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悲剧意识初探
张爱玲是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现代女作家，带着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在四十年代的上海“突兀”而来，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红极一时女才子，迅速征服了上海人。在那个“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中，”张爱玲似一颗彗星划了一道美丽的轨道，在浩淼的宇宙瞬间辉煌而过，留下了《传奇》和《流言》，留下了无尽的论说与回味。
解放后，随着张爱玲悄然离开大陆，她的名字和作品便在大陆上沉寂下来，从此“不见于目前的中国现代史”，但这“毫不见怪，国内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学史家视而不见,比比皆是”，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张爱玲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的问题，等待不是现代人的性格，但我们如果有信心，就应该有耐性。”在我们等待的同时，在海外，张爱玲则拥有大量的“张迷”，其中有不少华文作家。她的创作及其人成为他们推崇的偶像，影响了一代港台文人。港台及旅美作家把其创作成就摆在鲁迅、茅盾、巴金等现代名作家“等高”的位置，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更誉其为“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随着张爱玲的作品在大陆的重现，她在大陆便又华光四射，开始被遗忘的历史认可，她的天才、坎坷、不幸、、失落、孤独，总算有了一个了结。当我们“借助古老的记忆”重新解读她的作品时，我们的灵魂仍被深深地震撼着，心灵仍受到撞击，我们无法不惊叹于她的才华，她的那颗“冷酷”的心，她留下的那些深远的启迪，那融古汇今的历史旧影。
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营造了一个阴气森然的世界，男男女女如在鬼蜮进进出出。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种悲凉的阴气。
一
张爱玲的悲剧意识表现在对人性的探索中，张爱玲说“写斗争，写壮烈，虽给人‘兴奋’，给人‘力’，但没有美，‘缺乏人性’，也不能给人启示，写出来也不能成为好作品。”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通过张爱玲的作品，我们触摸到了“人性恶”的一面，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张爱玲笔下的人物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善良的心，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他们在兽欲、生物性、习俗的挤压下沉沦，精神苍白，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情、互助，那怕是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妯娌叔嫂；他们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倾轧下，人性变的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全是现代社会“病”了的人。
张爱玲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张爱玲笔下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生活在名门世家的遗老遗少、公子哥儿、太太小姐等上层人物，一旦掀去了罩在外面的面纱，剩下的便是赤赤裸裸的虚伪，“爬满了虱子”。
《红玫瑰和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事业成功，提拔兄弟，办公认真，热心待友，侍奉母亲，“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他先后爱过两个姑娘，玫瑰是个混血姑娘，振保爱她，“她和振保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是天真，她和谁都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有点疯疯傻傻”，这样的女人，在外国或是很普遍，到中国就行不通，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后来，振保又同朋友的妻子娇蕊恋上了，对方一旦要与丈夫离婚，他便怯懦的要死，连那他与娇蕊偷情的公寓“像大得不可想像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他怕毁了自己的前程。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萎缩了，他不愿“堕落”，他要做一个“好人”。于是，他便把“真人”隐蔽起来，匆匆忙忙选了一个好女子烟鹂结婚，婚后，她成了他眼中一个“很乏味的妇人”，他开始宿娼，回来则砸东西打妻子，他尽情的发泄着他的冷酷、变态。但他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裹着恶的本质。张爱玲用嘲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大好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
《花凋》中郑先生一副“标准上海青年绅士”，“不承认民国，自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是酒缸里泡着的孩尸。”他“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养了一大群孩子，“全家不断吃零食，做汽车看电影，孩子蛀了牙却没钱补，孩子在学校买不起钢笔头”。女儿川娥生病，不愿“把钱扔到水里”，不给女儿看病，使其“一寸寸死去”。却在女儿死后，花钱在其坟头添了个大理石的天使，碑上撰制了新式的行述：“…川娥是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爱父母…无限的爱，…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爱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作者通过对一个没落时代家庭的叙述，揭露了一个虚假、做作的旧家庭，展示了“家”温情脉脉的面纱下，人情、亲情的虚伪、自私、做作。
张爱玲执着于真实的人性，作品中充满了在古老腐朽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要挽住时代的巨轮，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丑恶到荼毒亲生侄女，为满足自己的情欲，以侄女为诱饵来吸引青年人，人性变的何其冰冷，何其可怖。
《茉莉香片》也展示了一个人性扭曲、畸形、变态的富家子弟聂传庆的心理历程。聂传庆是个畏葸阴沉而发育不全的青年，本应是人性成熟的时期，但心理却发生着完全逆向的病变。在家，生父把对生母的憎恨迁怒于他，后母鄙薄孽待他，使仇父恋母情结在其心中滋长，对异性产生偏执仇妒心理。于是，他厌憎天真少女言丹朱在学校里给他的温情，却有无法摆脱言丹朱给他亲近的诱惑，精神陷入了恍惚变态中，在潜意识中，他对言丹朱有着“绝望的爱”。在环境和精神双重重压下，他变的自卑，自贱。猜忌、冷淡、自私、占有渗透在他心中，精神失衡，心理裂变，人性扭曲，自我意识错乱，欲罢不能的妒恨心理愈演愈烈，疯狂可怖的杀机终于在一个圣诞夜爆发，施孽毒打言丹朱，欲制其于死地。
张爱玲作品中把腐朽文化、欲念对人异化展示的最为彻底的莫过于《金锁记》。曹七巧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为了金钱，甘愿侍侯一个残废男子，正常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精神上也变成了残废。她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为此她宁可牺牲哪怕短暂的快乐。她也曾得到过爱的光辉，沐浴在“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中，但她的人性已被黄金枷锁所扭曲、摧残，她自己已被黄金蚕食了 ，她的青春和爱情也被黄金枷锁给扼杀了。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这最终也使她从一个曾有青春的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变成了阴鸷、凶狠、残酷的近乎精神分裂或心理变态的姜老太太。“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和希望，也无法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儿女的幸福，在她眼里全变成了恶毒的嘲笑，她嫉妒所有人的和睦婚姻，亲手扼杀了儿子和女儿的爱情和家庭。她诱使儿女吸毒，以求锁住他们，她逼儿子供出床第之事折磨死媳妇，用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割断了儿女的婚姻。七巧“一级一级，走进了没有光的所在”，走进了“被食、自食、食人”的怪圈。她在原欲的折磨下，毁掉了自己的生命，又拉上了子女作为自己的陪葬品，成了“遗老家庭里一种牺牲品，没落的宗法社会里微不足道的渣滓（傅雷语）。”七巧的变态令人毛骨悚然。张爱玲围绕着欲望的沉沦把人性心理的暗角揭示的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展示了一出“人类古老记忆中的罪恶”。
二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的，也不打算写，…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恋爱与婚姻是张爱玲的中心题材，作品中的人物为男女间问题的恶梦所困，恶梦没有边际，也无从逃避。张爱玲用“男女问题”作为主线，叙述了一个个牵牵绊绊的情爱悲剧，但大量的“情爱”故事中却无法找到一个纯粹精神意义上的“健康的，正常的”爱，情爱在游戏中进行，情与爱的结局指向虚无。男女间虚伪、欺骗，男女的世界灰暗、肮脏、弥漫着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几千年文化熏陶下的女性带着“原罪”的意识紧紧依附着男性，男性成了她们生活中的唯一阳光。婚姻无爱，脱离感情的范畴，婚姻披戴着诸多的枷锁。
张爱玲笔下“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男女间无真情，在玩着“爱情”的游戏，进行着玩世不恭享乐主义的精神游戏。《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离婚后回到娘家，终日被“破落户”兄嫂冷嘲热讽，成了这一家男男女女的眼中钉。范柳原由于一场不负责的海外恋便有了他的存在，等父亲死后，他远涉重洋回来继承遗产，但庶出的他根本成不了家族的正式继承人，两个旧家庭的弃儿，茫然中抓住了对方，犹如攀住了救命稻草。。一个为了弥补内心的空虚，把恋爱当作调剂，视“女人为鞋底的泥”的男人，一个为了物质的需求，迫切要把最后的资本——三十岁的青春——再进行一次交易的女人，上演了一出真真假假、若即若离、费尽心机的爱情游戏。他们在心的浮面进行调情，互相吸引、挑逗，进行着无伤大体的攻守战。他们本无真心，只是进行一场恋爱的智斗，但一座城市的沦陷成全他们，在倾毁中，他们才有了“一点真心”，被封锁的情感“只有在毁灭的刹那，或许才无所顾忌的释放，”文明的毁灭，他们的感情才会升华，情与爱成了虚无的承诺。但那“一点真心”也不见得有多少可靠，他们婚后回到上海，范柳原“把他的俏皮话剩下来说给旁人的女人听。”白流苏也还是“有点怅惘”。
张爱玲曾说“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又多是不合理的”，婚姻非感情的产物，是某种目的的实现。女人视婚姻为改变现状的唯一途径，婚姻对女人而言成了一个金色的鸟笼，也成了她们永远的归宿。女性所受的教养便是如何去做一个“女结婚员”，她们“以美的身体取悦于人”，全力以赴追求那“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婚姻，“找事是假的，找个人才是真的”，婚姻动机构成了她们生活的主旋律。正因为如此，《倾城之恋》中离了婚的白流苏必须重操旧业——进入婚姻才能摆脱麻烦，《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受过新式教育的葛微龙的最高愿望也仅是找个爱自己的人结婚而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家人把她送到英国读书，也“无非是为了嫁人，好挑个好的”。这些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的最普通的女性，禁锢在婚姻牢狱下的女性，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统治的女性，她们全都做不了自己的主，她们被一只巨手扼制着，除了白流苏被一场“传奇”成就了一段契约式的婚姻，其他的如《花凋》中的川娥，《金锁记》中的长安，《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烟鹂、娇蕊，及葛微龙无一不消失在“苍凉的手势“中。
男性视婚姻为装饰，作为社会角色的一件雅致的摆设，一件必不可少的摆设。《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振保娶了索然寡味的烟鹂，仅把她作为役用的什物，《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琪要了微龙，只不过是为了“高级调情”的需要。
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十八春》中的几对婚姻都没有爱，曼桢与世均由相知而相恋，爱得纯情真挚，无利益计较，无物质牵挂﹙这是张爱玲作品中少见的﹚。然而他们无法逃出厄运的魔掌，曼桢陷落于亲姐姐曼璐所设的陷阱，曼璐妄想用妹妹来套住自己男人，锁住婚姻。曼桢在受尽凌辱逃脱魔爪后，带着满腹的辛酸和屈辱去找世均，殊不知世均在无望中放弃了最后的努力，匆匆与自己不爱的翠芝结了婚。可怜的曼帧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只能听凭生命的四季在身后默默流淌。翠芝也不爱世均，她爱的是世均的朋友叔惠，旧家庭的千金小姐好不容易遇上了一个可心的人，可命运成就不了她，不但家世的鸿沟他们无法跃过，就是已成为新派人物的叔惠也不会接受她，世均是她的唯一选择。爱成就不了婚姻，他们的婚姻是无休止的妥协。
情爱婚姻套上了种种枷锁：黄金枷、传统的枷锁。在将婚姻作为职业时，金钱成了衡量婚姻的准则。白流苏追慕范柳原，“无非是图他的钱”，《心经》中的绫卿甘做可当自己的父亲的峰仪的情妇，也无非如峰仪所言：“因为我有钱，有地位。”他们或许有一点真心，但在“金镂衣”下，他们的这点真心显得多么卑微，多么可怜。
《金锁记》中的七巧戴着黄金枷，用黄金的枷角劈杀了自己，劈杀了自己的至亲骨肉，成了黄金的殉葬品，又拉上了不少的陪葬品。
《沉香屑年——第一炉香》中的葛微龙，一个漂亮、善良、纯洁的女中学生，在金钱的诱惑下，在她那飘荡着“满清末年淫逸空气”小世界的浸染下，她对“这里的生活上瘾了”，她已离不开这种生活。终于成为“永远也填不满心里饥荒”的姑妈和浪子乔琪手中的工具，为姑妈勾引男人，为乔琪弄钱，甘愿“改良为娼”，做了黄金的奴隶，用金钱来锁住对乔琪莫名其妙的爱。
腐朽的没落文化强大而又残酷，它封锁住男女间的情爱，种种情爱被禁锢，被异化，当封锁打开时，真实的原欲才纷纷现出原形，率真自然的感情才得以迸发。《封锁》中的一对男女在非常时期因故被封锁了电车车厢内，两个生活中不失为“好人”形象的男女，竟然极短的时间内产生自而然的爱情，却又爱得那么真诚，都用了真心。但当封锁打开后，他们便又恢复惯常的生活状态，乖乖地像乌壳虫躲回“巢里”去了，他们又汇入各自的人流中，“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人的情感被压制到何种地步。翠远与吴宗桢两人只有在非常态下才能撞出一丝火花，他们二人都是没落文化长期浸染的产物，他们走不出没落文化的圈套，他们明知挣扎无益，也不挣扎了，不敢正视真实自我的存在。
没落的传统文化套住了冲进婚姻城堡的男女，封建传统的背景，没落时代的阴影攫住了他们。《十八春》中的翠芝爱着叔惠，当旧家庭的千金小姐想自由恋爱是不可能的，她与叔惠之间横着深深的鸿沟，他们无法跳过去。表面上是曼璐的陷阱成全了她和叔惠的婚姻，其实不然，结局是早已恒定，假如没有祝鸿才作梗，曼桢和世均也不会有结合的希望，世均的父亲因为玩弄过曾为妓女的曼桢的姐姐曼璐，他定然不会接受曼桢为其儿媳妇的。曼桢也好，翠芝也好，她们都无法逃离没落的就旧文化、旧观念对她们的迫害。腐朽的旧文化圈住了男男女女，他们只能在圈子里打转，走不出，逃不掉，演绎着一出出令人寒心、阴差阳错的悲情情爱故事。
三
张爱玲的悲剧意识还表现在对人生世界，生命命运的体验和观照上，她的小说处处穿透着一个失落者的人生感悟，痛苦与不安是人生世界的永恒主题。过早接触人生苦难的她，处处感到生存威胁的她，用一种近似妄想者的眼光看世界，使得她笔下的世界充满了悲剧感、荒诞、畸形，整个世界在某种欲望的诱惑下，弥漫着生之困扰和恐慌。葛微龙一步步走进了“鬼气森然地世界”，“中了邪”，“似乎是魇住了”，再也走不出那充满了“淫逸空气”的世界。《创世纪》中年老的紫薇靠典当当年的陪嫁物维持全家的生计，贫困、孤独、子孙的不肖，使她只能无奈的幽忧的叹息“也真是个寂寞的世界呀！”。《沉香屑——第二炉香》蒙受着羞辱、鄙视的罗杰，心中一团漆黑：“黑暗，从小屋暗起，一直到宇宙的尽头，太古的洪荒——人的幻想，神的影子也没有留过踪迹的地方，浩浩荡荡的和平，寂灭的屋里和屋外打成了一片，宇宙的黑暗进到屋子里来了。”缺少爱，性格孤僻、乖戾变态的聂传庆对外界的感觉一片死灰：“太阳光暖烘烘的从领圈一直晒进去，晒到颈窝里，可是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好像天快要黑了——已经黑了。他一个人守在窗子跟前，他心里的天也跟着黑了下去。”身陷“那死的城市”的白流苏则惊惧于“整个世界黑了一来，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箱子，啪的关上了盖。”“通入黑暗，通入虚无。” 《等》中守着“一大块稳妥的悲哀”的童太太“整个世界像是潮抹布擦过”，是无休止的妥协。他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荒凉和黑暗中，不管如何挣扎，也逃不出时代的梦魇，只能是“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栓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一种凄凉的、恐怖不安的气氛笼罩在张爱玲的头上，一种彻骨冰凉没落的氛围裹夹着她，她无法不感到深深的“惘然”。
“生命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生亦何欢，他们生命中流淌着永远不妥、痛苦的旋涡，生命指向了虚无、渺茫、琐屑。葛微龙看到的生命是“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来只有无边的恐怖，她没有天长地旧的计划，只有在眼前琐屑的小东西，她畏缩不宁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生命在没有生气的死人世界里自顾自地走了，生命是痛苦的恒久，欢乐的虚无，个体的脆弱无奈，也使张爱玲感到“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地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
生命如此脆弱，命运将人的一生套牢，人在命运面前显得多么渺小，人做不了自己的主人，也做不了周围环境的主人。“生死与别离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人无法摆脱程序化的命运，在一成不变的现实面前，人的希望、幻想只能像气泡一个个无情的破灭，《年轻的时候》潘汝良“老是在书头上画小人，…永远是一个人的脸的侧影，”沁西亚的出现，给了他一种“奇异的喜悦”，使得幻想有了实现的可能，但为结婚而结婚的沁西亚使可能化为乌有，从此，“汝良不在书头上画小人了，他的书现在总是很干净。”明知挣扎无益，也不再徒劳了，只能在命运永恒的框子里踏着既定的步子。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作为时代的失落者，他们为旧的生活方 式封闭着，按照旧的时钟生活。“他们唱歌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时代像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他们无形中被时代抛弃了，无法摆脱所依附的那个阶级的衰败的命运，他们拽不住烟消云散行将失去的繁华，他们又不愿坠入红尘脱胎为新人，像无头的苍蝇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撞得粉碎，都成了现实命运的牺牲品。在强大的现实命运前，丰满而活生生的生命被扭曲为干瘪的、苍白而平庸服服帖帖的工具，人不能建立自我完善的人格，人只知道自己活着，却不知道为什么活着，该怎样活着。在命运面前，只能发出无可奈何的悲叹：“人生盲目而无知，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四
“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时因为思想背景里有惘惘的威胁。”早年的失落于家庭，又与家庭一起失落于时代及战时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失落感三者相结合，形成了作者深深的悲剧意识。这也形成了作者复杂的心灵，也决定了作者对人性的悲观，对历史的悲观，对现实的悲观，也形成了作者独特的悲情的艺术审美感和创作观。那不是淡淡的哀愁，也不是美丽的忧伤，而是令人彻骨的冰凉的悲观。
张爱玲有着显赫的家世，祖父张佩伦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任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但这一显赫的身份并未给她带来任何好处。那曾经煊赫的，曾经繁华的门庭，留在作者记忆深处的仅是“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阴凉”。祖父的煊赫荫遮不了父辈的衰落，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张爱玲的母亲是清末南京黄军门的女儿，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傲的新派女性。旧习气与西洋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这使得张爱玲的童年分裂为两个世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母亲成了身处幽暗地她拼将全力抓住的一缕阳光，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但母亲那有着许多清规戒律的洋房也培育张爱玲的内倾性格。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整个儿都是懒洋洋灰扑扑，缭绕在鸦片的云雾里”，父亲另娶了太太，这更使张爱玲的生活阴云密布。在一次“糟糕的讲演”中，后母动手打张爱玲，她给予防卫便遭到了父亲的毒打囚禁达半年之久，不仅丧失了自由，连生病也不能请医生，只能躺在床上想着那蓝色的月光，体味着颜色的杀机，时间的苍凉和生命的暗淡，幻想着逃脱计划，像基督山泊爵、三剑客一样，最后，张爱玲在一个隆冬的夜晚，从那充满腐败气味的旧家庭逃走，并再也没回去过。这一切深深的影响了她，“都成了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张爱玲因了家庭中的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汪宏声《谈张爱玲》）。”但出走后的世界的激烈冲撞使她茫然，使得她不由的留恋起缩在昔日繁华影子里的张公馆，“怅惘自己黄金时代的遗失”，这在她不少文章里有着情不自禁的流露。没落的阶级不可避免的被抛弃了，眼看着自己高贵的家族如何在这个急剧裂变的社会中瓦解颓败，张爱玲便有种被抛弃感，有种失去精神家园的孤独感和自怜感，没落的氛围紧紧裹挟着她，怀旧与颓废的情调深深的烙在她心的深处。种种的不幸，使得张爱玲变得敏感，沉静，庄重而忧郁，过早地接触了社会，认识人生，这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浓郁的悲观气质，她的第一部习作——七岁时所写的小说——便是一个悲剧故事，这也使得她从此珍惜人世间一切可品尝到的舒适，并在品尝的同时仍抹不掉心底深处的悲哀。
张爱玲所处的是朝不保夕的时代，在香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香港战争爆发，虽然她经受过家事变迁，人情冷暖，对周遭的破坏和死亡漠然，虽然她对战争有个精彩的譬喻：“像一个人坐在硬凳子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完每结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在炮火中也仅仅担心是否能看完《官场现形记》，但枪声、炮火给她的刺激却是空前的，战争的恐怖已深深渗入她的骨子里，战争给了她幻灭、虚无和绝望。十八天的围城经历，她用冷眼观察乱世中的人生，此时的人生生命变得很淡，“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无牵无挂的空虚和绝望。”“文明的末世感”成了她抹不去的“惘惘的威胁“，时代的动荡让她隐隐有了“末日的恐惧”，“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的要求。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这也使她喊出了“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结束语
张爱玲在“胡琴咿咿呀呀”声中，“在万盏灯的夜晚”幽忧的讲述着“Long,Long ago”的“苍凉的故事”，当我们“隔着三十年前的辛苦路往回看”，“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那么，“三十年前的故事”也该结束了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