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不留恋过去、积极拥抱新生活的马原活得多么乐观，然而，他和他那个血本无归的《中国文学梦》是多么让人意犹未尽、欲说还休的话题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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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人们淡忘的那些年，马原自己斥资百万，走了2万多里路，采访了120多位中国老中青作家，花了几年时间拍摄了一部名为《中国文学梦———许多种声音》的电视专题片。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前所未有的、有关文学的电视专题片，完成近10年却至今没有人愿意将之买下。那部片子正在随着录像带磁记录期限的逼近而消耗着生命。《中国文学梦》真的只成为马原的一个梦，这个梦耗尽他那些年里能挣到的所有的钱，并欠下近20万元的债务，血本无归。
最早知道马原的名字，是在十几年前全民崇尚文学的年代，那时的马原作为先锋文学的领军人物，因为《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等等让人惊讶不已的作品，让爱读小说的人们记住了名字。然而后来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文学先锋”在文化界杳无踪影，马原便成为一个被遗忘的名字。十几年时间过去，影视畅行天下，文学难领时代之风骚，似乎也无人在意有多少名字被淡忘。
进入新千年之后，当上上海同济大学中文系老师的马原逐渐回到人们的视野，今年8月，一则有关他的消息耐人寻味：在他被人们淡忘的那些年，马原自己斥资百万，走了2万多里路，采访了120多位中国老中青作家，花了几年时间拍摄了一部名为《中国文学梦———许多种声音》的电视专题片。著名作家陈村称：“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大规模拍摄。”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前所未有的、有关文学的电视专题片，完成近10年却至今找不到伯乐，没有人愿意将之买下在电视台播出。那部片子正在随着录像带磁纪录期限的逼近而消耗着生命。《中国文学梦》真的只成为马原的一个梦，这个梦耗尽他那些年里能挣到的所有的钱，并欠下近20万元的债务，血本无归。
当记者因此开始寻找马原时，碰巧他应贝塔斯曼出版集团之邀，来京参加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办的贝塔斯曼“蓝色沙发现场秀”。那天，他坐在蓝色沙发上告诉人们的，是他要做导演的消息，他将自己的小说《游神》和《死亡的诗意》改编成一部电影，不久就要开拍了。
一部《中国文学梦》无人问津，一个曾经的先锋作家变成了电影导演，这样的消息不由让人心生感慨：那个文学为尊的年代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当记者面对马原时，这个似乎总以狂飙突进的姿态行走于社会风潮之中的东北汉子，并不那么伤感。
■十年一觉《中国文学梦》
在马原上海的家里，有一只价值百万的小纸箱子，里面是24盘录像带，是马原和他的朋友10多年的无尽心血———24集共720分钟的《中国文学梦———许多种声音》。
13年前，离开西藏后在小说创作上停滞不前马原下海做起了电视。那时候，因为好友刘成伟提议他把自己的小说《拉萨的小男人》改编成电视剧，让他发现做电视原来挺挣钱的。于是马原和朋友做专题片、做晚会，很便捷地赚了几十万。那时他一位在文学上很有见地的好友张英（马原强调，这不是那个写作家访谈的张英）对他说，新时期文学从1979年开始，到1989年结束，历史怎么评价马原不知道，但历史会记住马原的名字，你身为其中一分子，为什么不把自身的资源利用起来？他建议马原用电视的方式纪录下这段历史，因为电视的好处就是可以在过后把活生生的人的影像留下来。“我们可能看不见活生生的鲁迅，但我们能看得见活生生的汪曾祺，看得见活生生的莫言和余华。”
一席话说得马原热血沸腾，于是他和刘成伟、张英便组成了“铁三角”，动手做起了这件事，一做就是3年。
马原说：“我的《中国文学梦》是一个大梦，是一个有很多层面的庞大的队伍。”他的采访涵盖了活跃于新时期的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出版家和编辑等等。从巴金、冰心、夏衍到汪曾祺、高晓声、陆文夫、王蒙、冯骥才、谌容、郑万隆，以及韩少功、莫言、余华、苏童、格非、刘震云、池莉、迟子建等等120多位老中青作家，均在马原的采访之列。虽然片子意在纪录新时期文学十年的历史，但马原却将内容做得十分宽泛，其中既有“照耀在新时期作家头上的星辰”，如巴金、冰心等人；也有“滋养了新时期作家的外国文学专家”，因而像王道乾、董衡巽、施咸荣、袁可嘉、柳鸣九、吕同六等将世界名著介绍到中国的大翻译家们都纪录在马原的镜头里；同时，他还采访了很多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对新时期文学的兴盛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出版社、出版家，以及为新时期文学提供了重要园地的文学刊物如《人民文学》、《收获》、《当代》、《作家》、《钟山》、《花城》等的著名编辑。
马原觉得，那段历史多奇幻，有各式各样的流派，还有那么多的园地，那么多说不尽的丰富话题。于是，他便以一个个话题的方式来结集，如“寻根文学”、“先锋文学”、“重放的鲜花”、“军旅文学”等等，将他们采访的4千多分钟的素材最终剪辑成了24集共720分钟的带子。
那时候，马原和自己的朋友做这件事靠的是一个热情的团队，马原自己做制片和主持人，刘成伟便是导演，所有的摄制成员都没有劳务费。他们买不起设备，只能靠租，为了承担昂贵的租金，他们住最便宜的旅馆，吃最便宜的饭菜。而所有拍摄所需的钱，全部是自费的。马原把赚来的钱全部投入到片子的制作当中。
马原说，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的者，一点商业理念都没有。在上世纪90年代初，能挣个几十万元的人是很少的，但他把钱全部投在了这件事上，到片子将近拍完的时候，他的钱袋里空空如也。于是马原到海南去找后援，一位投资人给了他近20万，让他得以把后期制作完成。整个片子从始至终耗资近百万，马原花光了自己挣的钱，还欠下了别人的债。
然而，这部片子至今未得到任何回报。从1994年开始，马原接触了很多电视台，却没人愿意掏钱买下这部片子。马原有些无奈地说：“电视台要的是轻松、好看的节目，而我们谈的是正在逝去的历史，谈的是不再时尚的文学。”众多的朋友也为之可惜，积极给与关心和支持。然而，那盒带子终究躺在马原上海的家里。
并不是没有电视台表示要播放这部片子，很多人说，你给我们播播，我们付你播出费行不行？
马原说，自己早就不指望这部片子能收回投资，如今自己养活自己也没有问题，然而这部片子终究不仅仅是马原的，他不能擅自把其他投资人的利益牺牲了。他说，假使片子有回收，他可以有钱还给当初给他钱的投资人，尽管他已经失去了和这个投资人的联系，但如果片子能有回报的那一天，他要找到这个人，至少还人家本钱，他心里会挺舒服的。
如今躺在马原家里的片子就像待嫁的女人，禁不住岁月的蹉跎正在老去———由于录像带的磁记录是有年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图像质量也在衰老，最终会消失。有人建议马原将图像转为数字信号，但又要消耗大量的财力和精力，他已经力不从心。那些采访了中国上百位作家和翻译家出版家们的录像带，那些留有巴金、夏衍、冰心、王道乾、董衡巽、施咸荣等泰斗宝贵音容的影像，那些记录了新时期文学历史和20世纪90年代初期绝无仅有的莫言、余华、苏童等人的珍贵资料，连同马原他们辛苦的劳动和血本，就这样静静地躺在上海一间屋子的角落。那个文学的时代，真的就不值得如今有实力的文化机构珍惜甚至是注意吗？
■文学注定要变成博物馆艺术，只有少数人来瞻仰缅怀一下
被忽视的《中国文学梦》仿佛让人感慨一段被遗忘的时光，“这部片子的命运和那个年代一模一样，那个年代完全被遗忘了。”
然而我没想到的是，肯那样花心力和财力去记录一段历史的小说家马原却丝毫不因为那个文学的年代被遗忘而伤感，相反我从未见过一个作家能对文学日渐势微的命运表现得那样的决绝和坦然，他说：“我自己身处在那个年代当中，也热血沸腾过。但我也觉得，那可能就是文学最后的回光返照。我认为小说、文学的黄金年代在今后一定不会出现了，我是基于社会进步的点去预言的。因为载体发生变化了，纸质体小说已经走完它最后的峥嵘岁月，以后的日子一定是逐渐被淡忘、被轻视、被忽略的。”
马原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小说的命运，他说，小说的兴旺是伴随着小说的载体成长的，随着技术的进步，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工业化发展，让小说有了两个世纪的辉煌，到第三个世纪到来的时候，小说尤其是经典小说将逐渐退出，将代之以图，读字时代的结束和读图时代的来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永远不可逆转的，你不能想像人们在电脑屏幕上阅读《战争与和平》。在慢节奏的时代里才会有《红与黑》，可以饭后茶余、一点都不着急、那么从容去阅读的蓝本。”
对于往昔的辉煌，马原的表达虽然谦逊，却让人吃惊：“我自以为是幸运儿，在我创作力最好的年代参与到文学最后的盛宴当中来，能把差不多自己所有能力释放出来，写了那些‘马原小说’，我特别为此自豪。我知道以后比我更有才华的文学信徒们他们没有我的机会了，文学永远地居于边缘了，它注定要变成博物馆艺术，只有少数人来瞻仰缅怀一下。”这样的观点，对于热爱文学的人们，无疑是一盆兜头冷水。
对往昔不伤感，不怀恋，马原也并不为自己10多年来没有写出什么作品而遗憾，他似乎对未来更为乐观和热情：“生活是向前走的，我不知道这话是谁说过，但我想这一定是让我们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很多人说，哎呀，你这个人这么多年不写小说，你干吗去了？我说我是在活着呀，我活得很好的呀。”在上海的生活让马原的东北口音里也带上了上海语气。“我可以做电视，我可以做老师，我可以把我的所见所闻说出来、释放出来，聚徒教授。我还可以做其他我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也许改行去当导演，去做读图时代的一个叙述人，而不是读字时代的，我做了这个转换。生活是很让人激动的，我一直觉得它对我特别有吸引力。我到这个年龄还想改变职业，我想这是极少数人能够做到的，我周围一些特别让我钦佩的有才能的人都羡慕我，都说你今天居然还敢去换职业，我说不是今天，我前几年就已经换职业了，我换成老师啊，从一个小说家到一个老师，这是多大的变化呀！然后从一个老师也许会变成一个导演，许多人也许会说，马原也想触电哪，去趟这个浑水，我只能说，马原在活着，马原的生活在向前，他想着去变化职业，这是人生多大的挑战嘛！”
从文学命运的变化说到自身的变化，马原显得对自身的现状和选择很满意：“你说钱哪、物质啊这些东西，我肯定过得去，重要的是我放下小说这支笔将近10年左右的今天，我当了四五年老师的今天，我还有能力还有愿望去变换职业，我真是觉得这是一件让我特别自豪的事情。而且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我做的每一件事做得都还不错，我都还没做砸，我选择什么职业一定是离我内心很近，一定是我可以做得很好的。
马原认为，作家触电是读字时代到读图时代的转换的必然趋势，尽管他的作品转变为影视作品还不多，但他认为：“事实上，在方向选择上，我可能比这些已经做从字到图转换的同行们更为热烈地迎接、拥抱这个读图时代的到来。我想身体力行、亲力亲为。”所以，他选择了做导演，他改编了自己的80年代小说《游神》和《死亡的诗意》，10月份，影片就开拍了。他要拍的影片，他希望可以拍出像“我的朋友冯小刚那么好看、让人喜欢的电影”，或是能像他所崇拜的大师斯皮尔伯格的那种电影。
■离开西藏使得马原不怎么写小说了
马原自豪于自己的变化，的确，曾经在文坛消失了10多年的他，角色变化跨度之大，是让人感到吃惊的，有人说很难将现在的马原和当初那个先锋派的小说家马原联系起来。他得意：“这多好，这不是有两次人生吗？这是对我人生最高的褒奖！”这个变化的过程，我们还是应该从头说起。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80年代中期风头很健的先锋小说家马原突然创作骤减，当记者问起他当初为什么停下写作的原因时，他开始是这样回答的：“因为我不是为写作来到这个世界的，写作是我偶然遇上的一件事，我热爱它，我在里面已经盘桓得太久了，我为写作用了20年的时间，我一生能有几个20年？”然而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放弃写作，他没法描述写作对他是一种什么情形。他曾数次到陌生的地方，希望能够回复到当年的写作状态，然而几度都失败了。
有关自己不再回来的写作状态，马原曾经说过，这和他离开西藏有关，直到今天，他并不否认这一说法。他说：“一定是有关的，那块地方你在的时候你不觉得，离开以后我才知道，我为什么每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西藏的整个空间它充满灵性，在那儿就是每天都灵感动发，所以我说了一句后来经常被引用的话：只有在拉萨我才会觉得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句话最准确的理解就是在拉萨你每天都可能有奇遇发生，这个最重要。”
在西藏待了多年，并从西藏成功开始了自己的小说家之旅，马原最终离开西藏的原因却很“奇特”，当时西藏有两个优秀的女作家连续遭遇车祸去世，这给当时马原的妻子、也是一位著名的女作家造成很大的心理障碍，她觉得西藏这个地方不欢迎女作家，加上她要生孩子，于是一定要回内地。马原便和妻子回到东北。他说，那时候想，回来还可以想办法再去。
他说：“事实上那次回来给我心理上造成的重创可能是我所有的读者想不到的，马原从此不怎么写小说了，突然在小说这个领域就退出了，我确实找不到感觉。”回到内地后没多久，马原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妻子也离婚了。
10年间，马原做了不同的事，包括拍了那部血本无归却十分珍贵的《中国文学梦》，还写过话剧和电影，他说因为生活是向前的。他诗意地描绘自己的变化：“就像你如果喜欢拣石头，走在像雅鲁藏布江这种浩瀚和绵长的河道，也许会流连忘返，也许一路拣不同的石头，你会走出你原来的那种生活轨迹。”
做老师是马原一直的愿望，他说自己很早迷恋于大书法家林散之的生活方式，林散之一生便是聚徒教授，那样的图景令他向往。离开西藏后，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马原便在全国的多所大学求职，但因为他只有学士学位，大多数门槛很高的大学都将之拒之门外，唯有当时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余秋雨表示欢迎，但是却无法为他解决住房问题。最终在2000年，还是同济大学校长吴启迪将他调进了学校。后来，因为吴校长的知遇之恩，从未当过官的马原当起了同济大学中文系主任。他说“很蠢”，突然要领导几十个老师和几百个学生，要开无数的会，他说这对自己来说很可怕，苦不堪言，然而居然也撑过来了。
马原的老师当得如何，他说自己不知道，学生不像过去在大学开讲座那样人满为患，但也有人专门赶来听他的课。但选了他的课的学生们也会经常不来，有些时候，他也不得不靠点名这样老套的手段来提高“收听率”。不过，马原的讲稿整理之后出了好几本书，《阅读大师》等等，在书市上的销路相当地好。马原说：“书的发行量比我的学生多得多，而且读者都是自己掏腰包买的，这让我心里很舒服。可能我讲课还不死板吧。”
■最想写一本能以几百或是千万册计的畅销书
马原的变化不只体现在职业和身份的变化上，就是他一贯没有放弃的文学创作，这位当年的先锋小说家也早就宣称，特别想写畅销小说。据称，他曾动手写一部《缘分的拉萨》，就是想写成《廊桥遗梦》那样的畅销小说。
至今，虽然《缘分的拉萨》已经被放弃，但写真正意义上的畅销小说还是马原最想做的事：“我以后可能拍五部电影，但是一定只剩下两部小说了。我希望两本都是畅销书，至少得有一本是，我的目标至少是几百万册或者是3千万册。今天畅销的中国作家写一本，印它20万册已经是天文数字了，我还是希望我写一本能以几百或是千万册计的畅销书，这是一个梦想。当然你可以当我是说说而已。”在他桌上，放着一本今年畅销世界的小说《达·芬奇的密码》，他说：“我想写像这本这么好看的书，或者像《玫瑰的名字》，或者像《巴黎的秘密》，或者像《基督山伯爵》这样的大畅销书，就是以后书的版税可能我的子子孙孙都吃不完的，它是受到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人喜欢的真正的大畅销书。”然后他自嘲：“你看，我还是个说大话的家伙。”
听他说这样的话，让我想起曾经听说80年代的小说家马原口出狂言，说国内如果有谁得诺贝尔文学奖就一定是马原。
谈话到最后，我突然有了然于心的感觉，虽然一开始觉得那个热爱文学又热烈地迎接读图时代欢送文学时代的马原是那么不可思议，虽然写先锋小说的马原和要写通俗畅销小说的马原相比显得那么南辕北辙，虽然他从小说家到下海到拍电视到当老师到当导演的角色变化是那么的大，但那剧烈的变化中，恰恰说明了一个不变的先锋的马原。虽然社会潮流的城头不断变换大王旗，马原会改变多种角色和观念，但他一定是要立于潮头的先锋。在影像绝对主宰、销量恒定图书价值的今天，积极触电和要写畅销书的马原，与当初在文学大行其道的年代里做文学先锋的马原，或许没有什么不同。这也是我在文章开头称他为以狂飙突进方式行进于社会风潮当中的原因。
不留恋过去、积极拥抱新生活的马原活得多么乐观，然而，他和他那个血本无归的《中国文学梦》是多么让人意犹未尽、欲说还休的话题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