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面对专制政府的独权，知识分子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屈服，成为政府一条温驯的猎犬，从而获取金钱、权力；一是抗争，以此保持自身的人格，尊严和终极思想，但要面临着毁誉，暗杀，流放的危险；一是明哲保身，退隐到社会的暗处，过着“梅妻鹤子”的隐士生活。如何抉择，就成了评判有良知的铁骨铮铮的真知识分子与有奴骨的知识分子的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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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否认，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面对专制政府的暴政是最脆弱的群体之一。
凡是专制政府，莫不对闪耀着思想火花的文章畏如蛇蝎，莫不希望能对写出这些文章的有着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赶尽杀绝。在中外的文化史上，知识分子与专制政府之间的斗争成了一道绚丽的风景线，成为我们瞻仰前辈们独立的人格的途径之一。
面对专制政府的独权，知识分子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屈服，成为政府一条温驯的猎犬，从而获取金钱、权力；一是抗争，以此保持自身的人格，尊严和终极思想，但要面临着毁誉，暗杀，流放的危险；一是明哲保身，退隐到社会的暗处，过着“梅妻鹤子”的隐士生活。如何抉择，就成了评判有良知的铁骨铮铮的真知识分子与有奴骨的知识分子的标准。
1815年12月2 日，黎明，巴黎的街头贴满了路易-波拿巴的告人民书，它要求人们绝对服从“国家责任元首”。在竞选中对雨果宣称“在犯罪的英雄拿破仑和奉公守法的公民华盛顿之间选择后者”的小拿破仑终于露出了他的狼子野心。政变的日子选在12月2日也是有深意的，它是当年拿破仑加冕的日子，也是奥斯特利茨战役纪念日。对于夺戮和血腥雨果只是一句：“尽我的义务”就告别了妻子阿黛尔走上了街头。
面对那些在巴士底广场严阵以待的得意洋洋的军官，面对他们遵照主子的旨意践踏宪法的行为，雨果挥动着绶带，也挥动着法兰西精神：“士兵们，看这披带吧！这是法律的象征，你们被波拿巴骗了！”十一月四日，凌晨，抗暴委员会收到了大仲马的纸条：“抓住或打死雨果者的得赏金二万五千法郎，千万不要让他上街。”白色课恐怖笼罩巴黎。雨果唯有一条路可走——逃亡。
在到达布鲁塞尔的第二天，雨果就开始了战斗。神圣的怒火在胸膛燃烧，终于一本抨击性的小册子《小拿破仑》面世了。雨果说：“我认为这是理智对暴力颇富情感的回敬。墨水瓶反对大炮，墨水瓶一定会摧毁大炮。”文章与武力的对抗，自由与独权的对立，最终都以代表自由的文章取得了胜利。由于墨水瓶代表了人类的良知，赋予了文章以无比的灵性精神，文章具有了无坚不摧的力量，刹那间达到了文章张力的极至。“大炮”被摧毁了。
雨果在苟且偷安与永恒中选择了永恒，捍卫了一个思想家的独立，捍卫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捍卫了法兰西精神。他的精神可以追朔到中世纪宗教改革中，卡斯特里奥与加尔文的斗争。
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不屈不饶的精神在日内瓦清除了天主教专制统治的影响后，却又建立了新教神权政治的独裁。在所有人沉默，忍受加尔文的不人道的行为时，卡斯特里奥----一个靠笔译和做家庭教师艰难地赡养妻儿的乞丐般的学者，一个在异国他乡没有居住权和公民权的难民，一个双重的流亡者发出了响彻云霄的绝望的呐喊，投入了一场“蚊子斗大象”的斗争中。
相对于加尔文，卡斯特里奥没有任何的追随者，没有任何的宗派、任何贵人向他伸出庇护之手。他除了一个胆大无畏的心灵中一种不屈的良心之外，别无所有。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的斗争毫无希望，但尽管如此，仍然顺从良心的呼唤，投入这场反对暴力的斗争。茨威格说：“如果一种教义一度成功地掌握了国家机器及其所有强迫手段，就毫不犹豫地实施恐怖政治；谁怀疑它的绝对权力，谁就被它剥夺咽喉中的言语，此外还通常被它掐断咽喉。”于是，卡斯特里奥的著作被撕毁，被禁止，被梵烧，被没收。1563年12月29日，因工作劳累而丧失精力的白发苍苍的卡斯特里奥那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享年只有48岁。
表面上，加尔文胜利了，暴力胜利了。加尔文除掉了卡斯特里奥这个精神上的对手。可是，“作为被战胜的失败者，即那些过早提出超越时代的理想的人，也实现了自身的意义”，因为“人类真正的英雄并不是那些在几百个坟墓和被摧残的生灵之上建立非永恒王国的人，而恰恰是这些无力地被暴力战胜的”。
我想起了巴尔扎克的座右铭：“彼（拿破仑）用宝剑没有完成的事业，我将用我的笔来完成。”最终征服巴黎，征服法兰西，征服世界的是巴尔扎克和雨果这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而非拿破仑的铁骑。正如雨果在巴尔扎克的悼词中说：“众所瞩目的将不是统治人物，而是思想家。”
人类的精神总是薪火相传的，在雨果死后的47年的法兰西，左拉发表了触目惊心的《我控诉》一文，把真知识分子的精神继承并发扬光大。余杰说：“对于1898年发动保卫德雷弗斯上尉运动的那一群人而言，‘知识分子’一词的核心要素是：一个富有强烈道德动力的作家，用通俗的语言向一个受过教育的读者群体讲述当时最重大的问题。”
这种“道德动力”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责任感，是知识分子面对独裁政府时追求正义追求真理追求幸福的热情，没有了这种“道德动力”，知识分子就无以成为知识分子，充其量是知识的载体，与一个盛载东西的篮子没有任何区别。没有这种“道德动力”的知识分子是伪知识分子，最终会做出第三种甚至第一种的选择，沦为陶潜式的隐士甚至周作人式的汉奸。
我喜欢的台湾作家李敖为了台湾的民主和进步，曾两度入狱。然而他没有屈服于台湾政府，反而越挫越勇，无论是入狱前的《传统下的独白》，还是出狱后的《独白下的传统》或者是其他的如《蒋介石研究》等著作都对政府的真面目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李敖的这种选择也是自由知识分子的选择，是真知识分子在一群平庸的知识分子里的“异端”的行为，却是在皇帝面前说真话的孩子的选择。
在三种选择中做出真知识分子的还有俄国的索尔仁尼琴，中国的文革中的顾准，遇罗克等。正是这些人撑起了中外真知识分子的天空，让今天的我们在惭愧的同时能从中吸收战胜黑暗，战胜邪恶的信心和力量。
他们的选择是黑暗中的一道闪电，照亮了过去，也照亮了未来，照亮了你，也照亮了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