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大师的成就似乎从来都是偶然性多于计划性，不是一般教育程序能够刻意造就的。“国学大师”能否批量“生产”不是最重要的，怎样改进现有的教育模式，提高广大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恐怕才是最值得思考的问题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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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4年，北京大学就开始创办“文史哲综合试验班”。参加该班的学生在本科4年里，将会被作为未来的“国学大师”加以培养，学习文史哲三系所有基础课的内容。因此，该班又被称为“大师班”或“国学班”。但是，绝大多数首届学生毕业后，出国从事与“国学”并不相关的研究，留下继续深造者寥寥无几。此后几届学生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于是，从2001年起，北大停办“国学班”。而时隔不久，武汉大学又在策划开办“国学班”，并于近日正式招收新生。武大办“国学班”的目的，据说是要“培养几个读书种子”（2002.3.28《南方周末》）。
如武汉大学“国学班”的招生布告所言，开办“国学班”“旨在培养系统掌握我国传统文学、史学、经学、小学的基本知识，熟练阅读应用中国古典文献，懂得两门外语，熟悉当今世界人文科学基本走向的复合型人才。”这样的要求是否过高，笔者不敢妄加评论。不过，仅靠几年有限的学校教育，就能培养出一批“国学大师”，确实需要打几个大大的问号。带着这个疑问，笔者曾和几位教授探讨这个问题。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对这种培养“国学大师”的做法表示怀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目前的社会环境看，显然不大具备产生“国学大师”的土壤。“国学大师”能否在教室里培养，恐怕还需要用事实来说话。按说，以北大的学术优势，7年的“国学班”试验，尚不成熟，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培养“国学大师”远非易事。至少，笔者认为，仅靠高校在短时间内挑选一部分学生来培养“国学大师”，显然是一厢情愿。至少，北大实验班的低调结束，就说明了这一点。
每个时代都应该有自己的“国学大师”。但是，“国学大师”的产生，除了必要的学校教育外，和社会环境、个人的天赋密不可分。在这方面，学校教育只能作为外部条件而存在。相反，传统文化教育的断层，使孩子从小很难接受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如此长时间的教育脱节，使许多青少年得到的“国学”熏陶几近于零。可以说，文化教育的先天“营养不良”，早已将未来的“国学大师”人为地扼杀了。
此外，高校因学派、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很难接受民间有志于国学研究者的观点，从而也影响了“国学大师”的诞生。事实上，有时候，有希望成为“国学大师”的人，恰恰是学在民间。笔者曾在河南采访过一位农民，他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硬是凭着顽强的毅力，苦钻文字学，在汉字构造方面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仅誊写好的手稿就有一米多高，并曾应邀参加过汉字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遗憾的是，他目前仍被排斥在大学的门外。
这几年，有关“国学”的话题挺热，从呼吁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到北大、武大的“国学班”，应该说都是在为重振“国学”而努力。这样的初衷，固然可以理解，但是，这涉及到如何看待“国学”的问题。王梦马先生认为，“所谓国学，大致就是一个基本功问题，相当于通读一遍十三经加半部百衲本二十四史”。问题在于，是否具备了这样的基本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学大师”，恐怕未必。事实上，要配得上大师称号，还需要在某个领域有独到的建树。从这种意义上说，“国学大师”堪称国宝，而不可能像现在的教授头衔那样“普及”。
学术研究同样面临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即应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国学”研究。以小学方面为例，隋唐的音韵学，宋代的注释经传，清代的训诂学，不仅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产物，而且达到了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峰。正因为如此，它们才被后人尊称为“国学”，并成为后人研究的对象。我们的学者所要做的，是如何走创新之路，在多个领域内有所建树，甚至登上一个“制高点”，使之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标志性的学术“摩天大楼”，这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其实，我们之所以很难再造就出一批季羡林、张岱年、饶宗颐这样的“国学大师”，除了浮躁的学风影响外，是和现行的教育体制也有一定关系。这恐怕是许多人都意识到的问题，可是它的改变却非一日之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