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文科生需要科普，理科生需要人文教育，这就是崇尚综合素质的现代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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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1月2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主义文化学研究课题组与中国科普研究所联合召开的第四次文化学理论研究会上的发言
陶世龙
（一）科学的出现是人类文化提高的结果，反过来又提高了人类自身，它在文化中的作用不断扩大，现代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文化的脊梁。
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在从神学的妄想和玄学的清谈，转为到客观世界中用逻辑和实验验证的方法去探索其规律时，踏上了走向科学的道路。科学究竟诞生于何年何月，很难截然划出，它经历了一个长期孕育的过程。但可以肯定一点，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直是在文化范畴内进行的，毫无疑义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化中科学成分的增加是进步的表现。人类社会从野蛮到文明，从低级到高级的进步，常以某种科学技术的应用为划分阶段的标志就是明证。
据文化学家的研究，1690年由法国人编纂的法语《通用词典》，对文化Culture一词是这样解释的：“人类为使土地肥沃、种植树木和栽培植物所采取的耕耘和改良措施”。在此早期出现的文化概念中，技术竟成为几乎是文化的全部内涵，其中并已包含有科学的成分。
在被认为最具有权威性的泰勒对文化所下的定义中(1871)，知识被列在文化所包含的内容的首位，这知识是具有科学意义的知识，在拉丁语中，“科学Scientia”同时也有“知识”“学问”的意思。知识就是力量，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在这里说的知识，也指科学的知识；他亟力倡导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而把真理置于实践的检验之下，推进了科学从神学、巫术中分离出来，和摆脱对哲学的依附。而正是由于科学的兴起，遂有了产业革命，并从而使西方的文化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西方挟此优势，使仍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华帝国无法抵挡，受其侵凌宰割，国内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将科学引入我国文化的重要意义，在他们提出向西方学习，讲求实学的主张中，其主要内容就是学习科学。
1898年6月17日，康有为上书光绪建议废止用八股取士，开办学校“从事科学，讲求技艺”以培养人材；孙中山对当时的有志之士“多欲发奋为雄，乘时报国，舍科第之辞章，而讲治平之实学”大加赞赏。(孙中山：支那现势地图跋，1899)后来八股取士也真的废除了。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社会上仍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科学被视为“形而下”的技艺器用。翁文灏对此曾大为感慨：“试想中国自咸同以来，即重洋务，即讲西学，也就是现在所谓科学，设局印书，出洋留学，提倡甚是出力，但所谓西学者，仅视为做机器造枪炮之学，惟其只知实用不知科学真义，故其结果，不但真正科学并未学到，而且因根本不立，即做机器造枪炮之实用亦并未真正学好。而且只知读他人之书，不知自己研究，结果译书虽多，真正科学并未发生。”(《科学》第10卷第1期，P1-2， 1925)
因此，直到五四运动前后，人们还不得不大声疾呼请来赛先生。这个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引入科学来改造旧文化。如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所说：“我们中人国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权威；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先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外没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的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1920)蔡元培也看出西方文化的优点在于“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故吾国而不言新文化就罢了，果要发展新文化，尤不可不于科学的发展，特别注意啊!”(35年来之中新文化，1931)
物换星移，几十年过去了，科学技术有了巨大的进步，它在文化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可以说起到了左右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战略发展的程度。譬如西方经济并未象我们所预想的那样烂下去，还有所发展；新的世界大战并未发展成为一触即发的形势，反而出现缓和的趋向；认识到“只有一个地球”，出现“地球村”的概念，都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这些都说明今天的世界已大不同于五四运动时期，而如钱学森同志所一再提醒我们，还要看到21世纪。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技术作为我们文化的脊梁，我们在下一个世纪还能不能保持“球籍”。对此，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多次强调了科学技术的作用，明确发展科学技术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不久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在会见出席中国科协三届三次全委会议部分委员时，又表示完全赞同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关于现代科学技术是现代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见解；提出要注意发挥科协在精神文明建设上的作用。(据1988年2月8日新华社消息)对我们把科学摆到文化范畴中来认识，更是明确。
遗憾的是，应当使科学渗透在我们的文化之中这个五四时期就已提出来的目标，至今并不是那么能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讲文化而言不及科学，管文化而不懂科学，都是常见的事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领域中，背离走向科学的目标而开倒车者，还大有人在。丁守和同志在和《红旗》记者谈话时，讲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或外来文化，“现在有些人的思想还不如本世纪初的梁启超。”我很有同感，梁启超对待科学至少还能有这样的认识：不能把科学看得太低、太粗、太呆、太窄，和太势利、太庸俗，强调了要有科学精神，并祝祷中国文化添入这有力的新成分再放异彩。(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1922)可是现在我们有些还是“有文化”的人在做什么呢，不仅仍自多陶醉于“我们先前阔”，用祖宗的成就来安慰自已的落后，而且还发展为热衷于把传统文化中不足之处拔高，甚至把一些落后患昧的东西也捧为“科学”，用以证明科学在我国也是“古已有之”，西方的科学也源于中国。六十八年前陈独秀说过的：“现在新文化运动声中，有两种不祥有声音：一是科学无用了，我们应该注意哲学；一是西洋人现在也倾向东方文化了。”今天这些声音是不是又在响呢?当然不会完全一样，但如外国人出于礼貌或猎奇，对某些古老的东西表现出兴趣和说了几句恭维话，便自以为五行、八卦就比人家的科学还高明，甚至可以靠它来实现现代化，这何啻痴人说梦!
要是到社会上去看一看，封建迷信和各种落后愚昧行为的沉渣泛起，更已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我们一方面固然已有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能使卫星上天，但另一方面科学远远未在社会上普及。从全社会来看，究竟是相信科学的人还是相信玄学、迷信的人多?我们整个民族是不是已跨进了科学时代?值得深思。
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拒斥科学的性质，科学在中国传播，每前进一步都得排除传统的阻力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许多至今还闪耀着光辉的成就，但科学未能由此产生却是历史的事实。究竟该怎样解释这一事实，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但从近代科学传入我国的遭遇来看，不能不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具有拒斥作用。这种拒斥作用并不表现为科学的传播者受到镇压，象欧洲的教会那样审判伽利略，烧死布鲁诺，可能与科学在中国实在太无地位和市场，不值得统治者如此大动干戈有关，其内在原因恐怕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善于改造外来事物，使其变质而纳入自己的体系，如佛教的汉化，因而不必采取暴力手段。这种拒斥作用较之明火执仗地抵制更为有效。
有的文章说，支配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中并没有拒斥科学的教义。的确，翻开儒家的经典，找不到什么反对科学的话，但一是那时中国并无科学可言，再者，对待中国的儒家还不能仅从字面去理解，因为他们常是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
科学赖以创立和发展的基础，是不带偏见的观察、实验和逻辑推理的正确方法。而这正是中国古代贤哲所缺少的。中国传统学术讲究内省、顿悟而忽视对客观事物的观察，更无实验验证；学术思想也借权威以推行，而一旦居于尊位，便可据此论证一切。如孔子号称博学，但他对越人得到一节可装满一辆车子的大骨头，不加考察即断言为防风氏之骨，实为信口开河，而因这是圣人说的，人们也就深信不疑，这种学风支配了中国学术界两千年。间有一二学者能对此怀疑，反其道而行之，如徐霞客、李时珍所为，可谓踏上了科学的道路，但实如凤毛麟角，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良莠未分，还包含了不少不科学甚至是愚昧迷信的成分，如生吃狐之五脏及肠肚可治狐魅，如以之作羹霍，可治大人见鬼之类。
清朝的乾嘉学派重考据，有与科学精神接近之处，但多是在文字上下功夫，与科学之重实践仍有距离。而述而不作，就在故纸堆中讨生活，也是中国两千年难以摆脱的传统。
中世纪欧洲盛行经院哲学的时期，同样存在着上述问题，也是“凭借权威接受一种哲学体系，然后再依据这个体系来论证种种事实应该如何如何”(丹皮尔：科学史)；和“依赖寥寥几本古籍，反来复去地对它们的内容作逻辑的修补，而不是注意事物本身”(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但是经过文艺复兴，他们挣脱了经院哲学的桎梏，走上了科学的道路，而我们仍裹足不前，对于外来的科学，旧传统还在极力使其向背离科学的方向转化。对此，鲁迅曾有深刻的揭露：“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拉西扯，一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随感录三十三，1918)他列举了什么人之初生始于丹田，“天眼通”赛过望远镜之类奇谈，大为感慨，说“其实中国自所谓维新以来，何不问什么叫道德，怎样是科学，只是信口开河，造谣生事”。
更令人感慨的是，七十年后，鲁迅当年所揭露的社会黑影，今日犹未消除，某些新的儒道诸公其捣乱科学的能耐，实为当年的张天师亦所不及，诸如狐精为祟，白日见鬼，看相算命，坟山风水等等均被赋予“科学”新义；无可查证的“外星人”，更堂而皇之成了新的上帝，如《周易》可以说成是外星人所授，故为今日最先进之科学所不及。而运气可以带来降雨扑灭森林大火，食蚂蚁可以返老还童，“鸡冠蛇”出现在神农架，“野人”留有后代在广西，都成了“科学新闻”。
值得注意的是，对科学的捣乱，不仅以此等露骨的形式出现，还有用科学的名义但使用违背科学的方法，使本来还具有科学意义的东西被脱胎换骨为玄学、神学，这具有更大的迷惑性，给我们的学术研究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譬如在研究中似乎也根据事实，使用了科学的词汇，尤其注意引用已被认为是科学的现论，但从根本上来看，则并不是以充足的可靠的事实材料为基础，经过科学的分析从而得出结论，而是认定某种理论的权威后，根据主观需要去搜集材料，作为现成现论的说明；不仅不要求对理论用实践来检验，相反还把提出理论需要经过验证的观点视为异端，仍然是在那里“凭借权威接受一种哲学体系，然后再依据这个体系来论证种种事实应该如何如何”。这种情况不仅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多次出现，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也不少见，用几条哲学语言来代替复杂的自然科学作结论的情况便曾屡见不鲜。“文革”中的“一句顶一万句”是极端不尊重科学的表现；在今天，科学与“长官意志”之间那一个更受到尊重呢。恐怕仍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而这种问题的存在，我以为还不能归为个别人的作用，而是我们的文化一直缺少科学，人们习惯于非科学思维，笼统的概念，还有传统的道德、伦理情感等因素的影响也很大。多年以来，社会上容易刮这种“风”、那种“风”，出现这种“热”那种“热”，其根源我看就在于没有真正相信科学、按科学的规律办事。眼下我们有些文艺作品中，把理性与人性对立起来而过分强调情感的作用，我认为这也是传统文化拒斥科学的一种表现。
近来不是有一幅讥评某些学术研究的对联吗?对联是“十载寒窗无人问，一派狂言天下闻”。这可能讲的有点艺术的夸张，但凭一时的“顿悟”或很有限甚至是错误的材料而发惊人之论，居然可以在社会上风行一时的现象，确在出现。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错误的东西传播起来很快，要纠正它则往往很难。他说见到鬼了，没证据许多人也相信；你说不会有鬼，则反而要你拿出证据来。在中国，迷信的基础远比科学的基础深厚。我们决不可抵估中国文化对科学的拒斥作用，而这种拒斥是通过人来实现的，其原因在于人们缺少科学素养，最成问题是作为社会精英的某些颇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文化人也缺少科学素养。
1988年9月10日，夏衍同志在科学与文化论坛第二次会议上说了一段很值得重视的话，他说：“据我所知，现在的中青年作家，对科学有兴趣的人实在太少了，一位美国作家问一位中国行：‘你为什么写小说?’回答是‘因为我在中学数理化不及格。’其实，知识分子没有一点科学常识，没有科学精神：那么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等等，都只是装饰自己的标签，科学不普及，人们灵魂深处的专制、武断、一言堂、瞎指挥等等非民主思想，是永远不能根除的。”
要使科学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精神成为全民族的精神，需要我们作出巨大的努力，不是自然而然可以实现的，所以我们强调了要“注入”，这也许是一个并不恰当的词，但现实就是如此，不革除传统中不科学的成分，排除阻力，人们首先是知识分子得到科学的武装，就不能创造出适于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难以实现。
（三）科学在中国文化中远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我们需要科学这个“新权威”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有些同志提出：二十世纪以来，科学在我国已取得了“无上尊荣的地位”。不同的政治派别几乎是一致而无异议地接受了“赛先生”，而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作了“科学主义”的理解，使它成为代替玄学的“新权威”，仍然是一种凝固的真理观。还有人提出，宗教、哲学、科学三者无一例外，都是要的把我们钉到这棵或那棵树上，而我们应当逃脱钉在树上之命运，也就是对待科学的“法则”也不应受其约束。以上看法，我感到都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我们要看一看，科学是否真的在中国已成为权威？是否各派政治力量几乎都一致接受了“赛先生”？
如果从言词上，字面上看，在中国确实早已少有反对科学的言论，但更应看一看社会的实际。“大跃进”和“文革”中出现的许多不按科学规律办事吃了许多苦头的教训不用说了，便是在今日，科学的权威明显比“赵公元帅”差远了，滥伐森林、滥开矿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等等违反科学的行为已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科学与观音菩萨乃至巫师神汉相较，哪个的权威大，从全社会来看也难说，很值得作一番调查。就报纸、电视所作的报道来看，在不少地方，甚至是靠科学技术发了财的城镇中，科学的地位也是低于菩萨的。看一看那危险的中小学教室和堂皇的庙宇就知道了。
1929年，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对中国科学的前途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只有科学家得到一般人的注意，承认他在任何进步的社会中，占天然领袖的地位，那科学和国家才能发达，如其科学家和教员对于他们的生活费都有朝不保暮的顾虑，那科学的进步以及世界的进步是无希望的。”或许会认为有点言之过甚，但现实生活告诉我们，一些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确得科学技术之赐，而这自与科学家受社会的尊重分不开。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很难说，科学在中国已达到了权威的地步。
至于科学应不应该成为今天社会中的权威呢？看来是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认为科学不能应用于一切方面，至少在情感世界中无能为力。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在六十五年前便曾引起一场大论战。而权威的确立自然是不经过文字言词上之争所能解决，起决定作用的还在实践的检验。科学也许不能完全解决情感世界的问题，但情感最终恐怕还要服从科学。一个极浅显的例子：如仅从情感而言，宝玉和黛玉，觉新和梅芬的婚事自应受到赞同，但如尊重科学，则不能允许，现在还写进了法律。这种理性的抉择，是否对人的本性有所约束呢，是有人，但人类要想在地球上更好地生存下去，遵循科学的约束，看来不可逃脱。仅仅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干，不要科学，即便有如义和团那样的精神，虽有值得赞颂的崇高的感情，也无济无事。而长久以来，我们对此是赞颂有余而对其缺少科学注意不足，直至今日，我们有些精神产品中，对人的原始本性的冲动过于热中，可能意在以此冲破封建主义留下的精神枷锁，然而仅停留于此而缺少科学精神，恐怕是难以如愿的。没有哥白尼、伽利略……，没有科学，欧洲就难以走出中世纪的黑暗。五四时期的文化先驱，正是看到这一点，所以要呼唤“赛先生”。他们认科学为新时代的权威没有错，这种认识是以中国人奋斗多年而仍然落后挨打的代价换来的。不要这个权威行不行呢，我们在五四以后七十年的经历和世界的变化都告诉我们，再不把科学放到权威的地位，真要如梁启超在1972年说过的：“中国人不久必要成为现代被淘汰的国民”，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要被开除“球籍”了。
今日科学的权威地位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不以任何人的好恶为转移的。这个科学自然不仅仅是声光电化之学，不仅仅是知识技艺，而是体现了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方法的学问，这一点正是五四时期的先驱者们所反复强调的，不存在仅仅把科学界定在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不可以把科学简单地说成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如果对科学常识也不了解，对科学的方法不会运用，怎能摆脱愚味，掌握科学精神？不懂科学而妄言科学，正是今日某些落后、迷信的东西居然也以科学面貌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然，这里讲到的科学的权威，首先是就科学的总体而言，并非说科学中的某项具体法则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可动摇，更不是自称科学即为科学。科学精神本是一种探索精神，在科学研究的领域内，无禁区，无顶峰，诚如李四光所言，不怀疑不能见真理，不应为已成学说所压倒。但在一定的空间时间范围内，已经验证被人们认识的某种具体的科学原理，则不能违反，如果置之不顾而随心所欲，仍将受到惩罚。只有遵守科学的法则，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对此，高尔基曾说过很精辟的一段话：“精密科学在精神观察的立见成效的土壤上茁壮成长，它以铁的逻辑为指导，因而不受上述（情绪）影响的制约，它是完全自由的。精密科学的精神，是真正全人类的精神，是国际主义的精神。我们有权力谈论我国艺术、德国艺术、意大利艺术，但是，存在于世的却只有统一的、全世界的、整个星球的科学。正是这种科学打开了我们的思路，把思想引向世界秘密的大门，为我们揭示了生活的悲剧之谜；也正是科学给世界指出了通往统一、自由和美的道路”。他是站在艺术家的立场观察评价科学后得出的结论，我非常赞同，谨引述在此作为本文的结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