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哈佛，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学习殿堂。但，我们的科学家却告诉你，有时候要拒绝哈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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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
有许多中国的学生和家长，很重视大学在社会上的“名气”，且常常很在意排名，甚至会为母校排名第几激动不已。有人喜欢一辈子以自己上过的大学来定位自己和他人，而许多家长也以子女所上的大学作为衡量标准之一。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比较普遍，在海外的华裔中也不少见。
人的成长固然与其所受教育的场所有关，但教育场所并不能决定其一生。这本是浅显的道理，但在华裔社会里好像不以为然，以至于周光召先生觉得，有些中国学生和家长，为追求读中国或美国的名牌大学追求得太辛苦了，建议我以自己的求学经历为例，写点文字和这样的学生及家长聊聊。
学历和封面
首先得说明的是，我不认为自己成功了(并且也不觉得成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任何人将自己作为成功的典范来谈，本身就是愚蠢的表现。不过，由于我读过的多所中美学校，它们的外观差异比较大，要聊这方面，倒不完全是外行。
对于有些学校或有些人，人的学历和书的封面大概差不了太多，上过的学校在教学方面实质上和其他学校并没有大的差别，差别就是学校的名字和外界对学校的一般看法。这样，如果学生没有自己的发展，毕业后总想靠所读学校的名誉过日子，和书有一个封面好像差别不大(教学深广度有较大差别的除外)。
我从1978年到1983年在江西医学院读大学，然后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读过两年研究生(没有毕业)，1985年到美国就读于旧金山的加州大学(UCSF)，博士后期间在哈佛大学，1994年以后一直任教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简言之，在中国，我没有上过最有名的学校，而在美国，却去的是一流的学校。因为接触过许多来自不同学校的人，我可以经常验证这样的常识：每个人的能力不能以其曾经就读的学校来判断。
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大陆留美人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做出重要而有创造性研究的王晓东，在内地念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在美国是得州西南医学中心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在一般的观念里，他上的不是中国最有名气的学校，但做出了非常出色的研究。四川大学电子系毕业的王有勤到美国读电子学研究生后，不久转学到霍普金斯大学读听觉电生理研究生，博士后在UCSF，以后任教于霍普金斯大学，他领导的实验室成为美国一个主要的听觉皮层实验室。他有能力和兴趣从电子转向神经生物，是出于他自己对科学的兴趣和判断，和他在中国大学的训练没有关系。生物化学家傅新元的研究能力，我想既和他的南京师范学院大学教育无关，也和耶鲁大学没有太大关系。
我的朋友里自然也有中国名牌大学毕业的。现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骆利群，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毕业生。他近年来在斯坦福的研究工作很杰出。因为家庭关系，我听他父母讲过一些他小时候的事，觉得他的专业成就是由他自己的能力决定的。
北大、清华当然有好的毕业生，在生命科学里，现在科罗拉多大学的韩珉、耶鲁大学的邓兴旺、普林斯顿大学的施一公分别在发育生物学、植物生物学、结构生物学方面有很出色的工作。但是不一定是北大、清华的大学训练造就了他们，而是他们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起到了作用。
二十多年前，北大生物系对科学有深刻理解的老师就很少(在中国生命科学里研究杰出的人，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中科院)，也难以要求他们对韩珉、邓兴旺这样的学生给予特殊教育。据我所知，北大有些毕业生在离开母校多年，可以客观地审视自己的母校时，也觉得学校没有真正给学生极大地不同于中国其他学校的教育。当然这也和专业、时间有关系。对于有些专业的学生，有时候确实只有在北大、清华才能碰到杰出的教授。不过就我所知道的生命科学领域，这样的情况即便不是没有，恐怕也很少。
就是在美国，哈佛也不都是好学生。在我直接接触的来自多个学校的学生中，第二笨的学生和最懒散的学生都是我在哈佛见到的学生。当然我直接接触的学生人数有限，不具有统计规律。
在中国和华裔社会里，常常有人很关心某人毕业的学校，甚至因为学校而影响到人的关系。在美国，特别是在学术精英群体里，对个人在专长上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对其就读过的学校的关注。美国特别好的学校，对中国各个学校的了解，如果没有中国人在旁边提醒，常常搞不清楚。就是听说了，也难有感性认识。这就好比中国学校不知道印度学校好坏一样，没有印度人解释，中国人自己不会有强烈印象。
在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录取委员会上，大家都重视学生的具体表现。我们录取的美国学生，有名牌大学的，也有名字都难以记清楚的学校。几年前，我们曾拒绝过一位中国名牌大学的申请者，虽然她所有的分数都很高，却说不出为什么对研究感兴趣。在美国和加拿大学生里，也有这样的情况。当然反过来，美、加学生中也有人在我们学校录取后，却拒绝我们而去名气差很多的学校。但是他是奔某个非常出色的教授和他的研究领域而去的，我们也觉得这样的学生作出了合理的决定。
有些华裔家长拼命要求子女进某些特定大学，以便其后能进好的医学院或研究生院，在我看来也是过度操心。这些医学院和研究生院并不是按照一般华裔家长的标准来招生的。华裔家长压学生上某个或某种大学的做法，实际上既不利于学生的自然成长，也不一定有利于达到家长以为的好的目标。我在哈佛碰到过华裔大学生，有些对家长怨声载道，上大学以后有逆反行为，家长自以为是的好心反而成为他们发展的阻碍。
大学教育不难超越
将人的专业能力和大学的名气脱钩的原因有多个。大学教育比较基础，除了特殊情况，常常不能直接影响学生的关键发展。大学里以教书为主，对科学没有深刻体会的人，其教书的效果不难被真正能掌握自己的学生靠自学超过，因为能把课程教得很不一般的大学老师很少。在中国少是因为没有很多大学老师具有真正深刻的学术认识，在美国少是因为研究做得好的人很不重视教学。
在中国大学里，只有极少数老师是真有水平的，如果他们对学生有个人辅导，有可能造成和其他学校的重要差别。不过这样的老师在大学里本身就很少，有些有名的老师名不副实，有这样的人辅导还不如没有，有些老师名副其实，但是没有时间和兴趣对学生个别辅导。所以，大学期间如果学生自己有能力，再加上努力，是不难超越学校教育的深度和广度的。在二十年前，许多大学老师都不读研究文献，如果学生自己能读，且读出门道来，就很容易在理论方面超过老师。
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大学教育不如研究生教育重要。研究生是直接引入研究前沿，个体化教育对人的影响比大学的大班教育要大得多，而且留下的记录在学术界可以有意义。所以研究能力和研究生教育的关联要远大于和大学教育的关联。过分在乎自己的学校是不成熟的表现。学生要先想自己喜欢什么，再决定什么学校适合自己。
虽然我不觉得中国学生一定要上哪几所大学，但我还是要说，中国学生在选择研究生教育时，要十分慎重选择研究机构和老师。在目前的情况下，对于同一个学生来说，去有些学校和老师那里读研究生，几乎等同于学术自杀。以我近十年介入中国科研的经历，和参与中国高校教授评审时的观察，总体而言，在生命科学领域，中国最好的研究生教育是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需要注意的是，这也是总体而言。有些专业最好的并不在上海，比如结构生物学，最好的就在北京的生物物理研究所。对于有些专业，或者有个别的老师，在高校能给予比科学院更好的研究生教育。
我觉得目前更普遍的情况是：许多老师没有使学生的潜力发挥出来，耽误了他们的培养。不久前我对研究生教育写过一篇文章。我要是直接写出哪些学校多数研究生导师应该下岗，不仅可能得罪太多的人，且如果统称某个学校，总会冤枉一些老师(模仿一个笑话：如果要高校的研究生老师排成一队，隔一个要下岗一个的话，一定有漏网的，如果要都下岗，一定有冤枉的)。
所以，大学生在报考研究生以前，多问真正懂行且有公心的老师和同学，来帮助自己避开不称职的老师。对于今后要从事科学研究的学生来说，研究生阶段自然很重要。选择不当，影响很大。不能因为大学普遍鼓励大学生上本校的研究生，就被某些便利所诱惑。
最近中国有个机构向大学老师发问卷，评估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生教育水平。虽然上海生命科学院总体被评为第一，但其学术声誉却被评为第四，在北大、清华、复旦之后。学生把这一结果转来给我看，我想，这反映的不是上海生科院的教育水平，而是中国多数大学教授的水平：要么是不知道什么是学术声誉，而引用大街上路人的标准；要么是不知道上海生命科学院在国际上发表了多少和什么样的论文；要么是虽然知道了，却不能客观评价。
为何放弃哈佛
主要意思写完后，好像得解释一下题目。我两次放弃过哈佛大学，但是都不是什么英勇举动。对我的专业教育最重要的不是哈佛，而是UCSF。不过到中文环境，常有人提起我去过哈佛做博士后，而不提我是UCSF的研究生。其实我是拒绝哈佛才去UCSF做研究生的。对我来说，特别是二十年前，我喜欢分子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的结合，哈佛能给的研究生训练不如UCSF，所以我选了专业上更好的学校，而没有依照社会流行的想当然的错觉。博士后我去哈佛，是因为我想去特定教授的实验室和研究方向。博士后结束后，我放弃哈佛医学院眼科系的教职而到华盛顿大学。这个决定，不仅在专业发展上对我有利(我更合适在基础研究科系而不一定在临床科系)，还包括这样的原因：对同一个人的不同时期而言，最合适的环境也不相同。
哈佛大学对于助理教授有特殊的压力。在那里升终身教授，理论上的标准特别高：“全美这个领域第一”(哈佛人实际上靠掌握“领域”的大小来变通提升的难易，哈佛终身教授有许多不是某个领域公认第一；要不然，哈佛的终身教授岂不个个都得诺贝尔奖？)。在那里做助理教授，把握不好很容易急功近利地赶快到好杂志上发论文，而不能潜心研究。且因为哈佛升终身教授人数有限，造成年轻教授之间容易“别苗头”，不合作，甚至出现人际关系紧张的情况(我曾经见过两年轻人一开始就在后面互相嫉妒和攻击)。这在一般的美国学校很少见。
所以对于知道这些情况的人，并不一定选在哈佛做助理教授，且哈佛并不是在所有专业全美第一，虽然华裔对哈佛的特殊喜好是不争的事实。结果是，虽然对于华裔来说，放弃哈佛的不多，但是在我的非华裔同事和朋友中，就有好几个放弃哈佛的。因此在我看来，放弃哈佛既谈不上勇敢，也不新鲜。
就我自己的大学教育来说，虽然当时很不愿意，从长远来看，上江西医学院对我不一定不好。我不用特别看重学校的考试分数，也不太在乎学校时兴什么，自己有了许多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要是学校或老师有能力造就一个时兴的东西，年轻时我也不能保证自己有能力抵抗周围的环境，这样也许会浪费更多的时间。像我这样笨的人，如果在其他学校有太大的竞争压力或者乱赶时髦的话，说不定被挫伤热情或者误入歧途。这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像我这样到没有名气的学校(也许这只是重复塞翁失马的精神安慰)。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既然看人不可过分看上过的学校，自然也包括反对专门歧视名校出身的事情。以毕业学校来断定人的能力，或者矫枉过正，专门讨厌好学校的学生，这两个倾向，都是对学校名称盲目崇拜的后遗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