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研究是西方学术的一条重要进路，渗透入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国内的研究却才刚刚开始。我们从中就可以看出，国内外史学研究不仅在材料整理和归纳上差距显著，在分析方法和认识理念上的落后恐怕还要更大。
而白馥兰的这本《技术与性别》在丛书中颇有分量。因为她没有截取一个片断来分析，而雄心勃勃地全面介入，讨论“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简单些说吧，从讨论范围来看，基本定位在晚期帝制中国，即大约明末和清代这段时间；从研究对象来看，她讨论的是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技术；从研究的视野来看，她用的是女性视野，最后也都落实到性别分析上。其实这就是一个极大题目了。明清－技术－女性，这三个关键词说明它不是单纯的技术史，也不是女性史，而是一本综合性的文化史。我们只有带着多重眼光和现实问题意识来看这本文化史，才可能有些真切的感受。
这本书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中国传统建筑结构入手，讨论空间中的政治权力和对女性地位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古典的经济史分析，讨论小农家庭的农业和手工业劳作中的性别分工；第三部分则主要是从医学史进入，通过分析生育相关技术和制度讨论女性在家庭中的实际地位。
一般来说，中国建筑史比较关注宫殿、寺庙、宝塔等建筑，因为这些建筑保留下来较多，又往往是精英居住和活动的空间，或者是面向公众的开放空间，从中可以解读出更多政治象征。这些建筑的设计技巧上也多有创新，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建筑理念。而民居实在太普通了，哪里没有民居，修建的材料和技术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其实无论文学还是艺术，普通市民的生活和表达都是被压制的，排除在正统文献和主流观念之外。所以要研究过去人们的日常生活实在不是很容易的工作。好在我们还有大量民间文学，还有私人笔记，有图册、账本、案卷、田据、日记、书信，再加上日用器皿、古玩，以及地下发掘出来的墓葬、殉品，各个方面汇拢起来，就可以一块一块大致地拼贴出古人的生活。
按照建筑规范，一般房子呈方型，坐北朝南，左右对称，前厅后堂，东西两边厢房，围抱院子。而四周也都有高大围墙环绕，一方面是安全考虑，一方面也和隔离邪气围聚风水有关。大门一般会精心设计，正厅的屋脊则应该是整幢房屋的最高点。
白馥兰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看到，中国建筑中最重要的部分应该是祠堂、炉灶和卧室。中国民间传统多半认为，家里住的人应该包括生者和死者，风水中亦要区分阳宅和阴宅，而祠堂正是联系生人和死者的中介。死去的人突然就会有极大的法力，会保佑或者干预生者的日常生活，捉摸不定。故而祠堂必须放在主室里，朝向院子，祖宗牌位每天接受屋子主人的敬拜。而女人，无论地位身份，一般都与此无缘。
但在灶房里，女人的作用就要大得多。我们从文献里不难看出，为全家人（包括死人）烹饪食物是很多地方女人的天职。女人常不被允许接触一些带有宗教和神秘含义的器物，也不被允许进入一些神圣空间或者公共空间。但烹饪被认为是世俗的活动，而且劳动极为繁重，所以不大可能完全脱离女性的帮助。当然灶上亦有灶神，他会监督女性的贪吃、放荡或者对长辈的不敬。女性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看仍然受到规制和约束，很难在这个狭窄空间里获取更大自由。
“食色，性也”。除了关系饮食的炉灶以外，另一个核心空间就是卧室。这是涉及家庭再生产的核心区域，妇女在这个区域的地位也有了微妙的不同。妇女多半时间会呆在卧室内，而男性白天不应该呆在卧室里，即使晚上也未必回到这间卧室。所以从环境布置到细节安排，妇女一般都比男性掌握更多主动性。而卧室里的核心设施——床，一般更是由女方陪嫁过来的，而且女方嫁过来以后还一直拥有床的所有权。由于床具有特殊性，我国古代的床往往特别大，特别讲究，结构复杂。除了孕育后代之外，女性的很多日常活动诸如读书、弹琴、缝纫等也在床上展开，所以我们能从床这个特殊象征中体味出丰富的含义来。
祠堂是女性的禁区，卧室是女性的领地，厨房是女性必须谨慎劳作的场所。其他区域的规制虽然没有那么严格，但总体来说还是排斥女性的，特别是有男性活动时，女性的活动就要受到限制。比如书房是给男性阅读、写作和休息用的，女性不应该随便进入；花园亦是如此。戏曲《牡丹亭》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福柯早就指出，权力的作用，可以通过有形的工具实现，也可通过无形的工具实现，两者相互补充，又相互促进、加强控制。房屋的建筑模式暗含了对女性的控制，而劳动分工则强化了这一层意味。
一般认为女性的体力稍弱，不适应田野里的体力劳动，所以都默认“男耕女织”或者“男主外、女主内”的生产模式。与一般的经济史家的不同，技术史出身的白馥兰敏锐地意识到“布”在劳动分工中的作用。一直到宋代，粮食和布的生产都处于严格的管制之下，人们往往被迫种植桑麻和从事纺织劳动。
而这种生产模式在南宋突然有了转变。世俗社会的兴起、金融工具的出现、棉纺织品的繁荣、纺织技术的突破，一下子全都涌现出来。也很难说是什么影响了什么，总之这个社会的分工形式变了，生产模式变了。如同斯密预测的那样，生产效率猛地抬高，而妇女的地位却猛得降低，被这种分工牢牢地限制在了家里。
生活与生产被分隔开来，这是一种无形的分隔。住宅的设计和建造有意把女性局限在屋子的一隅，而生产秩序如同一道无形的屏障，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而且给这种秩序赋予合法性的意义。女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地位被剥夺了，只能在生活中寻找合适的地位。她不能直接参与生产，只能迂回地生产生产者。女人的地位必须通过生育才可能获得，在这过程中，女人变成了母亲。
男人与自然打交道，充满了危险。女人与自己的身体打交道，同样充满了危险。她们通过吃饭、睡觉、性、疼痛、分娩、死亡等一系列要素来转变生命。在这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技术就是医学，特别是妇科医学。在这里，医学同时担任了保健与繁衍的双重职能，也只有在医案文本里，妇女的声音才没有被压制下去。中医传统文献里不乏调经、避孕、保胎、堕胎的材料，而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些医学思想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在晚期帝国，绝大多数医生都不愿意堕胎，月经和妊娠代表着自然运行的规律，不应该被随意中断。这样，母亲的身体就成为一架永不停歇的生育机器，而中国的人口也迅速增长了起来，最后两百年的增长幅度已经远超过往前两千年的人口变动了。
最终，母亲依靠生下的孩子，或男或女，树立自己在这一整套等级制度中的位置。孩子带来的福祉是有限的，而妻子和母亲的职责是无限的，妇女通过这样的间接过程顽强地介入社会，参与社会活动。这就是女性在晚期帝制中国这个男权社会中生存的现实。
作者对一些中国传统习俗可能存在误解，但她的分析框架确实让人耳目一新。译者也付出极大的努力，但有些译名还是不够准确，比如没有注明Ｊａｍｅｓ Ｌｅｅ是李中清，不清楚Ｌｅｗｉｓ Ｍｕｍｆｏｒｄ即是建筑史家芒福德等。但这不妨碍译者给我们提供一份清晰直白的读本。我想最终的结论是不重要的。作者提供的材料片断，加上独到的女性视角，已足以迫使我们继续去追问和反思这段日常生活的大历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