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唐师曾：1961年1月24日生于北京，江苏无锡人。现为新华社记者。1990年采访海湾战争；采访曼德拉、卡扎菲、拉宾、阿拉法特、穆巴拉克、加利、巴拉克、沙龙……1995年赴神农架寻找野人；1996年独自驾车环绕美国；1997年患再生障碍性贫血住院手术；1999年应阿曼王室邀请赴海湾策划《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2000年出版《重返巴格达》；2001年入选“首批人文学者考察南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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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著名战地记者、畅销书作家唐师曾，继《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重返巴格达》和《我在美国当农民》等一系列畅销作品之后，2004年再推力作———《我第三个愿望———生个好儿子》。该书以作者多年自拍的个人生活图片资料为主，配以他最新精彩文章，构思奇特，图文互为搭配、互为延展，首次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个人生活内情。
海湾战争时期，唐师曾深入中东一线采访，因受辐射而身患血液病，生命随时可能遭遇危险。那时他就萌生要生个儿子并好好养大他的愿望。在婚后几年内，他全程拍摄了呵护妻子、孕育儿子、儿子出生前后及成长的大量生活照片。他曾在耶路撒冷哭墙许过3个愿望：当好记者、娶好姑娘、生好儿子。在经历重重波折之后，他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看到完全实现他的第三个愿望。
我和海明威一样，“把自己打仗那点事看得比什么都高”
记者：《唐师曾：我的第三个愿望》是您写的书中最特别的一本，在这本书中您更像一位普通的父亲，而不是一个战士，这本号称“首次披露了大量私人生活内情”的书，向人们展示了您的家庭和婚姻生活，您觉得您的私人生活最值得曝光的部分是什么？
唐师曾：我首先声明这本书不同于明星曝光。应该说，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很明白地批评事实，我只好用一种调侃自己的办法表现我所经历的，并用记者的眼光记录我周围的环境，这当然也和记忆文学不搭界。我很自私，不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我和海明威一样，“把自己打仗那点事看得比什么都高”。而事实上，我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真正的隐私，涉及公众利益或他人利益的话都没有说，一些东西可能要等我以后老得不能动的时候再说出来，或许还可以卖钱糊口。
我一直用新华社记者的标准甚至是比此更高的世界上最好的记者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记者：在您的身上，有太多的惟一。比如，您是海湾战争时惟一反复往返交战国双方的记者，是第一个用“新华社耶路撒冷”电头的中国记者，是惟一与以色列部队一起行动过的中国记者……在很多时候，在路上总给人感觉几分诗意，但实际上充满了危险和生与死的考验，我想知道您的职业理想是什么？
唐师曾：我不敢说我是新华社最好的记者，但可以说，我是最热爱新华社的记者。我的老师萧乾先生曾经在给我的一个题词中称他自己：“总把生命看作是一次旅行。作为采访人生的记者，不能老呆在上层，处处占上风，甜酸苦辣都得尝尝。”老师还曾经告诉我，但凡最伟大的作品实质上大多是自传性的，一个人只能活一次，要尽量体验多种人生。我想，我也是带着这样的信念和追求的。
事实上，1993年以后，我到国外进行的很多活动，都是花自己的钱，用的也是因私护照，我写的《重返巴格达》和《我在美国当农民》两本书就是如此。尽管我没有用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出国，但我一直用新华社记者的标准甚至是比此更高的世界上最好的记者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目前，我认为我自己寻找到了一种在新时期新闻采集的方式，然后利用我丰富的知识和人脉关系，把我在中东和世界各地看到的东西进行热情的披露，并把他们装订在一起成书。
不打仗我也是好记者，但是打仗让我轻而易举地成为好记者
记者：您曾经说过一句话叫“痛恨战争，开心生活”，的确从战地上走来的记者总是让人瞩目和仰视，但由于经常到战争频发地区采访，您的身体受到了伤害，并患了“再生障碍性贫血”，这也是一件很令人伤心的事情，您对自己战地记者的经历怎么看？
唐师曾：应该说，不打仗我也是好记者，但是打仗了让我轻而易举地成为好记者。我的工作和天赋都不如我的同行，但我比他们“热闹”，就是因为我敢于去采访海湾战争。对于这种国际战争，当时一般人认为是危险的，力所不能及的，可是我就去了。
在我的书中，从1994年开始，我就有意识地开始嘲弄战争，希望自己成为反战争的英雄，能够“铸剑为犁”，我歌颂和欣赏拉宾，你知道他和人民在一起的时候是不穿防弹衣和不戴钢盔的，最后他被人开枪刺杀，但是他和人民在一起，他非常伟大。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很多国家和地区发生冲突就是由于缺乏沟通造成的，我希望我的工作可以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沟通起到积极的作用，这样的人生在我看来十分有价值。
写书成了我摆脱人生窘境的一种方式，所以目前我的生活模式变成了走路———写书，走路———再写书
记者：除了游走战场，您还参与了很多行走活动，比如您曾经去过中国长城科学考察站，去年还重走了唐僧取经路，并将出一本“新唐僧取经”的书，行走是不是已经成为了您目前的一种生活或生存方式？
唐师曾：由于疾病和其他一些原因，写书成了我摆脱人生窘境的一种方式，所以目前我的生活模式变成了走路———写书，走路———再写书。我开辟了自己的写作和生活方式，我的工作和生活不分，我挺高兴的。
我以为，我的行走是高质量的，无论在胆量，还是技能上都能保证把行走做完并把书卖出去。比如，我参与的“新唐僧取经”，一路上，我一个人开着吉普车从新疆出境到巴基斯坦再到阿富汗、印度、尼泊尔等地。要知道，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实行西方议会制的国家，这样的两个国家隔着世界上最高的喜马拉雅山，但几十年基本上不往来，而且印度政府曾经规定中国人不能从陆路进入印度，但这个规矩被我破了，所以我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不可替代性，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创作也具有了原创性和自主性。
我喜欢这样一句话：我不相信任何别人告诉我的经验，到现在我也不相信别人告诉我的经验，我只相信自己的实践。当然，在生活中我也浮躁，我觉得开车出去行走就是一个远离这些浮躁的过程。
我不喜欢被别人当成明星，那样太受约束，很不自由
记者：您成名之后很多时候被人当成明星追逐，您喜欢明星状态吗？
唐师曾：当明星过过瘾还可以。但作为一个总是报猛料的记者，你凡事就都得比别人更规矩，比如，开车要很规矩，比如不能偶尔到洗头洗脚房或歌厅玩一把，总之，我不喜欢被别人当成明星，那样太受约束，很不自由。而我喜欢光着膀子喝啤酒，坐在台阶上摸摸一个女孩的头发什么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