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思想家伯林把不同类型的思想者分为刺猬型和狐狸型。他的意思大概是说，刺猬型的思想者善于创建宏大的体系，囊括世间所有问题；而狐狸型的思想者是那种对什么问题都感兴趣，对宏大体系不屑一顾的人。实际而言，这种二元式的划分虽然简易但是并不实用，我们虽然有像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刺猬型思想家，但是对于大部分的思想者来说，都是介于刺猬型和狐狸型之间。事实也证明，那些号称已经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终极真理，解决了人类生活的所有疑惑，我们剩余的时间就是按照预定好的理论安排自己的幸福生活的想法，结果都是虚妄之言。我们的生活仍然不尽是光明，黑暗的十二小时每天还是按时到来。所以在刺猬型的思想者和狐狸型的思想者之间，并不能精确地区分开来，大部分人都是在两者之间来回往返，犹疑不定。许纪霖先生的思想评论集《回归公共空间》正是在这个不断挣扎往返的意义上，给我们提供了考察知识分子的清晰个案。
按照朱利安·班达对知识分子的划分，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远离政治激情，全身心从事超尘脱俗的精神活动，建立起对人类生存方式最高价值的信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刺猬型的知识分子；而另外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是道德主义者，他们关注人类现实的生活和冲突，这是狐狸型的知识分子。如果对照这种区分，许纪霖先生一直给我的印象是狐狸型的知识分子。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个人气质上可能更接近于狐狸，对各种现实问题都有很高的兴趣，所以自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书写过大量的文化、思想随笔。但是随着文化语境的变动，许纪霖先生发现这种狐狸型的思考方式很容易流入肤浅、浮躁的境域，看问题虽然明白但是无法深入，所以从此后有过一段沉潜期，遁入学院，不理外务。这种远距离的观照在我看来不但没有使其失去狐狸的激情，反而融入了刺猬的沉稳和理性，“在我看来，要在专业领域成为一流的学者，必须要有点刺猬的气质，在本专业之内拥有刺猬的建树。如果还有余力的话，在非专业领域充当一个狐狸。这样说吧，刺猬为体，狐狸为用，在刺猬与狐狸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以专业的刺猬之道，在公共空间发挥刺猬的功用”。
只有明白这点，你才能明白为什么在《回归公共空间》一书中他的书写范围包括如此之大，从大学制度这些专业领域谈到超女，从上海的都市文化研究谈到网络兴起的意义，从美国的９·１１事件谈到中国的新启蒙运动。这些话题既有专业性质的刺猬型的，也有公共话题等狐狸型的，看似纵横捭阖，谈古论今，没有一个固定的主题，但是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个冷峻严肃的话题里面，我却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内心挣扎往返于刺猬型和狐狸型的思考之间不泯的俗世情怀。在许纪霖先生笔下，谈北大的教师改革制度，是一个身在学院的刺猬型教授对中国高校存在的弊端的一窥之见；谈上海这个全球化都市的传统和现在，是对上海的未来发展表示一种关心和忧虑；谈美国的９·１１事件是一个世界公民对恐怖主义的谴责和怒斥；谈新启蒙运动兴起，是对中国思想史传统的梳理和对年轻一代学人崛起的引导。可以看出，在《回归公共空间》中，这些看似斑驳芜杂的话题，因为作者刺猬型的专业学理的积淀，狐狸型的人文激情，很好地降服在作者的笔下。
按照刘小枫对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代群的划分，许纪霖先生正是属于所谓的“四五”一代，即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末生长，七十至八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刘小枫指出，“四五”一代知识分子大多先有社会历史演变的个体涉入，后有学院的知识教育训练，知识类型之选择的价值意向具有在先的规定性和自觉性。这也就是说，许纪霖先生先是经历过那些荒诞、饥饿、疯狂、血腥的日子后，才体验到了我们这个世界真正需要什么。其实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经历，是整整“四五”一代人的集体经验，所以他们后来虽然相当一部分人进入高校，成为所谓的“学院派”学者，但是他们的切实经验告诉自己不可能对外界发生的现实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们身在学院，但是心仍然留在外面。这是他们这一代人和刘小枫所谓的“游戏的一代”最大不同的地方。年轻一代的学人是在新时期的教育体制的庇护下，安心而安稳地进入学院的，所以他们的文化经验中缺少一份真切世俗的关怀，他们安心做刺猬型的知识分子，在所谓的众生喧哗、诸神狂欢的后现代主义时期，埋头做一个犬儒主义者。刘小枫所谓的“游戏的一代”正是指出这一代人在真理的消解中，在意义的解构中，失去自己精神上的最后屏障。而许纪霖的一代，他们是全心全意的理想主义者，相信真理，相信这个世界还有意义和价值，所以他们书写，他们言说，他们不安心做学院中的刺猬，他们想在专业领域之外彰显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虚无主义、游戏主义、怀疑主义等一切非理性的力量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丰富了知识分子这个社会角色的形象，丰满了知识分子的血肉，他们赢得了后来者的尊敬。
在《回归公共空间》一书中，许纪霖先生曾提到在１９８０年后的中国思想界有两次值得研究的“崛起”：一次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８０年代中期，随着政治体制内部思想解放运动发展，“一股体制外的思想潮流破土而出”形成了“新启蒙运动”；另外一次是“随着２１世纪网络社会的出现，让一群过去默默无闻的思想者开始崭露头角”。这一群思想者“游离于体制之外”，虽然接受过学院的训练，但是远离学院，借助于网络的无政府主义的平台，自由思考、写作和言说。这是一个自由的群体，自由的含义不仅仅指没有审查制约，更是指远离权力的中心，不受任何权力的约束。他们的自由相对于中国传统中的“宫廷知识分子”（赛义德语）无疑是一种进步。这种意义上的所谓的业余知识分子的出现将会是影响未来中国思想界的一股不可小觑的潜流。许纪霖先生作为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者对萧武等的支持，无疑说明了在“游戏的一代”之外仍然存在着继承了“四五”一代精神传统的新类型的知识分子。这群漂泊无根的业余思想者，再也不会徘徊在刺猬和狐狸之间，新的思想的传承，新的思想者挣扎前倾的姿态将是一个恒久的雕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