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不管他曾经是否振聋发聩地呼喊过，不管他现在是否已不能清晰明了地思考和表达，不管外界推崇景仰还是质疑诋毁，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他毕竟已经在这尘世走过了一个世纪。且把学者们的评说当作他生命的注脚。
真与假
【“讲真话”是巴金晚年一直坚持的主张，如果说《随想录》记录了巴金在“文革”后的思想脉络，那么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说真话”。】
徐开垒：《随想录》中提到“讲真话”的篇章非常多，到最后阶段，他写了《最后的话》，发表后又写了《讲真话》，他认为即使到了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按当时实际社会情况看，“文革”还是有可能随时发生，我们的民族并没有走出这个阴影。透过许多具体事件，巴金坚定了对“讲真话”的执著，对真与假的认识，基本上他晚年没有停止过这方面的思考。可以说巴金坚持“讲真话”一直到他1999年因病无法再开口说话、表达思想。
余秋雨：“讲真话”是世纪性的珍贵留言，不仅朴素，而且在文化道义上切中中华民族的世纪弊病。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缺少实证意识的国度里，是否讲真话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也是在自己年龄慢慢大了以后，经历过太多的假话，才明白这句话的极端重要性。鲁迅先生说中国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瞒”和“骗”的文化，周围的看客愿意欣赏这样的假文化。有了我自己的感受，我才真正理解巴老反复讲“说真话”的意义。在中国，“文革”后，我们平反了几十万件冤假错案。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度，曾经轻而易举地制造了几十万件危及生命的虚假，而且很多人都相信了这些虚假，这就是民族的文化集体心理。我们往往只讲对错，而不讲真假；真实性的判断很薄弱，道义性的判断很强大。这使我们看到了我们民族文化上的劣根性，包括现在“盗版”，假药、假奶粉、假新闻，“假”的东西太多，如果虚假还在继续，民族尊严就不能维护。巴老这么早就用“讲真话”三个字来呼吁，是有预见的，简单但刻骨铭心。
徐开垒：巴金“文革”后提“讲真话”也是有一个逐步的过程的，是不断反思、不断认识、不断发展的过程，越来越看得透彻、想得透彻。即使在“文革”中，他自己的认识也是有一个思想过程的，这在他的《随想录》中都有记录。在1989年，他与我的对话中，巴老也承认了这样的思想变化发展过程：“对过去的认识，现在有了新的发展。”我觉得巴老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的思想一直在发展，没有停滞不前。一个人的思想只有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发展前进，这个人才是真正“活着”。
【然而，在说“假”的环境里面，“说真话”又是那么困难。包括巴金自己，在解放初和“文革”后的一段时间里，要身体力行地做到，要坚持，也不容易。】徐开垒：从他自己的实际行动来看，他也当然希望能“讲真话”，说到做到。“文革”后，即使要揭露到某些现象和人，他也坚持“讲真话”，但是在有一些特殊的场合，可能做不到畅所欲言。我不认为他在那些场合被迫说了违心的话，可能就是不说了，以沉默来代替“假话”，或者说到一定分寸——根据当时实际情况能说多少说多少，说的基本上还是反映他自己真实想法的。如果推到五六十年代，当时的客观环境对他有影响，可能也跟着说了一些“流行话语”，所以他自己说，“我的作品一半是废品”。但是到晚年他都坚持“讲真话”，这是一个胜利，他的存在就是一种胜利。
余秋雨：巴老不仅反复提“讲真话”，而且亲身实践，他说即使以后我不能写文章来说“讲真话”了，我也要以我的生命方式来体现它。曾经有一些理论家批判巴老的“讲真话”，说“真话不等于真理”，号召大家要讲真理。这个话很容易迷惑人，其实真话的对立面是虚假，并不是真理。很多所谓“真理”都攀着假话的翅膀在到处飞翔。可见，要真正做到“讲真话”，是非常不容易。
徐开垒：巴金一直在提要“说真话”，也说明一个人要坚持“说真话”是有困难的，这个困难可能是一种权势，客观环境的限制。即使在“文革”后，也不是每个人能做到“说真话”，某些人，是投机心理；也有些人，本来就是极左的，对“文革”本身就有感情的。其实至今极左思想没有完全消失，所以巴老也说到，这个基础不是没有，土壤还在，“文革”还是有可能重新回来，“文革”的罪恶还会重现。
人物风流：活着就震撼人心--世纪巴金百年大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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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与辱
【建国前，巴金是年轻人推崇的自由作家。后来，他是新政府团结的进步作家，担任了一些职位，但随着一次次运动，也受到了不少困扰，步履维艰。到了“文革”，他陷入了最大的黑暗。】
徐开垒：极左思想实际上在建国前就已经有了，巴金那时候已受了不少批评。
建国后的历次运动，受委曲的是像巴金这样一批正直的当时看来是中间立场的作家。“文革”时发展到极点，他们被打倒，其实基础在这以前就有了，他们虽然是被争取的进步作家，但日子一直比较难过。解放初，这批作家被赋予了以前从没有过的荣誉和使命，作家获得了一定政治地位，他们真心歌颂党歌颂祖国。然而，从事各种政治工作之后，一些作家的创作或许反而受到影响。
余秋雨：1962年5月9日，巴金在上海市文代会上的讲话《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可以说是当时在文化意义上最勇敢的抗争。发言指出了当时文艺界有少数人用“框框”和“棍子”限制了作家的正常创作，这当然触犯了如张春桥、姚文元之流的当权派，切中左倾文化要害。这样的发言需要很崇高的勇气，特别是身处文化界这个环境之中还能发出这样振聋发聩的抗争，超越了很多同代作家的思想水平。几天后美联社对这个讲话进行了报道，这就给他带来了灾难，几年后在“文革”中，张春桥就点名巴金：“不枪毙他就是落实政策了！”
【“文革”期间，受辱不可幸免，他总是默默承受，内心备受煎熬。晚年，他得到了巨大的荣誉，但仍保持着清醒。】
徐开垒：到了“文革”，翻天覆地，巴金遭遇了家破人亡的惨痛。他的性格还是比较软弱，表面上可能没有大的流血冲突，但内心的痛苦并不亚于别人。
余秋雨：他一生都有一种贯穿始终的忧郁，一种孤独感。他的反抗不激烈，不是极端主义的，有人道主义作为底线，这就使他受到“革命”者和“温和”派两方面的不理解，因此，很长时间里，他的精神都是孤独的。我与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是同学，所以了解了一些巴老“文革”期间的点点滴滴。面对灾难，他一直默默承受着苦难。直到失去妻子，无法承受，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背诵诗句，是但丁的《神曲》。
徐开垒：巴金晚年得到的荣誉很多，但在海外也有一些人诋毁巴老。现在他已经完全不能表达思想了，所以荣誉与否对他也并不重要了。
余秋雨：高贵的忧郁他一直没有失去过。晚年巴金得到很多称赞、很高的荣誉之位，但他的精神本质还是孤独忧郁的，这是一个纯粹文学家的精神素质。巴老不满足于浅薄的欢天喜地。他的精神品格对今天的一些文化现实也有警醒的作用。对于早年的欢天喜地，巴金也写了一些检讨性的文章，认为我们没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甚至还可能不小心参与了伤害者的队伍；有的欢快我写了，但这些欢快可能是伪装的。
生与死
巴金近年一直在医院中度过生命，特别是1999年以后，不能说话，靠药物维持。在各方面的努力下，他仍旧活着……】
徐开垒：巴金住院抢救已经好几年了，很痛苦，当时巴老自己曾提出过不要再抢救了，但我们在思想感情上还是希望他能活下去。他的生命还在，医生护士还在千方百计地努力，他的存在对大家是一种安慰。
余秋雨：巴老活了整整一个世纪。活过百岁的作家在国内外几乎是绝无仅有，一个世纪的变化在他一个生命体上获得了完整的集合。他活着就是为了证明一个生命奇迹，他还活着就震撼人心。当然，巴老不仅仅因为他活得长才让人尊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