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学术的发展来说，２０世纪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心场域的转换。即由德国转往美国。作为现代大学制度奠基者的洪堡，以其１９世纪初的教育改革而一举奠立下日后德意志的强国基础。在２０世纪前期时，一流学者都还对哈佛嗤之以鼻。哈佛大学想建汉学专业，欲邀请伯希和出任，但伯希和只推荐了弟子辈的俄国学者叶理绥，自己则决不愿离开巴黎去“人远地偏”的哈佛。１９２４年时，赵元任想辞去哈佛大学的教职，美国人提的条件是要他找到“相当资格的人来代替”，并暗示说“找陈寅恪如何？”当其时也，陈寅恪已由美转德，留学于柏林大学，他在接到赵元任的来函后回复道：“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陈寅恪幽默之后隐藏的价值判断，值得细加品味。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１９５０年代以后，哈佛之名声鹊起，仿佛如日中天。这也表现在具体的学科领域里，譬如说汉学。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中国研究”强势崛起，主要还是依借美国学术传统中的 “地区研究”的优势。而之所以造成这样一种学术中心的转移，除了美国人的主观努力之外，另有一层客观原因叫做“天助我也”。德人自己亦有谚语云 “玩火者必自焚”，纳粹播种，却是德意志民族承受整个的悲惨后果。这还不仅是德国在政治上最后面临的战败恶果，而且是德国学术的沦落。这一点尤其表现为一流德国学者（包括欧洲／海外学者）向美国移民，而在纳粹统治前后，德国学者流失为最巨。这种渗透，几乎在每个学科领域中都可以得到印证。仅就美国的奥地利研究来说，就充分体现了此点。从休斯克（Ｃａｒｌ Ｅ． Ｓｃｈｏｒｓｋｅ）到盖伊（Ｐｅｔｅｒ Ｇａｙ），都是日耳曼裔的美国学者，他们代表了世界范围奥国思想史与文化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但他们的成果都是在美国完成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著作不仅是在奥国研究方面，而且在整体性的思想史／文化史研究领域，具有“范式意义”。如谓不信，就以手头这两部名著略做比较分析。
休斯克讨论的具体对象，不过是１９世纪末期的一座都城，但维也纳不但归属于其时仍当得强盛的奥匈帝国，而且其对整个欧洲意义非凡，请注意：“如果说什么地方能被说成是代表作为２０世纪开端的西欧精神世界的话，那么，它就是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不但如此，作者更妙笔生辉，将此城呈现得异彩纷呈，诸如建筑、文学、绘画、音乐、政治、心理分析等都接踵而至。但作者努力达致的，确实试图在这些表象之后的人本身的转变过程中所透露出的大时代的变迁，即把握出一种“历史趋势”。具体言之，就是１９世纪中叶以来到２０世纪初期，奥匈帝国政治与文化发展的诸种面相。所以此著表面看去是在城市史的绚丽夺目，可实则乃一“特殊的思想史”。之所以特殊，乃因为一般史家“所处理的客体，通常是那些已经经过理性与逻辑加以组织与整理过的书籍或言谈”，而此书“处理的主题是非理性的，书中的主人翁充满了焦虑、不安、愤怒，表现出来的作品，则是文学、绘画与音乐”。这就意味着，本当强调客观的史家，“选择了一个具有相当主观的、价值性的内容来作为他的研究客体”，而其目标则又是“推出一个客观的历史脉络来”。这样的思路，无疑极具挑战性。所幸，休斯克虽是“大胆尝试”，却能“小心求证”，其对精神分析方法的独到运用，应该说相当具有启发性。而有意思的是，弗洛伊德理论的产生，本就源于奥国背景，用之于“世纪末的维也纳”，正可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相当契合。
作为后代的文化史家，盖伊既继承了传统，又发明出自家的擅长之处。他同样倡导“运用精神分析的文化史”，探讨弗洛伊德对德国文化及史学研究之影响。其论著《启蒙运动：一种解释》、《魏玛文化》等均堪称具有典范意义。这里阅读的《施尼茨勒的世纪》，篇幅并不算太大。但基本可算作２０世纪研究奥国文化／思想史的又一枚璀璨之星，可与《世纪末的维也纳》并峙争辉。但我不太赞同他使用“维多利亚时代”这个概念来定义英国之外的欧洲，而更情愿各以本民族的概念来代表与反映各自的民族国家。譬如在我心目中，施尼茨勒的世纪首先当然是奥国的世纪史，而非其他。因前有五卷本宏宏大著《布尔乔亚经验：从维多利亚到弗洛伊德》奠基，所以难怪有评家称此书为“一个漂亮的总结”，体现了“盖伊一贯的优雅与雍容、原创与博学、敏感与包容、善疑与想像，它让维多利亚时代布尔乔亚的积极进取、活力十足、容易犯错以及巨大的差异性表露无遗”。
施尼茨勒毫无疑问是文学史中的重要人物，但以此为研究对象，也可将文章做得如此行云流水、胜意迭出，盖伊给我们的方法论启示无疑更具意义。大国的衰落，乃是人类文明演进史中的一个必然现象。而若论及现代性与全球化时代的大国衰落，奥国无疑是最佳范本。直到２０世纪初期的奥匈帝国，仍是世界政治场域一个极为重要的存在，但短短的数年时间里，就如“烟消云散”，瞬间无影无踪，真应了“落花流水春去也”那句诗，而且了无痕迹。言及此，心头蓦然涌上的，竟是李煜的那首词：“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多瑙河畔曾是流金岁月啊！１９世纪的欧洲，那曾是怎样的历史呢？当我们随着施尼茨勒的脚步漫游欧洲，走过那沧桑历史中的无边烟尘时，观察着布尔乔亚们的爱与性、私人日记与书信表露的种种“真相”、家庭、隐私……将宁静的个体生存在自由空间里展开时，其实并非真的就能将宏大历史叙事摆脱在外。在“终曲”里，盖伊终究选择了１９１４年世界大战为闭幕词，他宣告：“施尼茨勒的世纪过去了。历史不会要布尔乔亚为这场灾难负责的。但不管是谁把这场浩劫带给人类，世界以及中产阶级都将不会再是原来的样子。”（第３３９页）
其实，这一点不仅表现在这样的文化史叙述之中，也体现在奥国作家的文学文本里。如果说卡夫卡还只是以一种极为现代的叙述方式，或曰“表现主义”的方法再现历史；那么，布洛赫与穆齐尔的小说叙述，基本就是以一种沉重的史诗之笔，在描摹奥匈帝国惨淡辉煌的往昔岁月，当然更深刻的，是他们作为现代人的一种反思意识。因为无论是作家还是学者，其述思方式虽异，但所受制之语境则一。
而这些奥国知识精英对于奥国的反思，都必然牵涉到民主与中产阶级的问题。台湾学者自然地就将《世纪末的维也纳》看作一部“民主崩溃史”，其借人反思也不可谓不深刻：“奥国自由主义分子比起法国前贤其生也晚，却超法赶英，在一夕之间建立共和国。”但是，如此速成的民主，其命运又如何呢？作者揭示奥国民主速成而速败的本质：“民主的奥国是政治上革命，但文化上却没有革故鼎新。”说到这里，休斯克此著的研究意义，就近乎脱颖而出了。
而盖伊的进路虽然与休斯克不同，但实际上关注点并无本质差异。虽然关注的是１９世纪，但其下限仍落到了一战的开幕。不论是对一个时代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中产阶级的形成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一座金字塔的受力部分。人数虽然不是最多，但很稳定。实际上，在某种程度，盖伊的追问，也符合我们的思考轨迹，所谓中产阶级（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本质上即“市民”。但必须区分的是，即便在欧洲语境中，各个国家的“市民”（如德之Ｂｕｅｒｇｅｒ，英之ｃｉｔｉｚｅｎ）概念并不一致。而盖伊用布尔乔亚此词，其实亦别有意味，值得我们细思。对于正在构建过程里的中国而言，中产阶级的形成其实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但我们目前远不能说是开始认真讨论了。
在去年的“奥地利文学研讨会”上，我曾提出“奥国文学”的概念，强调奥国文学自１９世纪以来逐渐发展出的独立品格，既与德国文学血脉相连，同时又风骨独标，是世界文学中非常独特乃至能引领风骚的一道景观。对于具有特殊历史渊源的奥国，我们如果还原历史，理应将其看作具有独立文化的民族国家，而非简单当作德国附属。虽然两者同属日耳曼种族，彼此之关联密切。事实上，这一判断甚至不需多提奥国学者的自家著作，看看这两部书就可以知道，奥国文化／学术的独立品质是多么浓烈！当然，我们更关注的还是，其市民阶级发展与民主制度崩溃的内在关联，究竟具有多大程度的必然与偶然？
《世纪末的维也纳》美卡尔·休斯克著 黄煜文译／台北麦田出版２００２年第１版
《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１８１５～１９１４）》美彼得·盖伊著 梁永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月第１版／３２．００元
卡尔·休斯克（Ｃａｒｌ Ｅ． Ｓｃｈｏｒｓｋｅ）
思想史家和文化史家。出生于纽约、哈佛大学博士（１９５０），曾任教于威斯理扬大学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１９６９年后转至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并曾为普林斯顿大学欧洲文化研究计划召集人。他的著作对于从事科学史或心理史研究的学者帮助良多。
彼得．盖伊Ｐｅｔｅｒ Ｇａｙ
西方当代极负盛名的史学家。１９２３年出生于柏林，１９３８年移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目前为耶鲁大学史特林Ｓｔｅｒｌｉｎｇ史学教授、古根汉姆与洛克菲洛基金学者、剑桥丘吉尔学院海外学者。盖伊不但是知名的历史学者，并曾受过精神分析的专业训练，著作等身，治学用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