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薄俸制是大部分王朝的主旋律。薄俸有好处，比如节省了大量的财政支出，比如也培育出一大批所作所为特别感人的清官。
但与此同时，薄俸制也有着巨大的危害，因为它容易诱发腐败，并导致腐败的普遍化。
即使是最低薪的朝代，也仍然会有个别清廉官员出现，所以对个体来说，低薪只是贪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但是，从历史大数据来看，收入过低，很容易引发大面积的贪腐。
汉代“薄俸”官吏收入难抵平民，贪腐大流行
比如汉代官吏平均月收入是1389钱。然而汉代一个被雇来替人服徭役的“更卒”，其报酬是“月二千”。也就是说，官吏平均收入还比不上一个平民。
深受薄俸之苦的汉代官员崔寔曾经详细算了一笔账，来证明东汉中后期的俸禄制度多么不合理。他说，“夫百里长吏，一月之禄，得粟二十斛、钱二千。长吏虽欲崇约，犹当有从者一人。假令无奴，当复取客。客庸一月千，刍膏肉五百，薪炭盐菜又五百。二人食粟六斛，其余财足给马，岂能供冬夏衣被、四时祠祀、宾客斗酒之费乎？况复迎父母、致妻子哉！自非夷齐，孰能饿死？于是则有卖官鬻狱，盗贼主守之奸生矣。”就是说，一个堂堂县长，月俸才40斛，相当于4000钱。即使不照顾父母妻子，自己一个人生活，但身边总少不得要雇一个佣人了。一个佣人每月佣金1000钱，每月的柴草及油、肉每月需500钱，薪炭盐菜也要500钱。加上主仆二人粮食消费6斛，又是600钱，以上总计2600钱，下余1400钱，还要用来养马。因此冬夏衣被、四时祠祀、宾客斗酒之类费用就无处可出了，再加上父母妻子需要奉养，所以这点工资确实没法支撑正常的生活。
崔寔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对薄俸与吏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说：“今所使分威权，御民人，而其俸禄甚薄，仰不足以养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所爱所亲，方将冻馁，虽冒刃求利，尚犹不避。是所谓渴马守水，饿犬护肉，其不侵，亦无几矣”。
在两千年前，崔寔就已经把道理讲得这样清楚了。然而和后世一样，东汉皇帝们在这种情况下，却开始大力提倡“清官”政治，要求官员们崇尚节操，以清廉自守，以“薄屋者为高，藿食者为清”。这显然不会有什么效果。在薄俸制下，东汉官风迅速大坏。“乡官部吏，职斯禄薄”，导致他们“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也就是说，既然国家不能提供足够的生活费用，那么官吏衣食所需，只有向老百姓伸手了。清廉之人，捞的钱够一家生活就可以了，那些贪婪之人，则开始无所不至，贪腐开始大面积覆盖了全部官僚系统。“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禄，而私赋敛，货赂上流，狱讼不决”。
明太祖的低薪制致官不聊生 ，贪腐官员前腐后继
明代的“薄俸制”的历史上很有名。论者动不动就说，“明官俸最薄”，“俸禄之薄，无以逾明者。”
明代俸禄确实是非常之微薄，这与明太祖朱元璋的统治思路有关。
因为出身贫苦，朱元璋终生痛恨贪官污吏。他曾说：“昔在民间时，见州县长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残害民者，罪之不恕。……苟贪贿摧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
朱元璋不了解，正是元代的薄俸制助长了官吏的贪污腐败。朴素的农民式思维，让他认为“当官的没几个好人”。因此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朱元璋对官员们是最苛刻的。 在制定俸禄制度的时候，朱元璋对自己的亲戚家人待之唯恐不厚，宗室贵族的俸禄异常丰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有一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这还不包括巨大的土地赏赐。但与此同时，朱元璋以开国之初，经济凋敝，“百姓财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为由，又把官吏的俸禄定得出奇之低，对普通官员以“薄俸”为主流。
顾炎武说，唐代上州司马是五品官，每年收入数百石，还有月俸六七万钱，收入足以庇身给家。而明代官员的收入，不过是唐代的十分之二到十分之三。
这样的低薪“不足以资生”，导致很多官员难以养家糊口。
比如洪武年间的陕西参政陈观，“在陕以廉谨称。其卒也，妻子几无以自存。”他一死，家儿老小马上就无法生活了。
最为极端的例子是官至正三品的通政使的曾秉正。此人虽然曾任职高官，去职之时竟然“贫不能归”，实在没有办法，“鬻其四岁女”，把小女儿卖了，充作路费。朱元璋一听，不但没有反省自己低薪政策给官员生活带来的困苦，反而勃然大怒，认为曾秉正的行为有违人伦天性，干脆把他给阉割了：“帝闻（曾卖女一事）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终”（《明史?曾秉正传》）。
然而，历史跟朱元璋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在他执政期间，贪腐官员前腐后继，“朝杀而暮犯”。
历史大数据证明低薪薄俸制度易诱发腐败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权力控制了几乎一切资源。与此同时，传统的监督方式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官员权力很大，受到的约束却极弱，因此伸手捞钱，易如反掌。
在这种情况下，再给他们低薪，让他们的收入无法满足正常生活需要，这就出现了崔寔所谓“渴马守水，饿犬护肉”的局面。也就是说，你让一条狗去看着一块肥肉，却一天只给它二两粥喝，那么无论你怎么打它，骂它，吓唬它，教育它，它也还是要偷吃，因为不偷吃它就活不下去。所以说薄俸制很容易诱发犯罪。
此外，中国传统社会很多朝代的腐败，也是一种体制性缺陷的腐败。这种腐败基于体制的两方面缺陷：一个是监督不到位。传统政治中只存在自上而下的权力体系的内部监督，没有民众亿万双眼睛从下而上监督，只靠皇帝一双眼睛从上而下监督，是不可能有效监视百官的。这就造成了官员监督上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另一个就是低薪制，多数官员收入与支出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如果你象海瑞那样严守国家规定，只能导致朝不保夕，成为官场上的笑话。所以在生活艰辛之际，只有一小部分官员能象曾国藩那样，以坚定的理学信仰来抵御物质诱惑。大多数人却不可避免地把手伸向灰色收入，导致第一次“失身”。而腐败这件事，如同吸毒或者性行为一样，有了第一次，就很容易有第二次。因为你贪一次也是贪，贪两次也是贪。很少有人说，我一生就收过一次钱。所以，低薪制很容易诱发腐败，并导致腐败的蔓延。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薪俸最低的两个朝代，这两个朝代后期的腐败程度之深，面积之广，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登峰造极。这两者之间，并非只是一种巧合。
不难发现，实行低薪制的王朝还都有一个特点，统治者迷信道德教育，他们认为，官员腐败与吏员贪婪似乎只与道德有关。比如康熙年间，面对“俸薄禄微、廉吏难支”的情况，康熙大力提倡理学，表彰清官。他希望官员们以“存天理遏人欲”的理学为思想武器，保持廉洁。他反复说: “洁己操躬，臣子之义，悖入悖出，古训所戒，当官者宜铭诸座右”。应该说，这种思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很有市场，也是低薪制得以存在的重要思想基础。比如嘉庆时的两江总督孙庭玉就大义凛然地说，俸禄水平与廉政毫无关系：“人之贪廉, 有天性。贪者，虽加俸而亦贪；廉者，不加俸而亦足”，也就是说，思想政治工作是廉政建设唯一的可靠保证。实际上只把问题归于道德，并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回避问题的根源。
从历史大数据看，收入过低，很容易引发大面积的贪腐。历史大数据也告诉后人，腐败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会导致官僚体制失效，统治效率低下，严重危及政权稳定，甚至导致整个国家政权摇摇欲坠。从总体上讲，提高官吏俸禄从表面上看会因为需增加赋税，给百姓增加负担。但是这远比官员毫无节制地盘剥百姓所给百姓造成的痛苦要轻得多。
（作者简介：张宏杰，学者，作家。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给曾国藩算算账》、《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等，有多部作品在港台及海外出版。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在《当代》、《天涯》、《钟山》等文学刊物发表过很多文学作品，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及《戊戌变法》总撰稿，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