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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代有以诗酒唱和形式的定期聚会，最主要的一个就是结社。北京最后一个比较有名的诗社叫稊园诗社，由关赓麟发起。图为1951年，稊园诗社在承泽园举办重三禊集合影。
旧时代的社会交往，或因不同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不同、社会交往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即便是在同一社会阶层，也或因个人的秉性好恶不同，有所差异。
普通市民的社交
要说普通市民的社交，在老舍先生的《离婚》中很能得到真实的反映。《离婚》那个小杂院里的成员，基本上属于当时的中下层，如小职员、普通教师或者是手工业者。小杂院里多有三五户人家，他们同处于一个不大的生活空间，他们之间朝夕相处，喜怒哀乐都会彼此了解。在旧时代，人们同在一个院落里出出入入，都会本着与人为善的基本原则，尽可能互相照应，就是偶有些矛盾，也会慢慢化解。尤其是久居京城的土著，亲戚众多，也会时常人来客往，串门子、走亲戚是司空见惯的事。
就是在官宦人家，也不尽是官场里的活动，也有三亲六故的走动，跟老百姓没有多大的区别。以那桐为例，虽然是大学士、总理大臣，可谓位极人臣，但是他的《那桐日记》记录了很多日常生活，内有很多是家里七大姑、八大姨之间的往来，那桐本人也会接待应酬和参与，说明这些官宦人家也有普通人一样的社会人伦交往。
旧时代，非常重视一年中的三节两寿，“三节”非常好理解，不外乎是春节、端午和中秋，而“两寿”的含义就有多重的意义了。以一个家庭而论，一般“两寿”是指父母的双寿，也就是父母或是祖父母的生日。也有将父母的寿诞和冥寿称之为“两寿”的，这都是必须操办的大事。如果置身官场，“两寿”的含义就不同了，“两寿”则是指长官本人和长官夫人的寿诞，那也是不可小视的大事，谋求晋升和得到长官的青睐，此时是最好的机会。而在学中，“两寿”则是指业师和大成至圣文先王孔夫子的寿诞，又有不同的含义了。因此，两寿是社会中除了三节之外必须要谨记的日子。
此外，婚丧嫁娶是社会交往最重要的场合，有些多年不走动的亲友也会在这种场合相遇，其实也是人们很不情愿出席的。每有这种应酬，少不得要出份子，虚以寒暄，既耗神，又破财。旧时真正出于友情的交际远不如这样的应酬多。
文人之间的雅集
说到文人之间的社交，平常特别要好的关系，可以随时登门造访。如果范围扩大一点的聚会，那就算是雅集了。雅集一般来说得有因由，这个因由就是挑一些比较好的日子，比如说夏天的赏荷、秋天重阳的登高、冬季的赏雪等、都可以算是由头。古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雅集不少，例如汉代的梁园雅集、宋代的西园雅集等，直到民国时代还一直被文化人效法。还有一种就是赏花，当时北京有些地方的花卉很好，比方说中山公园的芍药，崇效寺的牡丹，法源寺的丁香，通过赏花大家凑在一起。再有一种是观赏某人的收藏，也就是拿出自己旧日的收藏或者新得的藏品大家共赏，共赏以后，大家分别在这个藏品的后面写上各人的拜观题跋，发表观赏以后的感想或品鉴的意见，这就是题跋的内容，也是一种雅集。一些文人雅集也可能采取聚餐的形式，比如说像到谭家菜这样的馆子小聚，或者是秋高马肥时去吃烤肉。
还有就是专门以诗酒唱和形式的定期聚会，最主要的一个就是结社。结社或是有名的诗社，也有是不定期的诗酒唱和。清末民初，最流行的一种作诗的形式叫诗钟，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会了。诗钟其实是一种限时吟诗的文字游戏，就是用香篆或者是线香、柱香，从点起到烧完为时限，香尽钟鸣，联成多句。要求是对仗工整，内容含蓄，一个人起首以后，另外人做联句。诗钟最主要的要求是对仗平仄非常严格，而且这里面还有很多趣味性的东西，除了限韵，里面要隐藏着很多寓意，如果仅仅是句面工整，但是缺乏内涵，会被讥为“哑钟”。所咏的东西也不能出现在面上。比如说咏梅花，但是在整个对仗联句里不能出现“梅”字。要有“钟题”、“钟眼”、“钟典”、“钟对”，最后还要进行现场评判。直到民国中期，北京的旧式文人还钟情于诗钟雅集。
诗社今天北方不太时兴，前几年我去常熟，苏州沧浪诗社的社长魏嘉瓒先生陪我去游览破山寺，即兴福寺。文联友人请我在寺中喝茶，余兴居然联句，而且水平不低。这在今天的北京是很少见的，也可见江南文化渊源之深。旧时很多雅集是属于消遣性的，也就是一些文人的聚会，在民国以后仍然维持有清一代的旧传统。
从前北京的南城像陶然亭、瑶台这些地方常有一些雅集，后来雅集发展到很多别的地方，比如说当时广安门内有个慈恩寺，也是文人喜欢雅集的地方。溥仪的老师陈宝琛辛亥前常去慈恩寺，邀集的多是遗老士大夫，像袁励准、胡嗣源等人。还有一种属于雅谈，并不是真正结社，比如说1937年北京沦陷以后，当时的周养庵、郭啸麓等，在北海团城上面搞了一个中国古学所，古学就是国学，也就是一些旧式文人的交谈，当时像吴廷燮、夏仁虎等数十人，也都常常参加，谈一些旧闻掌故，其中很多有史料价值。后来辑成一本书，叫做《知寒轩谭荟》，这本书一直没有正式出版，只有一种油印本。我一直很想将这本书出版，里面谈了很多掌故，清末民初的趣闻，因为这些人都是身历其境，所以了解很多东西。
北京最后一个比较有名的诗社叫稊园诗社。稊园诗社是北京政府的旧官僚关赓麟发起的。稊园从三十年代一直维持到1955年，最后的社长是章士钊，其主要的一些成员有叶公绰、张伯驹、郭风惠等，都是当时做旧体诗的骨干。很多正式的雅集都要写帖子，因当时没有电话，临时派人去通知，从礼仪上来说不合适。所以都是预先将帖子写好，写上时间地点和雅集的因由，这种雅集是属于文人社会交往的方式。
文人雅士热衷的社交活动还有两种，一是以琴会友，一是以棋会友。我的祖父叔彦先生围棋水平很高，据说可以达到六段水平，那时来东总布胡同我家的棋友不少，但是我只知道有陈仲恕(名汉第，陈叔通之兄)和徐石雪(宗浩)两位。堂会演出不包括在雅集里，那只是一种愉悦于不同层次的社交聚会罢了。所谓雅集，只是一种文人的社交活动，主要是琴棋书画，然后是诗、酒、花。至于狎妓冶游等等，更是不在雅集的范畴之内。
民国时代是新旧交替的时代，民国时代的文人实际上是有新派的，有老派的，有新老兼有的这么三种情况，老派的多是一些遗老，像陈宝琛、袁励准、俞陛云等等，新派的像胡适、赵元任、金岳霖、徐志摩、梁思成等。新派文人和老派文人基本上没有什么交集，但是个别的也可能有往来，比如当时创建营造学社的朱桂辛(启钤)、梁思成和刘敦桢他们这些人就有一些交流。还有一些老派文人中相对比较新一点的，比如像叶恭绰、章士钊、张伯驹、郭风惠等，他们都是老派文人里面的偏于新潮一点的，所以各种情况都不太一样，各有各的圈子。
礼尚往来——— 送礼种种
正常的送礼不同于行贿受贿。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从来讲究礼尚往来，因此以馈赠礼物来联络感情也很自然。逢年过节送礼是人之常情，但是要适当得体，更要体恤收礼的一方不至尴尬，有无以回报的难堪。旧时送礼有一个词叫“水礼”，什么叫水礼？一般多指一些食品之类，比如说你从江浙来京，送人家一条东阳火腿，两罐子平湖糟蛋。要是从岭南来，带些广东香肠、荔枝干果，从福建来送些大福果、肉松之类也就可以了，一是特色，二也实惠，这些东西都属于水礼。水礼是联络感情的东西，也是礼节性拜访的人情，绝对没有贿赂的成分在里面。
清代中后期很多送礼是明目张胆地行贿，比如外省官员对京中官员的“冰敬”与“炭敬”，冰敬与炭敬是下级对上级，或者是外省官员的孝敬，虽然名叫“冰敬”与“炭敬”，但是这笔钱的数目可就绝对不止买冰、买炭的钱，能非常可观。这就是巧立名目的行贿了。但是水礼却没有这种行贿的性质。
当然，送礼要投其所好，给文人雅士送礼，如果送上几盒松竹斋或清秘阁的彩笺、或是几块上好的松烟“胡开文”那就再雅不过了，这也是送礼的艺术。旧时过年过节给西席(家庭教师)送礼，按例送礼金教仪之外，很多人家还遵循古礼，要送些腊肉之类，这就是古礼的束脩。这个束脩在古代就是风干的肉食(后来就专指礼金了)，礼金外送老师一些腊味干肉带回家去过年，既有实用价值，也有一个遵循古礼的性质在内。至于送女眷的礼物，最讲究送衣料，衣料礼物一般来说有一定规矩，也就是说这块料子是基本上够剪裁一件或者两件衣服的材料。无论是湖绉、云罗、杭纺或者是西洋的呢料，都要按有富余的尺寸送礼。
要是给长官上级送古玩字画，本身就带有一种行贿的性质了。因为包括送古籍版本，除非同好之间有这种交流，一般人也不会去送这种东西。给长官上级家的女眷也多是送一般的东西或衣料、水礼，如果是送珠宝钻翠之类，无疑也是行贿性质。一般接受人家礼物之后，也要借机会回礼，回礼不能够重复人家送你的东西，但是其价值要与接收的相似。回的重了，是居高临下夸富；回的轻了，是小气抠门。这都是送礼的讲究与艺术。关系很近的人家，在拜访的时候带去就完了，有时不便造次拜访的，也可以派人送去。碰上婚丧嫁娶送礼，一般就要写上某某人送，因为同时送礼的人很多，要是不写明，人家弄不清是谁送的，不能送了白送，所以要写清楚。
过去有些仪节是不用送礼的，例如“谢步”的礼节。“谢步”仅限于对方出席自己家丧仪的礼节性回拜，就是谢谢人家特地来出席你家的丧事。这种拜访是无须送礼的，人到即是礼到，就可以了。一般“谢步”限于对长辈或是上级长官的回礼。但一般来说“谢步”要在丧事人家出了七七以后。今天很多人不太懂“谢步”，也没有这个礼仪了，但是在旧时代，“谢步”有时候要谢好几个月，甚至谢半年，因为这种场合来的人会很多。
还有一种社交就是信函的往来，书函往来必须要给人家回函，回函的情况有两种，一种属于邮政途径的传达，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国已经有非常发达的邮政了。再有就是给很多官僚、文人、士大夫人家的信函是不通过邮政渠道传达的，而是通过当差的去送达。送信也有两种，一种送到为止，一种送到以后要等候回执。比方说请人家吃饭，到底对方能来不能来？当差的可能就要在门房里等，这家当差的把信送到里面，主人写了回文，一是称谢，二是表示能否莅临。当差的拿着这封信再回去禀复，才好根据允诺的客人安排聚会。这种书函往复，是要给送信差人一点赏钱的，这也是规矩。由于现在通信方式的改变，很多旧时的社交方式都变了，那时候北京装电话的人家不是很多，其实打个电话也就行了。
女眷之间的交往则不同，旧时女眷的交往多是相邀在一起打牌。女眷没多少事，所以主要是打牌消遣。从前有一些北洋军阀，虽然政治上是对头，战场是冤家，但可能还是儿女亲家，他们的太太、姨太太们就是在两军对峙的同时还在牌桌上打牌呢，并不影响女眷们之间的交往。牌桌上不谈政治，女眷们认为那是男人们的事儿，一般来说就是打牌，或者是七大姑、八大姨那点事，再有就是看看谁的衣服时兴，你哪儿剪裁的？你是哪里的样子？你的衣料哪买的？你戴的首饰哪家银楼打的？女眷就是这些事情。
一般老百姓也有很多人际间的往来，更是有一种亲情和友情在其中，除了住同院的可能串门子什么的，平常外出走亲戚的机会不是那么多，所以老百姓的日常交往，往往是借着一些婚丧嫁娶的机会。旧时也有许多目的性很强的交往，例如谋求事由，求学问艺也在其中，更有那种走钻营、兴逆讼、求恩宠、媚音容的阴暗社交，就不说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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