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近代以来的“有用”逻辑在国中重放异彩，国人评议学科价值乃至其存亡之必要时，最喜欢问的是“有什么用”。就笔者所见，历史学大概是最常遭遇此类问题的。就因为历史学社会生态的恶劣，中国绝大多数历史学者的内心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背上这个拷问的负累，成为其宿命之一部分。几年前，笔者写过一篇很短的书评，其中将历史学的功用和旨趣概括为三种：作为镜子的历史、作为“历史”本身的历史和作为艺术品的历史。文章的题目化用了王国维提出的那个著名的两难命题中的概念，叫“可信的可爱”。这是我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和体会之后对历史学的意境的总结和期许，“可信的可爱”是在三种旨趣之间的综合取舍，甚至可以说是我以历史学为此生志业之一部分的理由。
几年来，继续学历史，继续读历史书，继续揣摩史家的心境，却逐渐发现对史学价值的拷问也好、反击也罢，却都是为工具理性及其影响下的以现代科学为代表的治学取向所扰。试想，从史家两司马，到清朝的王鸣盛、钱大昕、赵翼，无论是忧愁发愤、“资于治道”还是兴趣使然，不管是通史、断代史还是札记、典制，他们写作时都是游于古今之际、天地之间，满怀着理想的天真与人文之情怀的。从历史中读出什么，在中国历史学的学术传统中向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便是同一位史家，也会尽量由其所见发散开去，于政治、经济、学术、人物、游艺等等，不一而足，心无障碍而灵光自现。那样的史学著作是不同时空之间智慧的对话与碰撞，或许是春日书房中的漫卷诗书，或许是寂寂暗夜里的上下求索，但不仅其中的宁静不能为我们今天所领会，即使是压抑、彷徨与激愤也绝非疑惑于“史学何用”者可以明白。史学，何日复归于自内而外的自信与趣味，达到“志于道、游于艺”的境界，涵养出人文的尊严，方能知其中三味。
不知为何，读完许倬云先生的《从历史看组织》后，会勾起这些似乎不相关的思绪。其实，每一本书都有它所自由生的情绪。我见过许倬云先生两次，听他讲史学方法，却更从那些颇社会科学化的思考背后发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底色。特别是记得他自述写《西周史》时已经到了由自己的颠沛身世感怀周王室的播迁、史事与身世交相叠映的程度，在我看来，五十年代萃聚台大的中国文史名家的教益，激荡于芝加哥大学的韦伯研究方法与计量社会学的影响，最后就都体现为这一唱三叹中传出的史家情怀了。他由一“天残地缺之人”（许倬云先生讲座中自称）而有今日成就，个中的奋斗与感受自非常人所能推知，而他“以一种平稳宽容的口吻”叙述历史人物的功过，“有时感到欣慰，有时也感到扼腕”时，更是久经陶冶磨砺乃成的人文格调而绝非电光石火的浅薄聪明。所以，当我们读《从历史看组织》时，不能只看到这是一位史学家所写的通俗著作，以组织管理为题、于组织管理者有用，即误认为以“有用”之念读书的结果。这实是一位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的老人，以中国传统的“无用”的读书心态，在熟读历史而又关心社会的交点上，闲来收获的心得。作为“从四次口述转录的文字”，全书读来感觉更像是“有主题漫谈”或“答客问”，是一位已至暮年的史学家对史事和世事的贯通与洞察，而又以浅白平易之语出之。这首先是一本渗透着中国式的通史精神、求通求变的历史书，它的问世，是历史与组织的“偶合”，而这种偶合中，折射出中国史学传统中独具意蕴的从容、入世、通变的境界。
序言中，作者自揭全书着眼处是“组织的结构与其所依赖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脉络则为中华帝国这个“组织”创建、扩张、深化、瓦解、重组、转型的过程。论史谈组织的过程中，以下三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其一，是权力结构的问题，在中央层面，这主要表现为皇权与相权，亦即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关系问题，“皇权与相权”、内廷与外朝的权力关系是贯穿中国古代史的一个重要题目，具体各朝代中皇权与相权孰轻孰重、是对立还是互倚、各自发挥作用的渠道、官僚集团的集体利益以及其中涉及的中国传统中民主与专制之争等问题已久为史家反复论辩，甚至成为公案，立足现代组织管理，本书则强调各有其功能的分权管理；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层面，本书将封建制比为总公司与相对独立的分公司体制，将郡县制比为公司与对总公司负责的办事处体制，强调了后者的效率。其二，是国家与人民，亦即公司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本书不仅强调公司与客户的沟通，还出其不意地将管仲兵农合一的改革比为客户也是推销者的模式。其三，是变革中结构与人的关系问题，以王安石变法等自宋以降面对新形势的失败为例，强调了新的专业人士置身旧结构中的无能为力，缺乏新陈代谢的旧结构保障旧思路束缚着前进的步伐；同时，作者也将希望寄予杰出人物，点出了组织与人物之间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文化与政治体系演变的大方向，有集体推动的力量，也有个人控制的部分，但这些重要的人物是以他们个人的能力、修养、操守，以及韧性，才能够一个接一个推动历史的变化。”这是一句非常精彩的话。凡此多处，不仅从历史的例证中解读了组织发展中须注意之处，还从现代组织管理的角度，帮助读者获得了对君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统治与人民、变革中的结构因素与偶然因素等历史中的重要问题的新认识。这就将治史与阅世打通，虽名为“从历史看组织”，但究竟是由治史而阅世，还是由阅世而治史，实已难解难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觅兔角。”禅宗以为佛法如此，本来就是俗世时间累积而成的历史学似乎也当如是。中国的治史传统本无红尘与书卷之分，学术的独立与纯净是现代的传统，但它应是面对世俗权力的人文自尊，而不应该使史家的心胸因此而狭隘，丧失通变的大气。
读这本书时，我也很放松，始终感觉是在和一位老人聊天，听他从历史中剖析组织发展的借鉴，平和通达，没有紧张，没有戾气。这是一种“偶合”的治史意境，许倬云先生从历史中看组织，就像从历史中看汉代农业、看社会流动、看中国文化的特质、看中西文化异同一样，没有雅与俗的区别，没有利与用的驱动，有的是通达之后的灵光，无意中的创造，无意中的大发现。所以，我这篇简短的文章，也就重在向读者推介这样一种心境，它或许比知识的发明更加难得。
《从历史看组织》美许倬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４月第１版／１８．００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