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兰西思想的燃情岁月
1949年，列维·斯特劳斯《血族关系的基本结构》出版。该著第一次使人类学摆脱了经验主义和生物决定论的影响，它“追求科学性的意志，以便对社会多样性展开分析；它追求最具包容性的模型，以阐发最没有显现出来的表象”。《血族关系的基本结构》被誉为“启蒙性著作”，一经出版就引起巨大轰动，读者拿来和马克思《资本论》、弗洛伊德《释梦》相提并论，一位哲学教师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时刻。” 富有意味的是：萨特的夫人西蒙娜·波伏瓦最早注意了斯特劳斯的著作，并为之撰写书评，鼓励更多的读者来阅读。波伏瓦赞成斯特劳斯的方法和结论，评论认为“在此之前，法国的社会学家一直都在休眠”。当然，萨特夫人没有忘记给这部书涂上一层存在主义的釉彩。
结构主义正式走上法国思想学术界舞台则是1962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最后一章《历史与辩证法》中，对萨特的“辩证理性”猛烈抨击。这是一个重要事件。在决裂加缪、决裂梅洛庞帝以后，萨特越来越孤立，现在斯特劳斯的决裂无疑更为致命，因为斯特劳斯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理念。萨特所传承的那种指点江山式的知识分子传统开始谢幕。从斯特劳斯、雅可布逊、杜梅齐尔，到阿尔都塞、皮亚杰、拉康、福柯、布尔迪厄、罗兰·巴特、德里达，法国知识界开始了一段天不吝才、激情燃烧的岁月，它被命名为结构主义及解构主义的时代。
结构主义首先从语言学和精神分析中吸取养料，从人类学和建筑学肇始。它体现出一种叛逆的姿态，特别敏感于被传统体制压抑的东西（例如拉康对妄想狂、福柯对疯癫和性、布尔迪厄对阿尔及利亚劳工的研究），寻求新的模式表达了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否定，质疑主体性，质疑人本主义。结构主义非常注重共时性研究，强调系列和秩序，挖掘现象背后隐含的意义，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架起桥梁。结构主义旨在寻求可以纳入某种结构的东西，而不能纳入这个结构的很多因素就被压抑了，它们也许包含着人们还没有认识到的更复杂的潜文本，所以结构主义忽略了对生命的复杂性和偶然性的思考。德里达等反思结构主义的这些缺陷，就走向了解构。可以认为解构也是一种结构，一种敞开的结构，它没有固定不变的中心，反对终极观念，主张变化，警惕霸权和自我中心主义，启发人们的思路，鼓励世界多元化。结构主义在哲学、美学、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几乎同时诞生，而成为取代存在主义的一种思潮；最终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知识王国，重绘了人类的知识地图，改变了世界的知识走向，成为20世纪最具冲击力的思想之源。
法国当代历史学家、著名学术评论家弗朗索瓦·多斯请结构主义及解构主义时代众多的创始者及其及其敌人，还包括他们的重要门生来评论这个辉煌时代的主要著作，同时对其它流派的参与者进行大量访谈，其中包括阿德勒、格雷马斯、托多罗夫、勒菲弗尔、斯特劳斯、杜梅齐尔、热奈特等百余位学者，让他们谈谈结构主义对自己研究的影响和超越结构主义的各种可能性途径。这样成就《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的采访式写作。
该书上卷《结构主义篇》，第一部，“50年代：史诗时期”，从巨星陨落和英雄出世开篇。作者着力揭示结构主义史中，各位大家的恩恩怨怨，奔向真理之路的波折坎坷，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跌宕起伏……《从结构到解构》像一部夸父族神话，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思想史的提坦时代。大概很少有思想性的著作能如此激动人心。从此我们可以“知人论世”地阅读结构主义诸大家作品，体味他们博大而深沉的现实指向。第二部，“60年代：1963~1966，美好年代”，把1966年确定为结构主义的鼎盛年，前后期的分水岭。作者指出，结构主义者抱着伟大的理想结构，它描述了结构主义如何从一个研究流派上升为一种世界观。结构主义的发展过程是一代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建构自己的学说。第三部，“六边形狂热”，探讨了结构主义和社会科学危机的内在关联，探讨结构主义大师们对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批判和继承，回答我们：为什么法国成了结构主义的洞天福地？
1967、68年间，乔姆斯基生成主义语法学被引入法国，“随着乔姆斯基主义的形成，一条致命的错误路线出现在一直被视为领航科学（语言学）的心脏地带”。在外部，结构主义还受到了1968年五月风暴的强烈冲击。就像一百单八将风风火火走神州，每位好汉都带着激情和故事，但当他们成功聚集梁山的时候，新的挑战又来了，对挑战的不同态度意味着分裂的开始。结构主义似乎成功渡过了内外挑战，60年代末期，樊尚和法兰西学院成为结构主义的稳定江山，这似乎是结构主义的第二春，但它同时标志着结构主义被体制化，类似于被招安。此后，除了斯特劳斯，其他的结构主义大师都开始了自己的学术转向。《从结构到解构》下卷《解构主义》以小说的笔法描述并分析了结构主义的大厦将倾。
只要英雄们还活着，我们就不敢断言梁山不能再起；而到蓼儿洼之后，我们只能惊异于英雄谢幕的苍凉。20世纪80年代，悲剧突然降临，结构主义史诗的主人公纷纷离开生命的舞台，1980年3月巴特因车祸辞世，11月“最严格的理性主义者”阿尔杜塞成为活僵尸，开始了自己生不如死的十年大限；1981年9月“现代伟大的萨满教巫师”拉康患失语症后死亡；1984年6月，福柯被残酷的艾滋病击垮……福柯死了，整整一代人的政治希望和理论雄心的化身淡出历史舞台。皮埃尔·诺拉撰写了“我们的福柯时代”，他把福柯的去世中看到了终结的标志：“福柯死了：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在自己的心灵中，在自己的灵魂中，深深为这几个词语所感动。……仿佛我们也死去了，就像丧钟，在为我们同他一起经历的一切而鸣。”
这时候，《从结构到解构》像多斯为结构主义写的一首伟大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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