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辞源》(商务印书馆，1980年，1858页，第三册)中，有两种比较有意思的解释，一是文采光明，文德辉耀。二是有文化的状态，与野蛮相对。在《近代汉语词典》(知识出版社，高文达主编)中，文明在近代汉语中是指时新的，时髦。如《老残游记》，第一回：“依愚看来，这等人恐怕不是办事的人，只是用几句文明的辞头骗几个钱用用罢了。”这里的文明，是刘鄂眼中的文明，时新，时髦。
但是，文明二字与其它概念一样，自从它进入一个社会的语境，必然会有性别的成份与立场。本文试图选取四位女作家及其作品来看文明在1919-1945这个时间段里的具体意义。我希望以此触摸当年文明对于作家及普通人的冲击。而不是从一些词典的冷冰冰的解释中去理解。同时，我也希望从女作家的女性边缘身份，来看她们对文明的理解是不是有着与男性作家不同的眼光和认识。
我选取的四位作家是凌叔华、丁玲、萧红、张爱玲。她们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而她们的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有着对都市文明强烈的认同抑或批判。凌叔华受过西化教育。对西方文明有着认同。丁玲，一个进入北京都市文明的湖南妹子，身上有着强烈的渴望被认同的色彩。萧红，因为她的家庭关系，一方面她认同西方文明，而另一方面，她又常常用一个纯粹的乡下女孩儿的眼光来看待文明。四十年代的张爱玲，本身已是一个现代文明的产儿，再加上她深刻的洞察力，使得她对文明的理解与我们当代人有着极其相似之处。也正因为张有着对文明的叙述，也才引发了我从女作家作品看文明的含义的想法。
五四时代的出现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心理根源的。我想，最主要的一点是无法抵御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入侵。而这里的文明，无疑是他者的。他者的文明和他者，带来了中国人对自身价值的怀疑及否定。而此时的文明，更多的是同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科学民主联系在一起。那时候有文明结婚，文明戏，文明棍儿。随着这些文明的到来，女性第一次作为一个独立的名词出现。在这某种意义上，女性这个称谓本身就是一种文明一种进步的表现。当然，出现了新女性，与之相对也就有了旧式女子。
在凌叔华作品《吃茶》里，表现的就是旧式少女与外界文明的一种冲突。芳影的家庭教育使她对婚姻的想象永远停留在旧式里。而这种想象也使她在同学的哥哥――一个西洋留学学生的礼貌殷勤女士优先的礼节面前想入非非。而这一说来可笑的误会成了少女心灵的第一次感情创伤。芳影的经历是旧中国少女面对新旧两种文化时的尴尬，但又何尝不是中国大众面对他者文明侵入时的无从适从？西方人眼中很自然的一些礼节，在这里都变成了一种有意味的符码。这也可以看作那时候众多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一个无法认同和一种想象建构吧。
在《吃茶》中，凌叔华渗透的是一种对于女性既讽刺又悲悯的态度。这和她本身经历有关。大家闺秀，又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所以，凌叔华这里是基于一种对西方文明的认同身份来看待芳影的悲剧的。从她的角度出发，她同情这些个旧式女子无法进入五四时代，而她的新女性身份也导致了她对于芳影单相思的一种嘲讽。这些个旧式少女因为无法理解和解读西方的文明而成为他人欣赏的丑角，历史所赋于的是她们个人的悲剧，她们按时代的标准是没有拯救价值的。她们已远离了时代，此时的西式文明在这里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从这里，凌叔华诘问的是女性与历史的关系。所以，读完这篇小说，更多的是对芳影的怜悯。她已被先进的时代与文明远远地抛到了后面。
文明为什么会远离女子，文明到底是谁的文明亦非凌叔华所能回答的问题。它只是告诉了我们，文明来了，但是，它不属于旧式女子。
无独有偶，时隔二十多年后，同样身为女作家的萧红也写了一篇类似的作品《小城三月》。这部有着强烈抒情意味色彩的作品。同样写了一个少女的恋爱。其实也应该叫做单恋。这个叫翠姨的女孩儿，生长在农村，对美有着天然的感知。她不愿重复别的姐妹的悲剧，爱上了“我”的堂哥哥。有意思的是，这个堂哥哥受过教育。受过文明的洗礼。懂得照顾女性。在翠姨眼里，他是文明幸福和爱情的化身。但是她不能得到，最后抑郁而死。这里的翠姨和芳影有着不同的出身。可以说，多年后的芳影们可能不会再有二十年前的尴尬了，至少从形式上她们已经理解了文明的定义，而不会对男人的殷勤进行误读。但翠姨的身份是特殊的，她是一个东北小城的女孩儿，没有见过多少世面。西方文明的熏风尚没有吹到这里。在一个农家女孩儿的眼里，恋爱的对象和文明与幸福的投影只能集于外来者堂哥哥一身。从萧红的文本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西方文明对于农村少女的冲突，乃至对于农村一代心灵的冲击。
这显然是萧红以一个儿童视角进行回视的作品。作家十几岁时，当是五四时期。这个镇上开始有洋学堂，人们开始谈论男学生婚姻自由的问题及北京男女同学等“新奇”之举，“我”家的“咸与维新”氛围，也可透其端倪。再加上当时的哈尔滨受到与之相邻的俄罗斯文化影响，在大都市为背景的现代文化与以乡镇为背景的传统民俗文化的交融、对峙与冲突，以其不同文化丛林的变异和发展。“我”家的网球场、风琴、日本琴、打琴等器物，即构成其“咸与维新”的现代文化氛围，而哈尔滨校园里男宿舍的暖气洋床等，也都做为了一种文明的文化背景展示。这一切与翠姨生长环境的乡间风俗，诸如待人接物、婚仪，行为规范等，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反差。而在本文里，翠姨所在的乡村代表的无疑是落后愚昧和不幸。而“我”家所代表的则是开明绅士的西式文明。这两种文化所构成的强烈差异，造成了少女心中巨大的失重，一方面，她从表面上接触到了一定的新文化氛围，心向往之，并总是渴望着自己能通过“读书”来进一步接触这一新文明。但是，另一方面，从性格、气质到行为规范、道德观念等，她又是民俗村社的行为如一的一个角色，一个真正传统的东方女性。也正因为如此，翠姨在产生了对新文明渴望的同时，却很难表达或大胆追求。所以，在这个文本里，文明与爱情男性及都市又一次暗合在一起。
从萧红本人来说，她自身也是追求新生活的新女性，向往五四自由主义，向往都市文明，但是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在她内心里，她向往的是穿西装的男人。而她对于文明的想象与理解，则完全是从书中感觉到的。所以，在本文里，萧红表达了一种农家女孩儿对于文明朴素的理解与向往。而她对于翠姨，是理解，支持，并深深同情。在这个女主人公身上，她倾注了自己的一往情深。这与早期的凌叔华对于芳影的看法是有着明显的不同的。而这个不同，也跟两人对于西方文明的潜意识是否认同有关。当然也与二人的人生背景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但需要指出的是，对文明的理解，萧红在不同的文本里表达的意思也是不同的。例如她在《马伯乐》里所流露出来的，更多的是对市井中伪文明人士的一种无情的嘲讽。在《商市街》里，她更多的是以一个贫弱女子的眼光看待五光十色的哈尔滨，看待城市里的另一部分有钱人。
到了《小城三月》的时候，萧红的生活境遇有了很大的改善，身为著名女作家回忆往日岁月时，对于自己有着西式文明的家庭，她流露出了一种怀念与认同。所以，对于那样一个无法实现在爱情与文明追求中达到统一的女孩子，她充满了同情。小说流露出来的是对都市文明的真正的礼赞。这也使我想到萧红的一些朋友回忆她时，所说的她喜欢穿漂亮衣服，并有小资产阶级的倾向等等。这一点也恰在另一方面证明了作家萧红对于新式文明的向往与渴望。
丁玲所处的青春时代是1920年代，从由乡村走向都市。这个时候，五四新文化的呐喊已经平静。城市文明开始使女作家睁开眼睛。此刻富有才华的丁玲充满了狂狷与孤独敏感，当然还有愤世嫉俗。她渴望被这个都市认同。但是，很快她面对的不仅仅是自身无法认同，且还有她身为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对于男性都市的一种仇视。
《梦珂》是丁玲的处女作。她描述的是一个女模特受到侮辱的事件。现代都市在这里已是一个色相市场。所谓的文明已经开始揭开它虚伪的面纱，露出狰狞的一面。女人在这里，更多的是一种商品。都市文明在丁玲的作品里已然完全是另一个模样。另一篇对都市有所批评的则是她的另外一部作品《阿毛姑娘》。阿毛跟梦珂从气质到经历都迥然不同，但精神上却殊途同归。一个在乡村长大的纯洁姑娘被资本主义都市文化引发了无限欲望的梦幻，这本是《嘉莉妹妹》的模式，然而不同的是，她接受了都市的想象力，置身于乡村的现实中。可以说，阿毛是带着对城市与文明的向往背叛了自己的乡土，她以自己全副的想象去追求。但一个偶然的契机，使阿毛洞视了这幸福的虚无和文明的虚伪。阿毛最终的自杀，表明了对两种生活方式的绝望。
从丁玲的经历来看，她是一个从乡村来到城市的人。她的叛逆性格和桀骜不驯给了她一个清醒地看待城市文明的身份和眼光。所以，在她眼中的都市文明，在温情背后更多了一层虚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作为城市的外来者，丁玲无法接受这冷冰冰的都市，在这样的看法背后，渗透的是她个人的自身体验。而同时，身为一个女性，在一个陌生的都市环境里生活，这其中的心酸恐怕也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所以，有时候我甚至能体会到她对城市文明的仇恨有时会很强烈。文明在此时，已经褪去了温情的面纱，直白而清晰地告诉女人，这文明只是男性的文明。女人在这样的文明里，只有被看，被卖，被估价。这也显示了她与前面两位女作家对都市文明理解之不同。她似乎比前两位作家对文明与都市的理解更见犀利与尖锐。
四位女作家中，对文明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的是张爱玲。这当然与她反对五四的文艺腔有关。在她的眼中，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代表着先进与前卫的话语。
四十年代的上海，都市新阶级的兴起，大量的底层劳动者占了多数的女性，教育的普及、商业机构对多种职业的需要导致了知识的多元化以及与传统的“士”完全不同的新型知识者的应运而生，现代出版业的昌盛与稿费制度的确立使中国历史上初次出现了靠稿费生活的文人群体。在这样的一个宏大背景下。张爱玲成了现代文明产儿。
从张爱玲本身来讲，她无疑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之子，西化的母亲与姑姑为她提供了人生的楷模。而政治上已是去势却又顽固坚守旧文化的遗老家庭，又使她更为强烈地感受到危机。处于这种新与旧的家庭矛盾之中，她得以更深切地体会到中华民族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的焦虑。她是旧文化的反叛者，同时又极其迷恋中国固有的文化与艺术，这使她对文化的衰落有着敏锐的洞察。也给了她看待文明的一个独特的视角。在张爱玲《传奇》再版序里，张爱玲说：“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我们的文明不论是毁灭还是升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当精英知识分子在热切地呼唤现代文明的时候，(例如一些男性作家在作品中对烟筒的礼赞。)她已经洞察到了中产阶级的荒凉，注视着在现代社会中生命与文明的疏离，她已然看到，所谓的文明到来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更大的破坏，这也因而使她成为了现代文明最早的批判者之一。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代表作品。正如《浮出历史地表》中所言，它是一部关于历史、文明与女人的故事。她以这部优美、古老而又让人无限怅惘的故事，构成了一部关于历史文明与女人的故事。本文中一个重要的象征是浅水湾旁的一堵灰墙：“一眼看去，那堵墙极高极高，望不见边，墙冷而粗糙，死的颜色。流苏的脸托在墙上，反衬着，也变了样――红嘴唇，水眼睛，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一张脸。”那是中国历史的象征，是“千年如一日”的死寂的白公馆空间延伸;那也是文明的废墟，如同一个古远的辉煌文明湮灭之后，留下的谜一般的残垣。而这堵灰墙“托”着流苏的面孔，形成了历史、文明与女人的并置;而这一象征也构成了张爱玲叙事体中一道几乎难于辨别的纹饰般的裂隙。灰墙之下那张“红嘴唇”“水眼睛”的面孔，是时间历史文明坍塌之后的幸存与逃脱。张爱玲借范柳原之口说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我会对你有点真心。”她是在悲悼她的时代阶级文明。在这里，张爱玲对老中国，对文明有着一种绝望和爱，还有仇恨。
她看到的是这文明背后的荒凉与虚无浮华。在这里，她对现代的都市文明是一种透彻的领悟。少了其它女作家的向往和诅咒。是一种看透浮华后的悲凉。她对于现代文明的理解，似乎更接近于现代人的思维模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