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鲁迅本人说是“自言自语”，别人称之为“独语”，它们是不需要听者的，甚至想方设法地排除他人的干扰，也只有如此，才能逼迫自己深入灵魂深处，来达到提升人格、精神的目的，以便更好地从哲理的角度进行对人生的思考。因为是“心灵炼狱中熔铸的诗”，所以不免阴郁幽冷，几同鬼域。在这个世界里，一个言说的主体（我以为这个主体既是鲁迅又不能等同于鲁迅）彷徨无地，抉心自食，向死而行……
《朝花夕拾》，被认为是“旧事重提”，总适于“水乡的夏夜，摇着大芭蕉扇，在大树下乘凉”，“男女都谈些闲天，说些故事”的情形，听者（读者）是需要且必要的，闲谈中双方进行了精神对话，读者进入到作者生命中可称为天堂——虽然是个有很大缺陷的天堂——的地带，共鸣、联想、问难、思考，不论如何，此间都有一份放达真率的温暖。
若说《朝花夕拾》是“一个‘人间至爱者’对于人类生存的基本命题‘爱’与‘死’的童年体验的追记与成年的思考”，那么《野草》则是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在野蛮的现实里左冲右突战斗不已间隙里伤痛的呐喊和绝望的反抗，恰如两个极端；鲁迅从雍容走向紧张的历程中，他身边的倾听者越来越少：《从百草园到三昧书屋》里写的那个花园，周作人、沈从文、丰子恺、废名何尝不能道！甚至比鲁迅还要韵味悠长。《阿长与〈山海经〉》中的呼唤“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也能出现在艾青的诗句里而且只有更加沉郁。
但《秋夜》里孤零零的枣树、瑟瑟的小粉红花、冷森森的月亮和夜游的恶鸟便只为鲁迅所有了。至于《死火》中要么“冻灭”要么“烧完”终究同归于尽的死火和《颓败线的颤动》中被逐的老女人简直就是凄厉了，除了孤身远行持刀自剖的鲁迅，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没有人能够像他这样直见人心地写作.
鲁迅之所以超越了与他同时代的作者，我以为细读《野草》能够得到解答。二十世纪的动荡不安是前所未有的：工业文明，现代化进程，世界大战，国家、民族的残酷竞争，阶级分化，民主政治，科学理性危机，价值观重建，东西方文明的交相激荡……即令沉睡千年如中国，亦无法逃脱这一切。人类的发展是在反省层出不穷的危机之中的血战前行，具体到中国，二十世纪我们面对的是中华民族生存的危机。鲁迅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意识到“适者生存，物竞天择”道理；又受尼采“超人哲学”启发，“努力地成为你自己”。前者是对“国民性”的思考，后者是对自我的无情解剖，鲁迅痛感中国人身上的国民劣根性，更值得敬佩的是他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例首先从自己开刀，意图从此挑破痈患，我不相信鲁迅只拿着把刀到处刺人而不刺己，否则便是虚伪。《朝花夕拾》温厚从容的叙说里有晚明小品文的神韵，是典型的传统士人手笔，但是鲁迅并不满足于“趣味”，他写长妈妈、父亲、徐锡麟、范爱农、“二十四孝”等人间大悲剧，让人们看到了他心灵柔和的一面又内含深刻的悲怆，《野草》远行的起点便在于此。《野草》自然也逃脱不了几乎纠缠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生存危机咒语，它更书写了人类生存危机这一更加普世化命题，《过客》里那个明明知道“前面是夜”也偏要向前走的过客和《等待戈多》里明明知道等待是徒劳的也还要等待的流浪汉有异形同质之妙。现代人的生存不应该简单地看作物质充裕之后的精神空虚，人类对于自身处境的反思是一刻也不会停止的，他们审视着这个熟悉而陌生的世界，感受到个体在其中长久的孤独，要奔赴某一个地方，但是又不清楚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有人在远处招展着大旗，鲁迅道：“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你在未得到光的确认时，宁可沉没在黑暗里，拒绝廉价的光明。而在黑暗中，你却给别人带来了光明，带来了希望，尽管这光明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要熄灭。仅仅关心一个国家和民族不足以造就巨人，关心全人类才能宣告一个灵魂的伟大。
鲁迅不愿意青年读他的《野草》，许是怕那些“鬼气”、“戾气”伤害了读者罢，但今天我们有必要通过《野草》理解先生的苦心孤诣，在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中想一想全人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