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批评也是要有“根据”的，但这个“根据”并不一定要求是百分之百的事实本身，但起码有“捕风捉影”的依据可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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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些文友奔走相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余秋雨的官司输了。”他们指的是余秋雨诉《北京文学》编辑萧夏林名誉侵权案。
2000年，《书屋》第2期发表萧夏林的文章《文化中的文化》，批评余秋雨在担任深圳市文化顾问期间，对深圳文化进行了不切实际的吹捧，并称“（余）做深圳文化顾问，为深圳扬名，深圳奉送他一套豪华别墅。文化在这里已是具体的名利。”萧为此惹上官司。余秋雨在起诉书中认为，萧夏林文中关于“深圳奉送他一套豪华别墅，文化在这里已是具体的名利”的说法，纯系无中生有的不实之词，严重侵害了他的名誉权，诋毁了他的人格，故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在多家媒体上公开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费10万元人民币。
12月4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认为，所谓“深圳向余秋雨奉送别墅”确系未经证实的传言，被告在文章中引为论据虽有不妥，理当批评，但被告的文章并未导致余秋雨社会评价的降低，不构成对余秋雨名誉权的侵害，所以驳回了余秋雨的上诉。“无论上述传言是真是假……”，萧夏林均没有侵权责任。
在这里，法院回避了“深圳向余秋雨奉送别墅”这一事实是否成立的问题。那么，“以事实（证据）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又将如何说起？
事实上，本案的判决，正是“以证据为依据”的最好体现。即：即使“深圳向余秋雨奉送别墅”这一事实根本不成立，也必须有证据证明萧夏林是“故意凭空捏造、无中生有”，否则便不能判萧夏林败诉。
读了潘多拉的两篇评论（《余秋雨是不是妄想狂》和《即使“恶意”又何妨》）以及吴澧的《余秋雨、潘多拉和人参公鸡》，特别是吴澧举的美国人的例子，我猛然想起了林达的书《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请大家翻到第115页《关于诽谤罪的故事》，里面说，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导致最高法院针对公职人员提出的诽谤案，第一次宣布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当公职人员遇到不实的批评而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不能以诽谤罪要求赔偿金，除非他能够提出证据，证明这是出于“真实的恶意”，即“作者明知消息有误却仍然作出不实报道，以达到诽谤的目的”。但是，当事人要拿出这样的证据，证明新闻媒体事先就有诬陷的企图，是非常困难的———它可不管你是不是符合“事实”，是不是名誉和心灵受到伤害。这样，公职人员几乎不可能打赢这样的官司。法庭同时指出，在自由辩论中，发生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必须保护新闻界有“喘气的空间”。如此，批评才得以兴盛。在3年以后的两个案子中，美国最高法院又把这一原则从“公职人员”扩大到“公众人物”。1986年，这一原则再一次扩大到“卷入公众事务”的普通人。1988年，最高法院法官又一致同意这样的判决：一个公众人物，当他受到讽刺挖苦的时候，不论它是多么具有伤害性，都不能要求损害赔偿。
这样，等于给了公民某种程度上“捕风捉影”地合理怀疑和监督社会公众人物的权利。同时，公民也可以拿公众人物来寻开心，比如命名自己的小狗叫克林顿或者布什什么的。这很合乎现代经济学理论啊，因为普通公民所能掌握的信息总是少于公众人物，要他事事核实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种情况下，公众人物挽回名誉的最好办法，当然还是打官司。因为尽管法院一般不会轻易作出诽谤罪（名誉侵权罪）的判决，但它还是可以裁决报道是否属实。但那时，是公众人物必须拿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当然，如果通篇都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名誉侵权也是很容易成立的。也就是说，批评也是要有“根据”的，但这个“根据”并不一定要求是百分之百的事实本身，但起码有“捕风捉影”的依据可寻。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可惜中国没有判例法，否则，余秋雨这个案子要开启一个中国的新时代了。但是，我们的文明立法难道不能从中找到可以借鉴的东西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