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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来朝”的华丽大戏是演给帝国全体臣民看的——它如此明白地告诉百姓，能生活在这样一个为万国景仰拥戴的国度，是多么的幸福。而打造这一庞大面子工程的过程，则贯穿整个中国历史。
大清朝的画师们用长2.9米、宽2米的巨幅画卷描绘下了这样的情形：1761年2月5日，即大清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文武百官各依品秩朝列于太和殿前。
站在大臣朝列之末的是各国贡使，最前排的是最守礼数的朝鲜国使臣，还有因为帝国“武义璜璜，陆慑水栗”，所以才不待帝国兵旗所指，“慕义归化，非以力征”的琉球、暹罗、安南、苏禄、南掌等国。
当然还少不了头戴大沿帽，身穿紧腿裤袜，高鼻深目——来自英吉利、法兰西、鄂罗斯、荷兰、大西洋国和大西洋属国波罗尼亚、咖喇吧、库车、翁加里亚国的贡使。这伙被称为“夷人”的角色，成为天朝大年初一朝贡盛典不可或缺的人物。
尽管列位臣工和各国贡使都已各就位，但真正的主角——“天朝大皇帝”乾隆仍未现身。他此时正端坐后宫檐下，快意恬然地享受儿孙绕膝之福。
这是清帝国最强盛的一刻，实在值得宫廷画师将这空前盛况以丹青妙笔描绘下来，于是，那幅《万国来朝图》便诞生了。
粉饰太平的画作和戏剧，还有各式各样来自各国的贡品、谢恩表，天朝的诏书敕谕以及各种礼仪，构成了天朝“万国来朝”庞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看起来像是一场带有自夸性质的华丽大戏，意味着天朝的成功不是自吹自擂，更得到了天下万国的认同。这场大戏不仅仅是演给外来蛮夷看的，更是演给帝国全体臣民看的——它如此明白地告诉百姓，能生活在这样一个为万国景仰拥戴的国度，是多么的幸福。
而前来进贡的蛮夷贡使，更传达给天朝臣民明确的信息：除了天朝之外，其他国家没什么值得羡慕的。
为了“万国来朝”这个显而易见的神话，帝国甘愿付出任何巨大的代价，用难以计数的时间、精力、财富和生命来充实这个“神话”，使它变得“真实”。这是一个庞大的面子工程，而打造它的过程，则贯穿整个中国历史。
万国来朝是那么美好，但问题只有一个：这一切要是真的该多好！
“万国来朝”这个词出现得不是很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很不吉利。它来自中国历史上最恶名昭著的一位帝王——隋炀帝的发明。
《隋书·音乐志》记载，隋炀帝“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擫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自是每年以为常焉”。
从一开始，“万国来朝”就是一场盛大的表演，用无穷无尽的奢华排场和惊人的浪费，来展示帝国强大无比的面子。
第一次所谓的“万国来朝”，被认为发生在大禹统治的时代。根据史籍记载，大禹下令天下各国齐赴涂山盟会，这也就是《左传》中所谓“涂山之会，诸侯承唐虞之盛，执玉帛亦有万国”。
真正将“万国来朝”由书本和卜辞上的记述变为现实的，应该是汉代。从汉代开始，对西域的经营和对匈奴的征服，以及班超和甘英等人的冒险，使汉朝真正出现了一批九州之外的国家来朝贡，但也恰恰在汉代，朝贡体系才在真正意义上建立起来。
汉代君主发现，实际上自己统治的帝国并不能像《尚书》、《诗经》等经典中解释的那样，是整个天下。匈奴的南下侵扰和西域小国的叛服不常，使这个帝国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一定要分清哪些是真正臣服于自己的藩属国，而哪些又是时不时来朝贡一下的朝贡国。
基于现实政治策略的考虑，藩属国是维系帝国边疆稳定的关键所在，它们是帝国“万国来朝”的重中之重；至于那些朝贡国，就像大秦、安息、天竺等，遥远得不知道其究竟是否真实存在，所谓的朝贡也不过是两个时空偶然发生了一次约会而已，不必记挂于心。但是作为一种粉饰太平的手段，“万国来朝”自然是来的国家越多越好。
从此以后，华夏帝国就开始了不断“发现”朝贡国的旅程，每一个愿意面见皇帝并且献上本国礼品的外国人，都被算作是“贡使”，他们献上的礼品，无论是为了通好，还是为了做生意方便，都被算作“贡品”，而他们所来自的国家，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天朝上国恭敬的“藩属”，只不过光荣成为“藩属”的本国对此却一无所知。
盛世隋唐，到被后人称为“儒治帝国”的宋朝，再到蒙古人统治的大元，再到扫除鞑虏的明朝，这条脉络不绝如缕，一直通向1761年元旦举行盛典的乾隆盛世时代。“万国来朝”这样一个浩大的面子工程就以这种方式传承下来。融入到画师悬想的《万国来朝图》当中，成为帝国声威烜赫的有力证明。
万国来朝，四夷宾服，声教广被，恩泽天下。一切都那么美好，但问题只有一个：这一切要是真的该多好！
遗憾的是，这一切只存在于画师笔下望空悬想的画中。现实当中，这个元旦庆典，没有那些来自西洋手捧礼物的各国夷人，甚至连天朝自夸的五十七个外藩属国和三十一个朝贡国都没能凑得齐——因为这一年本来就不是各藩属国的朝贡年，朝鲜和南掌的贡使也在之前一年进贡完就回去了。
根据《实录》和《起居注》记载，大年初一只是“御太和殿受朝，作乐宣表如仪”，然后请蒙古王公和入了紫光阁的各位功臣吃了顿饭，根本没有“万国来朝”。
这幅虚拟的《万国来朝图》的作用，和每年年节宫廷升平署都会上演的“万国来朝”连台大戏一样，不过是为了点缀一下节日气氛，让皇帝、太后开心一下而已。
万国来朝更像一笔买卖，帝国付出巨资，买回底气和尊严，贡使得到回赐和金钱，双方皆大欢喜。
当然，维持这样一个面子工程，耗费自然也是巨大的。如果仅仅是按照书上记载的那样，只规定“万国”有朝贡的义务，帝国坐享其成，自然是再好不过。
作为礼仪传世的天朝上国，自然不能薄待那些倾心向化的属国，吝啬显然有失天朝体面，只有夸饰天朝的富有才能吸引一批又一批的贡使前来朝贡，使“万国来朝”可以年复一年地表演下去。从汉代开始，朝贡就是帝国一项耗费巨大的开支，接见，赐宴，赐印绶、冠带、金银、彩缯，都不在话下，所回赐之物高出贡品数倍不止。而这些金帛丝绸之属，贡使带回国内，转手又是一笔不小的进项。
即使是宋代这样积弱的王朝，为了证明自己“奉天应命”的合法性，也在不断“赐”给辽、西夏岁币时，以“厚往薄来”招揽各国贡使来朝。而且越是国运颓唐，需要向北朝低头，就越需要来朝的“万国”找回帝国些许自尊心。
于阗可能是最明了天朝心理的朝贡国，在进奉给宋廷的一封表文中，于阗将宋朝皇帝称为“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条贯主阿舅大官家”。这种太过赤裸裸的阿谀逢迎即使是时人也感到哭笑不得。
从1009年到北宋末年的1124年，在长达115年的时间里，于阗使者多则一两年，少则半年就到宋廷去一趟，每趟单程就要花费两年时间，但这些长途跋涉实在所获颇丰。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提到那些于阗贡使“皆小金花毡笠，金丝战袍束带，并妻男同来，乘骆驼，颤兜铜铎入贡”，每次来到京师都被当成贵宾，由官府隆重接待，沿途有驿站官吏照拂，一家大小连吃带玩，生意自然风生水起，如果遇到了劫匪更是天大的幸运，因为官家会以高出货物数倍的价格给予赔偿。
等到宋室南渡，国力再次下降，这种对“万国来朝”的需求就愈发浓烈。南宋初年蒲甘国的所谓贡使“入贡方物”，颇为欣喜的宋高宗很快诏谕“本司依体例计价，优与回赐”——万国来朝更像一笔买卖，帝国付出巨资，买回底气和尊严，贡使得到回赐和金钱，双方皆大欢喜。
“万国来朝”的面子工程最轰轰烈烈的是在明成祖朱棣时代，这个时代不仅诞生了一位篡夺自己侄子帝位的皇帝，还出现了一位以周游世界著称后世的传奇太监郑和。心虚的皇帝和雄心的太监一拍即合，将“万国来朝”发挥到空前绝后的极至。
郑和驾驶的巨大船队驰骋于大海，向停靠的每一个国家宣扬上国恩赐以及那位篡位皇帝的合法权威，另外大撒令列国眼红的金钱丝帛，慷慨地许诺官爵，还顺带平定这些小国国内的叛乱。
明帝国的慷慨大方收获不菲，“万国来朝”终于闪亮登场。永乐一朝，扬威异域的明朝使者有21批，但来中国朝贡的使团却有193批，永乐皇帝很欣慰地享受各国“贡使”用不同语言进行的阿谀赞颂，收下了成堆的土布、香料、药材、“殊方异物”，还有几头长颈鹿，为了表现自己圣人治世的身份，这几头长颈鹿被命名为“麒麟”。
帝国为了这些荣耀付出了令人瞠目的代价，贡使运来的明朝府库中早已库胀仓满的陈年积货，一般也是找不到市场的商品，再让好大喜功的明帝国一笔笔地高价吃下，“虽倾府库之贮，亦难满其谷壑之欲”。
尽管明朝早有定例，“凡海外诸国入贡，有附私物者悉蠲其税”，但是等到贡品送到眼前时，皇帝却打消了念头：“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朱棣在谕旨中大方地说道：“今夷人慕义而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关乎皇帝体面，帝国再肉痛也要大方掏钱，此乃一等国策。
永远没人知道为了“万国来朝”的面子工程，大明朝究竟花了多少钱。一位户部官员为了防止这种不合算的买卖再度上演，将所有的账目付之一炬。只留了一部《三宝太监西洋记》的小说，让人去回想旧日“万国来朝”的荣光。
大清朝迎来最后的“贡使”——他们的名字，被称为“八国联军”。
最后的王朝大清帝国在开始时试图破除这个吸金诅咒，在朝鲜成为清帝国朝贡国的最初几十年里，可能是这场面子工程投入最少所获最多的一段时期，因为当满清与明朝作战时，朝鲜居然暗中帮助明朝，所以清朝在开始时对朝鲜施以惩罚性朝贡，所要求的贡品从金银、大米、五爪团龙纺绸，再到好马，不一而足。
同时，由于朝廷对驿站的支出犹少，朝鲜的燕行使经常在日记中抱怨出使清虏可谓霉运到家，在驿站里的伙食银钱不到二两，又经常被驿站官员克扣贪污，驿馆设施更是恶劣至极，弄得朝鲜贡使只得自己找旅馆居住。
中国的百姓是很好客的，每当朝鲜贡使来住，便会将价格抬高到十数两，等到京城里终于面见了“大皇帝”（朝鲜人私下称之为“胡皇”），依例赐给的御宴泰半粗劣生冷，几乎难以入口，朝鲜贡使心怀不满而来，再满腔愤恨而去，于是在朝鲜的《宣政院日记》和《实录》以及贡使私人的《燕行录》中，便多了不少清朝的坏话。
但，面子工程终归还是面子第一，随着天朝的蒸蒸日上，来朝的国家越来越多，清帝国最终也成了“万国来朝”的最后一个牺牲品。
1761年的《万国来朝图》尽管虚构，却是这个“面子工程”的最佳写照。32年后，已近耄耋之年的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了一位特殊贡使。这位贡使自广州登陆以来，一路上感受了天朝怀柔远人的深情厚意，他们享受着“共上菜12道，每道上12个菜：总共144个菜”的盛大宴会，学着用高贵的象牙筷子把“褐色液体炖制的小块方肉”送进嘴里，除了中国人送来的鸡每只只有一条腿儿以外，贡使对一切都满意极了。
但就在接见的那天，他遇到了麻烦，因为他不愿意像其他各国贡使一样，在天朝上国的统治者——中国大皇帝面前双膝跪下，以头触地，所以，他被拒绝了一切请求后，礼送出境。
这位叫马戛尔尼的英国使臣后来气愤地诅咒道：“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
107年后，《万国来朝图》所虚构的站满各国贡使的太和殿广场前，终于站满了来自西洋的夷人，皇帝仍然没有出现在太和殿，但也没有在后宫，因为他和太后正在距离京城千里之遥的太原，流离失所，仓皇西奔。而那群夷人也没有手捧贡物，而是持枪带炮——他们的名字，被称为“八国联军”。
万国来朝第一号
朝鲜从元朝开始，就成为中国的藩属，对上邦言听计从，而且真心归化于天朝儒家文化之下。在乾隆的《万国来朝图》中，朝鲜使臣排在第一位，是为天朝的头号藩属。
朝鲜曾是元明清三朝的藩属。
早在朝鲜还是高丽王朝时期，就已经臣服于蒙元的脚下，忠烈王王昛是第一个迎娶蒙古公主的高丽国王，也是第一个饱受蒙古公主家庭暴力后，只能露坐门外暗自垂泣的高丽国王。在他之后的每一位高丽君主都有一个蒙古悍妇在后宫里作威作福。
王昛是第一个下令高丽境内改换蒙古服制的国王，这种改革措施令忽必烈都十分惊讶：“都说是我禁止高丽人保持服式，哪里是这样，高丽的礼仪怎能就这么丢了呢？”
但如此苛责高丽实在不厚道，当时的中国，有大量汉人为了表示忠顺而自愿剃发结辫，改换蒙古发饰衣裳。甚至有些世族干脆改换蒙古姓氏，这一风潮如此广泛，以至于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首先颁布的几道诏令，就包括禁止汉人百姓再着蒙古服式，用蒙古姓氏。
朝鲜在1392年回归侍奉华夏正统明朝的“正轨”上，李朝建立者李成桂在建政之初就推出了一条“至诚事大”的基本国策，意思就是朝鲜要以小邦心态，诚心诚意侍奉天朝上国。在这条国策的指引下，朝鲜对明王朝的忠顺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在1408年主动提出恢复蒙元时代由朝鲜向中国进贡侍女的旧例，朝鲜对侍女的海选如此热忱，以至于600年后美国学者李露晔（Louise Levathes）在阅读这段史料时，误以为永乐皇帝是在用狂热的渔色行为来掩饰自己的性无能。
天朝也对朝鲜的恭顺报以琼瑶，除了厚待来使，赐宴赏赉之外，明朝对朝鲜最大的恩德就是在壬辰倭乱时，万历皇帝下令出兵助朝鲜抵抗日本入侵。这一行为被朝鲜视为“再造之恩”，从此更是对明朝感恩戴德。
对大明的眷恋和对大清的怨恨。
朝鲜不喜欢清朝，更确切地说是怨恨，这种怨恨夹杂着切齿的叹息，背后的诅咒和暗地里的讽刺，成了萦绕朝鲜长达三个世纪的梦魇，直到今天，在当红热门韩国历史大戏《宫中残酷史》中，还能嗅到这种满满的怨恨。
这部戏的开篇以极为戏剧性的场景，展示了朝鲜王朝的奇耻大辱——丙子胡乱。1637年，满清大军长驱直入国都，逼迫朝鲜脱离明朝藩属，成为清国附庸。次年2月24日，朝鲜国王李倧脱去王服，改换青衣，徒步前往三田渡朝见清国皇帝皇太极。朝鲜全国上下从此也背负了巨大的道德伦理包袱。堂堂华夏天朝的藩属，竟然最后屈膝于蛮夷阶下，国之大耻，莫此为甚。在三田渡被迫给皇太极下跪的国王李倧，在事后每当语及皇明，都涕泪横流。
明朝时，进京朝见的朝鲜贡使将自己的任务称为“朝天”，而到了清代，则改成了“燕行”，清朝的君主也被朝鲜君臣暗地里称为“虏主”、“胡皇”。每当中国发生动乱或是政争的消息传来，无论真假，朝鲜国内都要幸灾乐祸半天。
朝鲜相信既然中国已经被胡虏窃据，衣冠文物，丧失殆尽，那么只有保持了明代衣冠的朝鲜，才是道统心法相传的华夏所在。
尽管朝鲜对自己承载的道德义务如此自信，但当日本入侵朝鲜时，朝鲜还是像两百年前求援明朝那样向清朝求援，可惜此时的日本已非吴下阿蒙。甲午一战，清国败北，朝鲜在1910年被日本彻底吞并。
被朝鲜怨恨了长达270余年的清王朝也在朝鲜亡国的一年后被革命推翻，但从此两国都有了同一个怨恨与纠结的强邻，那就是日本。 （文/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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