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沉寂之后，著名作家余华终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首先推出了其新作《兄弟》的上部。《兄弟》作为余华新出炉的一部长篇小说，一改其十年来随笔写作的风格，受到文学批评界与广大读者的普遍关注。
在近日的首届“文学代际沟通论坛”上，记者采访了到场的余华，并与之讨论了新老作家之间的沟通问题。
写作天翻地覆的时代
新闻午报8月4日讯 《兄弟》一开始并不在余华的写作计划内。“5年前，我开始写作一部望不到尽头的小说。2003年8月，我去了美国，在那里东奔西跑了7个月。回来后，发现自己失去了漫长叙述的欲望，于是中断了那部大长篇的写作，打算写一部稍短些的作品，以帮助自己逐渐恢复叙事能力。《兄弟》就是这样开了篇。”
余华把《兄弟》称为“两个时代相遇以后诞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当代的故事，那是一个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日的欧洲。”余华认为，一个西方人要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而一个中国人只要40年就经历了，400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40年当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余华写的兄弟俩就是连接这样两个时代的纽带，他们异父异母，来自两个家庭重新组合成的新家庭。“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天翻地覆，最终恩怨交集自食其果。”余华对于这两个时代的第一次正面描摹，是他本人引以为傲的。
《兄弟》让余华“研究生毕业”
余华认为《兄弟》是他写作至今最为厚重、自己也最满意的一部作品。“起先，我的构思是一部10万字的小说。可是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篇幅最终突破了40万字。写作就是这样奇妙的，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这和人生一模一样，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头无路，从一条羊肠小径出发的人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作家和时代的相遇，作家和作品的相遇，是机遇，也是时机。”
在这部小说当中，余华不自觉地增强了叙述的强度，“增加了叙述强度也就增强了阅读强度，这会加强小说的可读性，像19世纪的文学作品那样，像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一样，令读者激动。我一直很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他们的作品就很令人激动，叙述非常朴实，就算运用了写作技巧，那种技巧也是炉火纯青。”
“对一个作家来说，文学技巧用得越多，说明他本身的作品越没有力量。”《兄弟》的写作让余华往前跨出了一大步，“靠技巧来写作，好像一直在念研究生，永远也成不了大师。我现在能抛开技巧写作，感觉自己研究生毕业了，非常欣喜。”
并非“十年磨一剑”
有人称《兄弟》是余华“十年磨一剑”的作品，余华对此矢口否认：“我是去年4月份开始写作这部作品的。虽然写作过程中经历了为数不少的失眠的夜晚，但完全谈不上是‘十年磨一剑’。此前，我一直在进行随笔写作。”
相比于十年前《许三观卖血记》出版时的冷清，《兄弟》尚未出版，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余华觉得“十年磨一剑”这种说法，会给读者一种心理暗示，从而对作品产生过高的心理期待。虽然余华对这部作品有着非比寻常的信心，但仍然希望读者能够以平实客观的心态来阅读它、进入它。“本来这部作品就比较厚重，而且我的风格也有所转变，我会担心某些老读者无法适应这种转变。‘十年磨一剑’的说法等于把我推到了悬崖边上。”
初写美妙爱情
余华很少写爱情，但是在《兄弟》中，他写下了自认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爱情。
“每个人的爱情，都必定与他的时代紧密相连。”余华说，“‘文革’那个时代，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似乎一直是夫妇父母子女之间的互相背叛和出卖。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那个年代，有很多家庭是空前团结的。就像我的小说里写的一样，有一男一女，他们互相需要，相依为命，缺了对方就地活不下去。这样的爱情非常实，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只有这样的爱情才能永远。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年代，谁缺了谁都没啥大不了，是不可能产生美妙永久的爱情的。”
重写大长篇
余华透露，小说《兄弟》的下部将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定稿出版。对于那部中断的大长篇，他打算重写一遍：“那部小说写到20万字就写不下去了，我一直以为是自己失去了漫长叙事的欲望，其实不然。在写作《兄弟》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是自己太想把那部作品写好，过分的精雕细刻影响了创作，所以我要重写。”
“大部头的作品应该是粗糙的，只有中短篇可以精细。”余华说，“这就好比，造小花园是应该精细的，而大城市则难免粗糙。我要营造的是大城市，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就不难找到出路。”
余华及其作品简介
余华，浙江海盐人，196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后来随父母迁居海盐县。中学毕业后，因父母为医生关系，余华曾当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进入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从此与创作结下不解之缘。余华在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是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并与叶兆言和苏童等人齐名。著有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和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及《战栗》等。
“80后”焦虑源于市场
此次出席“文学代际沟通论坛”，对于“80后”写作群体普遍表现出的在文坛和市场之间的徘徊和焦虑，余华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余华表示，每代作家都有自己的焦虑，这是时代造成的，这并不是“80后”所独有的。“80年代，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也很焦虑。先锋派的作品得不到文坛认可，遭到很多文学期刊封杀。那些传统思路的编辑，根本不愿承认我们的作品是小说。当《收获》、《钟山》和《北京文学》这三家刊物在决定刊登我的小说前夕又突然撤稿后，我郁闷地在街上整整晃悠了一个小时，觉得自己刚要出头又被人摁下去了。时代给作家带来的焦虑和挫折，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不同的是，我们这代受到的是意识形态的干扰，而‘80后’受到的是市场的干扰。”
余华认为，相对于他们的时代而言，现在的读者是非常宽容的：“像郭敬明抄袭的事情，即使法院已经宣判，多数读者仍不认为那是很严重的，郭不但能继续写作，还在继续出版，受到追捧。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那一代，一个作家的一辈子就毁了。”
作家成名不宜太早
听说“80后”的小作家埋怨前辈作家不愿交出“文坛接力棒”，余华付诸一笑：“他们还年轻，不明白。其实文坛的认可始终要比市场的认可晚十年左右。我80年代初开始写作，直到1987年才得到文坛认可。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作家成名不应太早。”
“由于成名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长期对作品精益求精，养成了不断修改的习惯。”余华透露，此次出版的《兄弟》上部，他曾不厌其烦地修改过3次，才最终定稿，“我写作的时候文思喷涌，难免有粗糙的地方需要改动，修改的习惯非常好。作家如果太早成名，对作品的要求就不会那么高。特别是一旦得到市场认可以后，作家可能就会不断地为市场去写作，像一台复印机，而不是真正地去创作。这样非常不好，年轻人也许无法意识到。”
余华说，其实人的一生成名的感觉只能有一次，“我年轻时给很多地方投稿，天天邮差过来，往我家邮箱里塞东西。我父亲如果碰上厚重的来信，就知道是我的退稿。某一天，我一下子收到了十几封约稿信。我突然明白，我成名了，以后几乎再也不会有退稿了，心情非常激动。但是此后，我对这再也没有强烈的感觉了。所以人家问我，盛名之下有无压力，我觉得是没有的。而现在的‘80后’，也不必太在意成名的问题，好好写作就可以了。他们这代人中，必定会有大师出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