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年中，一位朋友赴南京看望病中的高华老师。我托他带去问候，并询问是否方便前去探望。朋友带话回来，高老师很愿意见到各个地方来的朋友，都不妨。我总想着稍后就去，只是困守上海，一直没有成行。当高老师逝世的消息传来之时，我在悲伤之余，又对自己的错失而懊恼不已。

　　其实我只匆匆地见过高老师两面，并且都在香港。那时候我刚刚读完《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依然彷徨在震慑与惊魂未定的状态之中。高老师当时已然是满头白发，却语态温和，并且笑容可亲。然而我却问不出任何有关这本书的问题来，仅仅在当时的一群学界朋友中讷讷倾听。

　　那时大约是2006年，《红太阳》已经出了很久。它与同一年（2000年）出版的、高文谦先生所著的《晚年周恩来》是近些年来在党史学界中突兀而起的两座高峰，霎时间给中国人阅读党史戴上了透视镜。我只记得我当年读《红太阳》的时候几乎是一目十行，对于自己阅读的速度几乎难以忍受，恨不得一眼就能够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我阅读的禁书已经不算少，而认识到自己的知识在此几乎是完全一片空白的情况罕有出现。

　　高文谦先生曾经任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有条件接触到大量束之高阁、未曾解密的文件，因此在写作《晚年周恩来》的时候，许多未曾为世人所了解、无法窥探的机密历史档案信手拈来。然而高华老师却不同，他几乎处于历史研究的“生物链底层”。作为南京大学的一个普通教师，他根本无法接触到任何特别与众不同的档案，更毋论机密资料了。他自己在《红太阳》的后记中就写道：“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社部、中组部的档案文献，除少量披露外，绝大部分迄今仍未公开。”因此，高老师所能运用的材料，几乎都是从公开出版的文献、书籍和资料中获得的。如果能算上特殊的话，也无非是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期间，在“大学服务中心”所阅读到馆藏的部分未能在大陆出版的资料。然而，我们都可以想象，其中能被列为“机密”文件的，能有几许。

　　如此从公开文献中解读出真正历史，尤其是迷雾重重的中共党史的功力，我想，或许是高华老师的独到之处。事实上，当我们阅读他在大陆出版的另外一本书《革命年代》中，或许也能窥见端倪。《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几乎就是在用侦探式的手法，告诉我们在历史之中，关于红军长征的叙述，怎样消除了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怎样把长征中许多真实的面向隐藏起来，造就了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英雄史诗”般的长征叙述。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时间里，由于国外历史书籍的引进、国人走出国门以及一些非意识形态历史学家的论述，我们已经逐渐走出了单面向的中国革命史的窠臼。我们大多数人，一直到上了大学，乃至出了大学校门之外，才开始真正意识到关于从辛亥革命之后这100年的历史，其真正的形态，与我们所学习、阅读乃至背诵的历史教科书，实在是大相径庭。期间，对于历史人物的臧否，对于国民党的行为，对于中共党史的叙述，充满了隐瞒、虚假和欺骗。也就是说，我们在成年许久之后，才开始对国族的历史，有了一个“驱魅”的过程，并且重新开始去认识一个真正的国族100年史。

　　可是，要驱魅，就必得有材料。而我们手上能够拿到的材料实在有限。而不在此专业之中的人士，更加无从着手。因此，便须有人为我们除魅。

　　可惜的是，在驱魅的过程中，我们却不断地碰触到另外一些“魅”。这就是说，为了驱逐教科书之魅，我们却往往遭遇到另外一些扭曲历史真相之魅。魑魅魍魉，全部在争夺国族历史的话语权之中现身。

　　为了破除教科书的谎言，编造或制造了另外一种谎言。例如，2005年在英国首版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历史学者张戎用了一大部分未曾证实的资料，构造了一个形象可疑的毛泽东形象。这本书在整个汉学界中都得不到学术的认可（至少部分地），但是在汉语人群中，流传甚广，甚至传为信史。在香港书店的畅销历史书中，多数可归入此类。

　　此外，历史的当事人及其后人，为了撇清关系，或者为父执正名，纷纷出台了一些“历史研究”，试图构建他们在历史中的正面形象。同样在香港出版的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即在竭力为自己辩白；而当年林彪手下“五虎将”之一的吴法宪的女儿金秋，则在美国长期研究林彪，对于林彪及其“党人”，抱有深切的同情，认为很大程度乃是毛所导演的悲剧。最近以来，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等人的回忆录都陆续出版，陈伯达之子亦出版《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记述其父在文革中的困境。

　　高老师去世之后，我在网上完整地观看了他的一场关于林彪的演讲。我认为，那是对于历史的真实不虚的研究与观察。按照高老师的研究，林彪是有政治野心并且主动配合了毛的作为，而非后来传说之中的被迫，尽管他也的确在政治斗争中为毛所利用与排挤。

　　这才是高老师的一贯的“除魅”的真正高明之处。他正是要用历史本真，来拨开被掩盖、修饰和正义化了的历史迷雾，从而揭示他所研究的党史中的体制性问题。《红太阳》并非一本污化毛的书籍，而是在论证当时整个中共的体系，如何在毛的指挥棒中，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高岗，如何配合他的政治策略，从而形成了毛的治理体系，也形成了毛的个人崇拜体系。这是整个群体、整个体系乃至整个制度的共同作用。尽管毛泽东本人是制造这个体系的舵手，然而每个人，都难辞其咎地配合、参与甚至共谋了这个体系的形成。

　　我们这个民族是特别不容易自省的民族。即便撇开敏感的中共党史不谈，论及中国古代与现代史的时候，我们总是宽宥地说：历史总是成王败寇的；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是主观的。这里既潜藏着一种我若为王我书写的邪恶欲望，也潜藏着对于权力和暴力的恭顺。我们既生活在国王的谎言中，又生活在奴隶的谎言中。

　　而高华老师所树立的标杆恰恰在于，历史不管如何主观或掩盖，它还是以本来与真实的面目存在。而作为职业历史人，他的责任，就在于披肝沥胆，还原其面目。除魅的目的，并不是“魅”，而乃是世界本身。

　　高华老师健在时，曾谈及他的愿望之一，就是完成林彪研究。57岁，正是一个历史学家最当高产与述作之时而英年早逝。仅仅为了我们失去了一个认识本来与真实的林彪的机会，我们都应当恸哭流涕，为了我们的灵魂即将继续被蒙蔽，为了我们失去了一个擦拭我们国族灵魂的清洁工而倍感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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