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了，春天到了，新学期开学了。许多高二的学生拿起刚发到手上的第四册《语文读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惊讶地发现：书中的第五课和六课，分别是王度庐的《玉娇龙》和金庸的《天龙八部》的节选！其中《天龙八部》节选了第四十一回“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两篇课文被合为一个单元，名曰：“神奇武侠”！
从来被视为市井通俗之作、难登大雅之堂的武侠小，破天荒地出现在高中课本里。难道，2005年的春天里，武侠的春天也要来了？
一切似乎没有预兆，一切细追究起来，又似乎早有苗头。
在过去有主流的文学评论中，武侠小说都是与市井文化和通俗文学捆绑出现的。“学者”们对其不屑置喙，仿佛评论研究“武侠小说”，就是掉了自己的子和面子。而可笑的是，在我们长期的有关读书的随机调查中，几乎无一例外，受访者都会提到武侠小说在他少年时期所占的阅读比重，以及对他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对六七十年代生人尤其明显，可谓根深蒂固。于是乎，大背景是全民读武侠人人说金（勇）古（龙），小范围内，掌握评论话语权的学者们依然置若罔闻，天天喊着“武侠小说不是文学”，仿佛只有给一小撮人看的才叫文学，没咱老百姓什么事儿。
接下来，就不能不把一切改变都归功于改革开放了——经济上的发展，必然带动学术思想上的百家争鸣、兼容并蓄。人们的思想开始变得宽容、审慎，而不是自欺欺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事件“推波助澜”，为“武侠小说”的最终正名铺平道路。
香港电视剧的影响首当其冲。“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在世间，自有山比此山更高，但我心，找不到比你好”，那部由黄日华、翁美主演，连周星驰、梁朝伟、刘德华、吴镇宇这样的人物都只有一两个镜头的83版《射雕英雄传》，轰然打开了内地对金庸小说的狂热和痴迷。自然，此时的盗版横行，由于尚未完整地出版金庸品，读者还不知道“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所以市场上曾经有300多部署名金庸的品出现，盛况空前。
珠海出版社引进出版古龙全集，也是不可不说的一笔。当年的《古龙全集》责任编辑罗立群，是国内最早关注武侠小说的编辑之一。如今已经身为珠海出版社总编辑的他，得知我们本关注国内武侠，也高兴地撰文，与我们一起探讨武侠出版的近况。金庸的作品，无疑是符合我们旧有的阅读传统的，而古龙，则开辟了新的武侠天地。金庸古龙孰高孰低之争，在读者中由来已久，直到今天，古龙已经去世20周年，拥金和拥古派的“官司”，却还没有完结篇。其实，各花入各眼，两位大家，非要分个高下，也未免太一刀切了，他们的存在，共同掀起了建国以后武侠作品的第一次高峰，才是最值得关注的事实。
在金庸古龙以及梁羽生、温瑞安的作品不断进入内地的同时，庞大的武侠读者群里，开始出现创作的模仿者，他们是今天的稳固的武侠创作队伍的“前辈”，承前启后。
央视开拍金庸小说为蓝本电视连续剧，是对武侠小说的又一次肯定和推动。如今，对张纪中尤其是李亚鹏的批评声不绝于耳，固然因为观众对电视剧有很多不满，但也从另一方面反衬了武侠作品的尤其是金庸作品在观众心中的地位和影。
2004年末，国内第一届“类型文学研讨会”召开，尽管它的起因只是某文化公司宣传自己的恐怖小说，客观上却带来了一个鲜明的信息——以纯文学和通俗文学来划分所有作品的分类方式，有可能最终被“类型”划分方式所取代。这时候，就没有通俗、高雅之分，作品以文本和受众相区别，不会再有人为的“高贵”或者“卑微”的标签。
以类型来区分文学作品，而不是以单纯无法定义的“通俗文学”“纯文学”来区分，让武侠小说最终登堂入室消除了最后的壁垒。
1997年前后，国内的武侠作者开始了他们在ＢＢＳ上的创作。2001年9月，《今古传奇》推出《武侠版》创刊号，自此，这份如今发行量达到40万册的挖掘国内原创武侠作品的刊承担起了振兴武侠的重任。
第二次创新运动是一次“学科的融合”。朱贞木实际上是把历史学科引进到武侠创作中来。历史学科的介入给予武侠小说美学构成的最大贡献是“真实性”，似乎历史就是这么构成的。对侠人物来说，打斗之中多了几分历史兴亡的内涵，豪杰之气中有了更多的英雄气概。此时武侠小说的历史观还是传统的“正史观”，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高于一。这样的美学风格和价值标准同样符合当时市民的阅读口味，所以又一次地掀起了武侠小说的阅读高潮。
第三次创新运动是一次“文化的融合”。金庸等人武侠小说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始终强调“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始终强调传统的“做人”标准。他们小说中的大侠，是行为特异者，但必定是君子，在这些传统的文化价值和“做人”标准中又有着富多彩的人性、人情表现。这样的特色说明了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是以中国统文化为根底，而将“五四”以来的精英文化融入其中。“五四”以来的精英化有很强的世界现代文化的色彩，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也因此与世界现代文化具有了很深的渊源。
对历史的回顾无非是为提升大陆新武侠的文体境界寻求启迪。中国武侠小说的每一次变革都是深刻结构性变革和思维性变革，也只有结构性变革和思维性变革才称得上“新的境界”。近几年来以《今古传奇·武侠版》为核心阵地，中国大陆出现了一批武侠小说作的生力军。小椴、小米、沧月、沈璎璎、步非烟、糖小小讯、时未、李亮等青年作家给大陆武侠小说创作带来了虎虎生气。他们并不纠缠于武侠小说的“侠义精神”，甚至鄙视“侠义精神”，他们表现的是人性和人情，是自我生命力的释放。“何为正？何为？何为忠奸，何为黑白？堪令英雄儿女，心中冰炭摧折。”沧月《东风破》的这几句结束语相当准确地说出了他们武侠小说的价值观念。他们写武侠小说决不是要写“武侠”的小说，而是借武侠小说特有的情境和武侠人物特有的身份，在恩和仇、爱和恨、必然和偶然、规矩和放纵之间直接逼问人的本性和本能，从中搜寻其存在的意义。他们都很明白武侠小说要说故，也都善于编织情节。在寻找自我和身份辨认之中，把平常之事转换成不平常；在对抗之中写事件的突变，从而加强情节的张力；在神秘的气氛中构造诡异，在自然之中推崇超自然……
这一批在新时期成起来的作家，人性追求和个性释放直接影响了他们人生观和文学观的形成，根本就不顾忌什么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也根本不顾忌什么雅文化提升和俗文化普及，只是将自的观念表现出来，只是将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人生“活法”展现出来。他们的文学修养更多来自于新时期以来中外文学作品的阅读，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小说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不过，他们的小说还不能称之为“武侠小说的新境界”，因为他们的那些新还没有达到变革既有的武侠小说创作结构和创作思维的地步。在我看来，他们有两大问题需解决。一是如何摆脱既有的武侠小说模式，特别是金、梁、古作品的影子，建立独特的武侠小说审美形态。二是如何加强小说中的文化内涵。以人为创作的中心是现代小说的基本原则，高雅小说如此，通俗小说也如此。在新文学的影响下，中国武侠小说人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就基本上解决了，王度庐的小说、白羽小说都是以写人性和人情而取胜，到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小说中，人性与人情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近年来的大陆年轻作家一下笔就能做到这一点，说明他们起点很高，但是写“人”不能看作他们“新”的标志。因为这是现代小说的基本线索，而且前人已经将武侠小说推到了这个境界。要想有新的突破，就应该寻找新的突破口。
新的突破口在哪里？文化应该说是最佳的选择点。写文化不仅是表现复杂的人性和人情，更是揭示出形成如复杂的人性和人情背后的力量；写文化不仅是展示故事情节的传奇和曲折，更是揭示故事情节传奇曲折的必然性。将文化穿插在小说创作中，武侠小说的内涵自然会产生厚重感。其实，金庸等人超越前人的秘诀也就在这里，他们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同时用武侠小说演绎中国的传统文化。大陆的青年作家要想超越金庸等人，就应该在保持金庸等人演绎中国传统文化水平的同时，更多角度、更多层次地演绎各类文化。
“大陆新武侠”的“新”，界定可以有多种标准，可以是人性写作，也可以是女性写作可以是动漫写作，也可以是网络写作。但不管怎样设定，自我和厚重都是需要的，因为只有有了自我才能称得上超越，只有有了厚重才会出现大师。只有有了自我创作个性的大师辈出，中国武侠小说才会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中国武侠小说的发展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