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小说，清新隽逸、浑朴自然，如香榄甜梅，给人一种韵味久远、恬淡可人的感受。单从文本来看，很显然，苏北里下河流域的文化风俗对他的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评论界称赞他是“最有风格的作家”、将他定位于“风俗画作家”，也大抵缘自于他那些书写故土风情的隽永之作吧。
汪曾祺的家乡高邮是个很有文化渊源的地方，秦王子婴生于此。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宋朝著名词人秦观也都是高邮人。吴文化的阴柔、崇礼尚文、人性柔慧都在大运河千年的流淌中滋润着这片土地。“曾有一位上海女记者说过我的文章很糯。北方人不能体会这种感觉。吴语区的人都是懂的。……‘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细腻、柔软而有弹性……我也说不清楚。”（《推荐<孕妇和牛>》汪曾祺）一个“糯”字极有张力的表现了他的冲淡、飘逸、悠闲、雅致。
汪曾祺在19岁以前一直生活在高邮，浓郁的民间习俗和“古朴的民风”这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造就了他的人格和文格。但是如果简单地说，因为高邮的苏北风俗，所以有了汪曾祺。我想作为文学，作为作家，作为区域文化都不会有如此直接的关系。在读汪曾祺的作品时会一种感觉，像是在读另一个沈从文，诚然，汪曾祺曾受业于沈从文，对于老师的“要在小小篇章中表现人性，表现生命的形式”；认为人性应该是小说家创作的起点和归宿，主张文学只有表现人性，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的文学理念和文学主张，他的传承与实践都是极其成功的。但是汪曾祺绝不是简单的风俗画作家，区域文化早已作为精神情感的家园融入到他的生命中了。
但是，同样将区域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情感的皈依，他与老师沈从文又是不一样的。虽然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都有着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伤，“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边城》的结尾留给我们的是深沉的悲哀。“十一子的伤会好吗？”“会，当然会！”《大淖记事》给我们带来的则是一种坚定的温暖。虽说真实的结局可能都只能是生命的欠然，但是面对欠然，沈从文选择了冷冷地哀伤，而汪曾祺则选择了温暖地关怀。两种选择没有优劣之分却体现了湘西文化和高邮文化的不同地域影响。于是汪曾祺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向阳门第春长在，积善人家庆有余”的世外桃源，小英子，明海，巧云……一个个简单的人物在欠然的环境中舒朗的活着。在汪曾祺的笔下，生命中这些最本质的欠然，比如孤独、隔膜、生死，既然无法化解便让它成梦成风了吧。
有人说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古代才子，浓郁的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通过书香门第熏染了他。面对一个错位的时代，他是以一个传统农耕文化的深情凭吊者的姿态出现的，面对童年时代高邮故乡的温馨田园生活的一去不复返，他是有着无奈的哀叹的，他不愿也无力面对乡村的苦难和人物的内心，于是他接着一盏昏黄的油灯毅然决然地投入了记忆的怀抱。借助对小悲小欢的乡间民俗的热情描写，再现了那段深埋在心中的美好记忆。由于他长大后的种种苦难经历与这种美好记忆过于冲突，因此他的一切美好愿望和心理幻象，就都与幼年和民俗强烈粘合在一起了。于是，“美好等于童年等于民俗”，就成了汪曾祺的一个无法摆脱的情感通道。汪曾祺自己是这样解释这一现象的：“我写旧题材，只是因为我对旧社会的生活比较熟悉，对我旧时邻里有较真切的了解和较深的感情。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
汪曾祺先生面对现实的苦难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恬淡和从容。我以为这份恬淡和从容很大程度上是他借助于对记忆的品评而来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情感宣泄通道和精神寄托，他才得以安详地创作，虽然他的作品“是不会使人痛哭的”，“但是你的眼睛会有点湿润”。但是即使是这样的难以掩饰的哀伤，汪曾祺带给读者的仍然是那昏黄却温暖的光亮。汪曾祺曾经这样称赞他所推崇的文学前辈废名：“他用儿童一样明亮而又敏感的眼睛观察周围世界，用儿童一样简单而准确的笔墨来记录。他的小说是天真的，具有天真的美。”他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又如此称赞金岳霖：“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 于是他也借着记忆的通途“文章淡淡忆儿时”以孩童的眼光唤回真善美，正如他自己在《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一文中指出，“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信念。”可见此时的区域文化已成为了作家理想信念的表达途径。将生活和情感反复沉淀，来酿一个个美好的旧梦。
汪曾祺的小说回避或者起码是淡化了故乡生活中的不幸和悲苦，因为他是爱世间的，对之有无法割断的牵系，在态度上也就特别宽厚通脱。即使是陈小手被枪杀（《故里三陈•陈小手》）、八千岁被敲榨（《八千岁》），他都举重若轻地处理这些悲剧，将他们看成是生命的始然，更多的是带着人们回忆体味“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和 “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于是记忆的理想表达就成了作家笔下作品的风俗展现。
汪先生说：“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的成分（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他们把生活中的诗情用一定的外部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相互交流，溶为一体。风俗中保留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谈谈风俗画》）他也正是从圣化的美好人性出发，沿着记忆走进区域文化，又借着区域文化的温暖表达传递出圣化的美好人性。这一循环是精神的皈依和良知的守望。他仿佛是站在闹市楼头，花阴柳下，醉眼陶然地眺望这个缤纷的世界。借着高邮文化的大俗，弥散出一种萧散自然的神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