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并不缺雀巢或龙井。上咖啡馆，只是想觅寻一种难以言传的氛围，身心绝对放松，悠然自得。科学家、艺术家都能从中获得那恍惚而来、不思而至、奇奇怪怪的自然灵气，创作灵感。科学和艺术灵感是相通的，同源的。
在欧洲文化发展史上，咖啡馆成了诱发科学和艺术灵感的绝好去处。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的德国，量子力学经历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没有量子力学，核能和电视便是不可能）
杰出原子物理学家索末菲经常同他的天才学生海森伯和泡利（后来都得了诺贝尔奖）坐在慕尼黑的咖啡馆里无拘无束地研讨前沿课题，并在大理石的桌面上写满了艰深的数学推导
现代数学一些重要分支如集合论、拓扑学和泛函分析的蓬勃发展同战前欧洲几家咖啡馆的名字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波兰利沃夫大学附近的“苏格兰咖啡馆”和“罗马咖啡馆”。实变函数论和函数空间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在这两家咖啡馆里培育成长起来的。
常去咖啡馆的人中有两位杰出波兰数学诗人巴纳赫和乌拉姆。以巴纳赫的姓氏命名的“巴纳赫空间”和“巴纳赫代数”闻名于科学界。他爱同几位学生或友人跑到“苏格兰咖啡馆”去要上一杯，一泡就是三、四个小时，讨论数学问题。乌拉姆也在座。有时他们去泡上十几个钟头，白色大理石的桌面上布满了用铅笔写下的数学论证和推导。写完了再讲讨论，然后就是一阵笑语，呷口咖啡，沉默，擦掉再写……巴纳赫有心，特意买了一个笔记本，把它存放在咖啡馆掌柜的那里。科学家一来，掌柜的就把本子连同咖啡一块拿来。从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４１年，总共记录下了１９３个高深尖题目。至今大约有四分之三的问题已经解决。来喝咖啡的人规定，谁证明或解答了某个问题，可得到一份奖品：软糖或蛋糕一块，当然还有鱼子酱，啤酒。
乌拉姆后来到了美国，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对用计算机研究数学问题，他提出了许多卓越观念。１９８４年他去世。晚年，他一直怀念“苏格兰咖啡馆”的氛围，那自由自在，悠然见南山的心境，真是“一曲难忘”。他说，他喜欢波兰人或法国人的生活方式。因为巴黎的咖啡馆也适合考虑数学问题。
我曾两度访问过欧洲。我每到一地，总要找个大学附近的咖啡馆泡上一两个小时。一来歇歇脚；二来感受一下那里的氛围，得到一丝灵感；三来看看白色大理石的桌面上是否留有用铅笔写下的数学公式的痕迹。
在欧洲文化发展史上，文学艺术家也常到咖啡馆的朦胧灯光底下去觅寻各自的白日梦。比如柴可夫斯基，就常在咖啡馆作曲。的确，人们在醒着的时候，面对着的是一个共同的严酷的现实世界；然在白日梦中却各有各的五光十色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搓麻将和玩扑克也是做白日梦）。
巴黎的咖啡馆同法国无数艺术家的白日梦是分不开的。比如毕加索，那里的氛围对他永远有种特殊的吸引力。也许，只有维也纳的咖啡馆文化才能同巴黎的咖啡馆文化传统比肩。战前，一批新潮的建筑师和德国、奥地利表现主义画派的主将便常在咖啡馆聚会，提出自己的主张或宣言。
在欧洲，我泡得最多的地方是三处：林中小道、墓地和咖啡馆。上海的咖啡馆不少，但不是我理想中的。不错，有很高雅的，但最低消费太贵。顾客交谈的内容又不是科学、艺术创作。我不相信在桌上会有一个数学公式。最近我去了一次北大、清华。在附近的咖啡馆我看到有学生坐在那里。不过他们谈论的是生意，腰间的ＢＰ机直叫唤。这使我失望。
我期望若干年后，在复旦、同济和交大附近咖啡馆的桌面上会留下顾客写下的一两个伟大的“世界函数”，或是一帮铁哥们在那里朗诵自己的新诗，讨论一个新剧本。最好，围坐同一张桌子的有几位理科学生和文科学生，他们用一种共同的、双方都能听懂的语言来谈论世界。这是科学同艺术的幽会。
这幽会才是我们追求的潇洒。
衡量国际大城市或世界文化名城有好些标准。是否拥有几家能让科学家和艺术家产生创作灵感的、价格又适中的咖啡馆也是其中一个标准。当然，先要有一批勇于打破专业界限、冲决隔行如隔山观念的科学家和艺术家。这些年，我始终在寻找我所理想的咖啡馆。在我身上的确有种叫“咖啡馆情结”的东西，当然其实质决不在雀巢，而在寻找科学和艺术的相通和交汇，避免做“半脑人”，提高生命质量。我呼唤北京、上海拥有类似于“苏格兰咖啡馆”那样的去处。那才是我心目中的“五星级”，因为那里将有我们民族二十一世纪的头脑和心脏。
其实，一个民族的头脑和心脏往往反映在茶楼或咖啡馆里。是红茶、绿茶或雀巢、麦氏，那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人们神聊的内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