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发言题目是：《大学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关系的历史考察》，全文较长，为节省时间，我只是介绍文中的要点，供教育界朋友们参考，并请批评指正。
拙文的第一部分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大学理念
我翻阅了20世纪初有关此问题的一些资料，有这样的印象：20世纪初，我国教育和文化的先驱者介绍西方科学、设计中国的科学教育时，他们没有偏见。在他们看来，“科学”范畴中既有自然科学，也有人文社会科学。具有代表性的是，鲁迅于1907年写的《科学史教篇》、叙述西方科学史的讲义(收集在杂文集《坟》里)。鲁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致人性于全”、即人的全面发展。为此，人们需要自然科学，也要人文社会科学。用他的话说就是：人类需要牛顿，也要莎士比亚：要康德，也要贝多芬：要达尔文，也要嘉莱勒；物质生活和精神养料都不可缺少。
将这一理念引进中国高等教育，并使之成为教育实践的，是我国20世纪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蔡元培。1916至1923年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从文科开始整顿北大，宣传并落实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的理念。晚年他在口述传略、回顾在北大的工作时，特别强调此点。他说：“那时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根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终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蔡元培口述传略》)类似这样关于文、理科相互交叉的论说，在蔡先生著作中可以找出许多。蔡先生不赞成教育上的绝对主义，也反对学术上的绝对主义，主张“兼容并包”。他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听以每一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对学术问题不
能采取“令行禁止”的方法。
历史地看，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不但奠定了北京大学百多年来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而且完整地表达了我国教育家们的共识。这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拙文的第二部分是：关于大学“通”、“专”问题的论辩
1930年国民党的国民政府行政院令教育部执行国民会议通过的《确立教育设施趋向案》，规定“大学教育以注重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为原则”，对文、法科学的发展加以限制，将节余经费用于理、工、医、农。这就是所谓“重理轻文”现象。
这一现象的出现，和中等教育文、理分科有密切的关系。中学文、理分科始于1909年，即清宣统元年。辛亥革命后未变，一直延续下来。中学的文、理分科助长了大学文、理分离的倾向。
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民族危机深重，当时的“科学救国”论认为，大学应着重发展技术教育，这和提高国力直接相关。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其客观效果是：助长了人们对人文教育的轻视，而将工程技术教育提到首位，因此，在30年代开始的“重理”在很大程度。是重工程技术，并非指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
30年代，大学教育是培养“通才”或“专才”的辩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在国际上，美国也有类似的讨论，一些著名大学主张要有很强的通才教育，即今天所谓的通识教育。
中国不少教育家们认为，中国大学教育培养出的人才不能只是具有某种技术性的专业知识，更加重要的是，要有爱国情操、高尚人格，且具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教育家梅贻琦于1931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说：“大学校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什么是“专科之倾向”?指的是：培养出的人才只有一技之长，缺少科学上的会通创新精神，这对于若干专科学校是合适的，如果著名大学按此标准办学，那就降低了自身应有的标准。过了十年，到1941年，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一文有一句传诵至今的名言，他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应有渊博的知识，且
有会通创新精神；大师不同于一般的专家。梅贻琦特别提出，大学的工科教育在培养人才上，除去适当技术化外，应充分地人文化和社会化。
1936年开始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也有类似的思路。他反复强调，大学如果只是注重应用科学，而置科学理论和人文社会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大学如果只是为学生谋求职业，其要求未免太低，大学是“谋道”、即追求真理、光大学术、推进科学的场所，因此大学应实行通才教育，注重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这些在今天都有参考价值。
拙文的第三部分是：我国大学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新起点
新中国建立后，大学的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特别是科学教育取得很大成就，国内一些著名大学奠定了高新科技的基础，为国力的增强作出巨大贡献(如两弹一星等)。不过，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则走过曲折的道路，这一结合在教育体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始制度性变革，是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就是这方面改革的里程碑。“素质”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范畴，它包含德、智、体、美教育在内，最能体现教育方针。“素质”范畴吸取了以往“通”、“专”问题论辩中的有益成果，同时又超越了它们的内容，提炼出更高层次的教育理念，准确地阐述了大学教育功能在于培养优秀综合素质的人才。“素质”又是知识与能力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含有多种素质的内容，如思想道德素质、科学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等。大学素质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大学的文化(或人文)素质教育在实践中成为素质教育的切入口，力求通过这个环节逐渐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起来。从1995年由教育部引导的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至今已有七年历史，受到大学生的热烈欢迎。也许可以作出这样的论断：我国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渗透的新起点。
今天推进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看来需要将原有的一些基本内容－－学文科的学生要学一些自然科学、学理工医农的学生应有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提升一步，即提高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的高度来理解。今年《中国大学教学》杂志第2、3期合刊上发表的周远清同志文章《树立新的教育理念、推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可资参阅。这一融合含有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并不全部归结为文化素质教育，因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交融具有丰富的内容，教学、科研、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等等都与此有关。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交融不仅仅是大学的事，而为现实社会的发展所需要。人们的高质量生活不能只靠科学技术，因为人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精神养料和人生信念，这不能没有人文，不能没有艺术。英国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自由经济奉为圭臬，认为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自发地调节经济。事实证明，只靠经济的手来调节，或者只靠科技推进经济，都难以全部达到预期的目的。后来，哲学家、社会学家、思想家们又一次发现了“人”、发现了人的行为规范即道德的价值。我国现在倡导“诚信”的经济原则，将“人”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就是说，对社会的经济活动不能采取拜物教的态度，而经济活动应当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以人为本”的原则正是人文与科技结合的具体表现。无数事例表明，科技与人文并重才能导致社会向健康、公平、公正、文明的方面发展。
大学要促进社会发展，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重要作用，大学自身应首先实现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用这方面的成果去为社会服务。
那么，大学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交融体现在哪里?拙见是：应体现在大学的各个方面，但主要体现在大学文化学术建设的许多层面上。举例来说，大学应有精深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文化，这是不能忽视的：还要有社会文化，这一点人们比较易于理解，因而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学科在大学会越来越受到重视。至于作为文化核心的人文文化，从表面看，她仿佛没有明显的作用，实际上她对人的精神世界有不可代替的作用。大学师生员工的良好品德、心态、兴趣、爱好、待人接物等等属于“做人”范畴的内容，不能不靠人文文化的熏陶和引导。大学具有多种文化层面，它们不是分离孤立的，应融合为一个整体，从而，促进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创造性发展。
总之大学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交融，有了这个基础，大学才能够提高自身的文化品味，成为先进文化的研究者、传播者和建设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