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任何道德系统作结构主义分析，一个直观的公论无疑会是：道德主义不是单子，开放与妥协之于它并驾齐驱。最有名的例子当数不列颠1688年“光荣革命”。不少人谈论英国人的性格，对于英国人民外冷内热、激情与理性并使的矛盾性深感困惑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心领神会。实际上，不二法门在于人民接受的是类“哈佛的案例教育”；依此类推，帝王驭术里所谓“杀鸡吓猴、恩威并施”之类就拨开云雾见青天了；有些人看准了利用的就是人民获得知识的狭窄途径并由此决定的一箩零碎知识与一套初级经验主义的哲学浅见。所以，你要是握有一整套系统理论，极端的案例对你如“蚍蜉撼大树”，哈哈哈哈岿然不动而已——英国人道德的决定性塑造终于绝无仅有的“光荣革命”。实际上马克思人类历史阶段划分法系统里的道德观未必符合他本人的真实想法，清华校训“厚德载物”就很难说明马克思的人类道德观。再举个反例：封建有奴隶的道德印记，社会主义亦有封建道德的影子。马克思以经济来统衡社会的方法表明了经济对道德认识的先锋作用，这种道德观只是经济道德观。正因为他不全面也不深刻，弗洛伊德才出来补充了几句重要的话。可能是无意，马克思把道德观关在“莱布尼兹单子”中仅仅展现出某种格式塔的歪曲幻象。
因此，“合理利己主义”这么一个漏洞百出的准概念才显得像儿童拼图玩具。“利己主义”似乎是十分有害的帽子，需要“合理”来中和腐蚀性，以使它被大多数人欣然接受。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大多数人不愿意接受“利己主义”这么一个价值评断呢？关键在二元道德观，即非真即假的二难选择。法国萨特有一个这方面命题，这么表述：“二战爆发，身为法国青年，摆在面前有两个选择：上战场·照顾母亲， 你选哪个？”这是个难题。萨特认为法国青年在作出选择之前是‘自由’的，他们可以自己衡量。一旦作出选择就不能反悔，而是做一个男人主动承担责任。重点在于参军还是做孝子，价值差异无法钧测。如果你后悔作了选择，反而不做选择，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虚无了，价值也如香烟一般化成灰了。这里萨特“人道主义”式的宽容给予我们这么样的刺激，可见二元道德观害人真不浅！“合理利己主义”的观念在宣传前应破除这类道德迷信。否则，即使它被默认，也会长时间给精神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结果“合理”二词只是用做修饰形容词了。
远古中国知识分子有句话常挂在嘴边，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思来想去，其实“合理利己主义”这个伦理学命题与古人生活哲理的命题是同一个祖宗。在两个命题的实践执行人看来，相同点在于前者是好公民，后者是好老百姓；进一步讲，则都是守法公民。西方花大力气搞社会教育、公民教育，图的还不是以“合理利己主义”为原型的“资本主义人”？简单地说，惟有“利己主义”，才能刺激人的消费欲望从而促进生产，同时“合理”二字标明追逐利益的过程和结果必须受到法律和道德的掣肘。在这个基础上，它融合了法与德。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援引美利坚开国功勋富兰克林的话里面把这一点说得很明白了。亚里士多德觉得人是‘social animal’，这里“合理利己主义”坦承人的动物性，总还算比较客观。“合理利己主义”可以效法２０世纪的“新儒家”，打通“五四”对传统的断然分割，汲力量于传统。
“合理利己主义”只是伦理学的一个道德实验。完成实验，有三个步骤。首先，要破除二元道德观的恶劣影响，控制实验检测的预定因素。其次，实验的过程需要历史的眼光，不能只看现在，也要过去与将来的资料。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公民意识需要开放多元的道德系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