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不该被写成八股
或者百年不遇，或者天不吝才，这是思想史上很有意味的现象。例如汉唐盛世，歌舞楼台底，思想遭遇了连年大旱。再例如春秋战国、魏晋、北宋中期、明末清初、清末民初，独创性的思想大师一堆堆像雨后的蘑菇。值得探寻的还有，思想也体现了明显的区域特征，例如战国的楚，北宋中期的洛阳，民国的浙江等正所谓人杰地灵。这样，要真正地认识一个思想家，就需要了解他的交游、时代和生他养他的地方。欧美也不能例外。给我们一般的印象是德国出思想，法国出文学，西班牙意大利出画家，美国出摇滚和民谣。但，法兰西在思想上两次盖了德意志的风头，一次是大革命前的启蒙思想，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一次是结构主义及解构主义时代。那么，我们要真的去把握阿尔都塞、德里达等人的思想，就必须了解他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了解法兰西特有的文化传统和社科思想流变。
伟大的思想从来都不是个人想象一隅的孤寂之花，也不会是奇异炫目的天外来客。而随着历史的拣汰，随着学科的越来越细的专业分工，加上读者趣味的个性化，不少思想家被读者从具体时空里拔出来，安置在自己的小庙里顶礼膜拜，例如弗洛伊德和维特根斯坦等都成了什么“空前绝后”的思想家。
脱离具体语境谈思想，有一个危险就是：教条。我们目前的思想史著作，满是教科书的味道，条理缕析，尼采是尼采，福柯是福柯，萨特是萨特，斯特劳斯是斯特劳斯，我们忽视了其间的传承，忽视了其间的交锋，忽视了那些哲学命题背后的情感因素和现实关怀。洛扎诺夫说，你们批康德都不对路。其实，康德说的都是对的，但他只用头脑思想，忘记了血液也可以思想。我们完全可以移用洛扎诺夫的话来批评我们眼下的教科书和学术写作。
板着脸讲学问固然有害，但高扬着头唯我独尊同样误人子弟。我们大量的学术著作用很西方的句式，操着大量的专业术语，“以艰深纹浅陋”，许渊冲先生批评说，“都是用我不懂的话谈我早就懂得的道理。”现在没有梁启超、胡适、鲁迅，也没有冯友兰、钱穆、朱光潜，语言通脱，是他们作为大家的标志。如果一种观念，我们无法用语言表达，就说明它还不是清晰的思想；如果我们不能表达清楚，就说明我们还没有理解清楚。这是维特根斯坦的训谕，说，就要说清楚，对说不清楚的，务必沉默。
也许在扰攘的叫卖声里，你的声音不高一点，别人确实听不见；在强调量化的学术评审体制中，沉默无异于自戕。但即使不说学术别有担当，我认为既然吃学问，也注意不暴饮暴食，吃上顿不顾下顿。也就是说：我们究竟还能不能避开术语和所谓规范，避开灵魂彼岸等玄虚的字眼，用一般读者都能明白的话，把一些问题阐释清楚呢？哪怕是困惑，哪怕是无知，也不避重就轻，狗熊欺人。说汉语，别诈乎，吃学问的人，行不？
林庚先生在讲唐诗时强调，平白晓畅，是语言的美德。语言折射的是人的品格。晦涩，绝不意味着高深和博学。奥伊肯、柏格森、罗素、萨特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弗洛伊德的思想融汇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庞杂的营养，也创造了不少新语汇，例如俄狄浦斯情结、本我之类，但他“没有一行字是普通德语读者所不明白的”（茨威格语），很多人即使不同意他的分析，也不得不折服于其文章的美，他因此获得了歌德文学奖。柏拉图、卢梭、马克思、尼采均文采斐然，作品引人入胜。
反观我们目前大量的学术著作，其干枯艰涩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只能是既没有想清楚，也没有文章追求。这貌似精深的背后究竟掩藏了什么？思想性著作本来可以写得很简易，也可以写得很美，甚至可以写得兴味盎然。法国当代历史学家、著名学术评论家弗朗索瓦·多斯的《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值得我们关注，不单单是其学术的成就，即便其写法也给我们的学术写作提供一个向度：用故事写思想，用史诗的气魄驾驭思想史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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