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２００１年的科技界是在浮躁之中痛斥浮躁的氛围下离去的话，那么紧随其后的２００２年，科技界则是在浮躁的热风中试图探询其理性的注释。
首先，来自于管理层面的声音逐步清晰。两会期间，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向外界袒露心声：“科技决策关键是要抢占时机，应当鼓励冒险，容忍失败。尤其是科技领导人，要勇于承担责任。”他对由于一些领导意见不一而导致很多科技方案总是“议而不决”的现象表示了不满。“目前的科技评价体系存在一个严重的弊端，就是为了减少选题的失败而回避风险，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新人的原始性创新往往被一票否决。”
１１月２７日，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其所属的电工所表示，“再不能用文章尤其用文章数量来评价电工所的工作了，对电工技术、对国民经济做出实在贡献才是更重要的。我们的整体评价标准这次也要下决心彻底改变。”话是在电工所说的，实际是指导科学院工作的，当然对全国的科研工作也有借鉴意义。与之相关，科学院今年“取消”了职称评定，取而代之的是“按需设岗、按岗聘任”,取消了院级科技成果奖的评奖。
道德构建是理性评价的基石。１２月１６日，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广东中山表示，科学道德是科技工作者的底线，非常重要。从人生追求和科学追求上讲，做学问和做人应该一致。 他对媒体宣传提出了四个“不要”，不要人为地拔高、不要想当然地杜撰、不要追求轰动效应和不要热衷于炒作。
然而，科学家层面的表现依然不容乐观。继过去的“基因皇后事件”、“核酸营养事件”、“纳米爆炒风波”相继给热销中的基因组科学和纳米科学带来一丝阴影之后，今年，大名鼎鼎的贝尔实验室论文造假案震撼了整个国际学术界，引起了人们对学术功利化和商业化的极大不满。在国内，徐荣祥先生向外界宣布了他的震惊世界的科研成果：利用潜能再生细胞进行人体的原位复制或动物实验的体外复制。遗憾的是，在与生物学界的对接中，却因“语言”不同而不了了之。之后，资深科学家邹承鲁院士语重心长地勉励科技界要“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需待七年期！”
ＳＣＩ的问题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棘手了。学术会议上抱怨ＳＣＩ的声音明显弱化；以ＳＣＩ指标来衡量成果的现象明显减少。为了遏制片面和极端的唯ＳＣＩ风，科技部和教育部联合下发文件规定，“取消政府导向的ＳＣＩ排名，改进和完善科研评价制度，建立独立的社会化科研评价体系”。政府部门已经明确意识到，科研评价要严格区分政府评价与学术界自我评价。政府的角色是要根据不同科研性质、不同研究领域来制定科学合理的科研评价指标体系，简化科研评价环节，适当延长评价周期，使评价工作与科研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相适应，改变科研评价工作中急功近利的倾向，逐步培育和依托社会中介组织开展评价活动，建立独立的社会化科研评价体系。
当然，几十年来，ＳＣＩ数据作为一种国际上优秀的科学论文检索系统，对于科学的整体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ＳＣＩ问题的核心是如何使用好它，而不是人为地抬高和打压。
今年１２月公布了上一年度的我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论文数量已经上升到世界第六，增速超过全球平均值；反映基础研究状况的ＳＣＩ排名依然停留在世界第八位的水平。很显然，数量的攀高和质量的提升并没有同步进行。虽然这是上一年度的统计结果，但依然对今年科技的整体评价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整体评价中，中国科学院的论文产出是一枝独秀，充分展示了在国家支持下的科研国家队所取得的成绩；作为培养人才的摇篮，高等院校同时还是科研的主力军。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与我国本土科学家依然无缘；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的一等奖也已经连续４年空缺；因在北京召开世界数学家大会而使得国人对菲尔茨奖心存幻想，其结果依然令人失望。这些奖并不重要，何时获奖也并不重要，但它昭示的是我国科研实力的整体差距。
要实现我国科技水平的整体提升，不能单纯地用时间来限定、用指标来衡量、用金钱来催生，关键是用理性的评价制度来培育我们的原始性创新能力。在摈弃单纯的数量游戏之后，如何来操作我们的评价体系？“我们倡导的是与国际接轨前提下的科学评价，决不是关起门来，用夜郎自大的方式来自我评价！”近日，一位高层管理者这样表述他的观点。
展望２００３年，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理性措施出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