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突如其来的SARS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全面的冲击，也是对中国社会整体素质的一次考验。在这场冲击面前，有两大群体最为引人关注，一是大学生，二是民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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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SARS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全面的冲击，也是对中国社会整体素质的一次考验。在这场冲击面前，有两大群体最为引人关注，一是大学生，二是民工。大学校园里学生们甚至为是否离校展开了辩论，一些学生自行返回原籍(湘籍尤甚)，“走还是留下”成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另一些民工在大举返乡，仅河南就有35万众，一些民工在乘公用交通工具未果的情况下采取自行集体结伴返乡，一路埋锅做饭的做法。而有关调查表明，按职业划分这两大群体均非易感染人群(高发人群为医务人员、职员、离退休人员)，但这种调查很难证明是科学的。按一般人理解，这两大群体原本属不同层次，但对这场冲击的反应却很相近。这不能不对我国社会的整体素质作更深入的思考。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有了极大的进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所不能比拟的。一个社会的进步应是由两个方面所决定，一个是物质方面的，一个是精神文化方面的。物质方面的进步是不用说了，为全世界所公认。精神文化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精神文化方面又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知识教育层面，一个是道德修养层面。
这次SARS危机对中国人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检验其素质：一是科学水平，二是法律意识，三是道德观念。面对SARS危机，政府、企业、个人在做出决定时都要考虑，这么做科学吗？这么做合法吗？这么做合乎我们倡导的道德观念吗？经过SARS的考验，可能会修正我们过去自认为是先进的、正确的东西，建立一些真正属于现代社会的观念和意识。比如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公权的过度膨胀严重损害了私权，有些个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得到改善，但是通过这次事件，人们又不能不注意另一种倾向，就是在保护私权的同时，也要考虑公权。比如北京部分地区实行隔离，肯定是对个人私权的一种限制，但对整个社会安全则是一种保护；还有个人卫生习惯，不仅是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他人。前面提到的大学生、民工返乡问题，从法律角度无法做出禁止性规定(目前只能是劝阻)，但从公共道德意识看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作为个人行为也未必是一种科学的选择，在旅途的感染机会并不比呆在宿舍小。而且在疫情还未完全控制时，大规模的人员流动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个人在做出选择时，应该考虑个人行为的社会后果，如果说民工因医疗保障、知识水平问题还有情可原的话，一些大学生的行为令人有点失望。
从各国发展历程看，都有一个对私权无保护到有保护，再到过度膨胀，再到必要限制的过程，这就是社会的进步，也是整个社会素质的提高。
对于政府来说，SARS冲击波全面检验了政府的素质水平。如政府对事件进展的判断能力，对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应变能力，政府的控制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号召力等等。麻木不仁或过激的反应都是不当的，比如个别地方政府对外来人员不加区别地强制隔离，甚至有阻断交通的行为，既不科学也不合法；对企业也是如此，SARS考验企业的应变能力，管理能力怎么样，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面前如何选择？在企业责任与社会责任面前如何选择等等。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政府、企业、个人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各自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应尽什么样的义务，这些表现将体现出整个社会的进步水平和素质。
令人感到安慰的是，总体上讲，面对这次冲击中国社会还是经受住了考验，尽管还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但疫情得到了初步控制，恐慌情绪没有到失控的程度，政府强有力的措施和人们的积极配合姿态使疫情没有进一步的扩大蔓延。应该说，经过SARS的冲击，中国在很多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如疫情信息披露，公共卫生意识，政府处理突发事件能力，社会救助能力等等。也许我们不应该再重复所谓“把坏事变好事”的陈词滥调，但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不就是要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吗？中国近十多年来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长江洪灾、使馆被炸等多次重大考验，每次都会促使中国社会在某一方面有所进步，相信这次SARS灾害也不会例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