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１９９９年起，教育部就开始推出实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财政倾斜政策，受惠者就是北大清华等几所名牌大学，每年增加的投入约为１００亿元，其中清华北大各自分得１８亿元。
但是，近年来北大清华每年约有２０％的毕业生直接出国留学，具体到理工科的某些专业，可能会出现一个班的学生几乎全数出国。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４６万余人，回国者接近１４万人，回国者中大部分是公派，自费留学生回国率只有４％左右，而北大清华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靠奖学金自费留学，也就是说，这些出国留学者绝大部分是不会回来了。
所以，有人提出了一个很有道理的问题：北大清华在为谁建？
２００１年，中国的教育经费支出占ＧＤＰ值的比例达到九十年代以来最高水平，但仅为３.１９％，远低于世界平均５.１％，更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在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享受到巨额补贴时，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还无法真正落实，初级教育阶段存在大量失学的少年儿童。在教育经费本来就十分紧张的时候，大把的钱花在几所高校上，是否明智？
教育，是公共事业，也是收益巨大的长期投资。无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投资教育的收益率一般均大于其他项目的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效果尤为明显。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初级教育的投资收益率远大于对高校的投资收益率。在发展中国家，通常国家用于培养一个大学生一年的投入可以让８０个适龄儿童入学。
从投资—收益分析看，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政策应该是将有限的经费集中在初级教育而不是高等教育；从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看，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是体现在有大量廉价的受初级教育的熟练工人，而不是在有多少高素质的人才，毕竟高素质高技术人才是发达国家的优势。
但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急迫追赶心理，导致在教育上贪大求洋，将有限的教育经费投入到高等教育上。中等教育的目的是偏重于向高等教育提供人才，本科学校则注重为培养研究生输送人才。事实上，这些国家的本国经济条件无法吸纳培养出的这些人才，其必然结果是，要么人才培养出来后学无所用，要么是人才大批流失，造成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这种教育发展战略，事实上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拿有限的教育经费向发达国家输血。
尽管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非常低，但大学生就业难已经逐渐显现出来，扩招带来的就业压力将在明年开始显现——届时有２１２万大学生毕业。
高等教育倾斜政策最典型的代表是印度。印度每年培养高等教育人才数倍于中国，其一流名校的教育水准也高于中国的清华北大，但印度人才流失的情况也最严重。据统计，仅软件业人才流失到美国就相当于印度每年损失教育经费２０亿美圆。在美国硅谷，高技术人才约４０％是印度裔，印度培养的人才在为美国大量制造财富。有人在谈到印度的高等教育倾斜政策时，喜欢说印度软件业的成就，但是他们忘了，印度适龄儿童入学率比中国低４６个百分点，文盲率为５０％，比中国高出一倍（《１９９４年世界发展报告》），相应地，印度的劳动力成本虽然比中国低得多，但吸引外资的能力和工业品的竞争力却远不及中国，中国沿海地区已逐渐变成世界最大的加工地带，从农村吸收了接近１亿个劳动力。这方面的巨大差距远远抵消掉了印度软件业的成就。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今天急切地试图将北大清华塑造成世界一流大学是不现实的攀比心理，且不说清华北大相比世界一流名校之年轻，仅就长期形成的学校传统、外部环境，乃至学校的研究成果与社会的利用效率来说，光靠不断加大经费投入，是远不可能将北大清华变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毕竟，哈佛等名校的历史比美国建国的历史还悠久。
此外，社会学研究表明，教育是改变代继贫困的最有效途径，发展中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应当对贫困家庭起脱贫的功能。目前，我国能完全承受高等教育费用的家庭比重不大，而我国高等教育补贴所占比重偏大，意味着这部分补贴实际上更多地分配到了相对富裕的家庭，对那些只能负担子女接受初级教育的家庭来说，他们很难享受到国家在教育经费投入上的补贴，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而言，教育投入政策的倾斜造成了一种不公平，而国家教育投入对贫困家庭脱贫的功能则没有得到更好的体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