社会科学方法，但其目的在于促进求真，要注意科学为史学所用，而非史学科学化，或者说，应为“科学注史”，而非“史注科学”。三为重整文史，弘扬史学的叙事传统，也不妨借用文学批评方法等，但要提防后现代将历史等同于小说而毁历史真实之誉。所以，面对后现代主义及其史学实践，历史学还真煞是危险。
对于中国传统史学，汪荣祖强调要实现现代转化，而又深以其中某些思想观念为然，思考尤为深入。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化问题，散见在他对章学诚等古代学者的批评中，而在接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的访谈时，有较为集中的阐发。他指出，现代中国史学是从西方近代史学中发展而来的，与中国传统史学之间存在断层，所以要使得中国传统史学“与现代接轨，发展为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史学”，并且强调从中国传统中，“提炼出西方所没有的东西”，对西方现代史学有所贡献乃至修正。这是一种颇为持正的传统史学转化观，并且已被他付诸实践：一方面强调中国传统史学同具求真等史学意识，驳正西方史家的误解；一方面挖掘、强调、发展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某些因子，《史传通说》一书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比如“彰善瘅恶”一章，在列举古今中外对史学是否应具有彰善瘅恶功能的论述之后，还是回到了章学诚的史德乃“著书者之心术也”之说，即关键在于不断涵养史家之心以达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境界，实现史德，而后，彰善瘅恶。
面对传统史学、科学化史学和后现代史学，汪荣祖可以说是“四面出击”，也都为我所用，而他要维护的中心是一种理想化的现代中国史学：客观求真，人文叙事，跨学科，富于整合，兼具史学本质要求和社会功能，不失史学本质而又融汇了中国传统史学、近代西方史学、科学与后现代主义的“优点”。《史传通说》以中西古今之史学论述来阐发二十四个具有中国传统史学特色的概念，使其活力得以凸显，可谓煞费苦心，能成此书，殊非易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