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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安到西安

2015-03-24 09:01:00    家国网

 

长安

 

   隋唐盛世与世界第一城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维余。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唐太宗李世民一首《帝京篇》,以其君临天下的豪迈雄壮气魄,写意挥洒的笔触,描摹了唐代都城长安的盛景与气派。

  

  唐都长安的前身,是隋代初期宇文恺主持兴建的大兴城,《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说:“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意即参照周易象数理论,比照乾符六爻,进行都城总体布局设计。

  

  唐长安外郭城的范围和位置,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考古发掘中已被探明。根据《隋书》、《唐六典》、《长安志》、《吕大防图题记》、《类编长安志》、《长安志图》、《唐两京城坊考》诸书中的记载,长安城“东西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长十五里一百七十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唐代的里程,大程是360步为一里,小程300步为一里;大尺12寸,小尺10寸,唐代建筑长安城用大程里和大尺折合计算后,外郭城墙的总长度已经达到36公里左右,这在1300年前,无疑是一件举世无双的宏伟工程。

  

  根据今日考古学家的实体探测,庞大的唐代长安外郭城墙为版筑夯土墙,平均高度在5米左右,城墙基宽约9至12米,总长度将近33公里,累次叠筑,逐渐加高。东西南北城墙基点分别位于今日西安市新开门村,胡家庙,西郊任家口村,南郊木塔寨村;外部拥有防护型城濠,宽9米多,深度4米,到了中唐后,逐渐被废弃填平。唐长安城门建设比较完善,城门均包砖,增加了牢固程度,原因在于唐代已经有了抛石车等重型攻城武器装备,单纯的夯土城墙已经无法抵御这些武器带来的极大破坏力。在唐长安城的城墙上,皆筑有环城一周凹凸形女墙用以加固防御,其中南北城墙中段,各有一部分被利用为宫城以及大明宫的宫墙,因此被增高为三丈五尺,各城门处以及城墙各段,都有专门机构督促执掌卫士,不时进行修葺补筑。

  

  高宗即位后,国势强盛,经济实力不断提高,长安原有低矮的城墙不仅有碍观瞻,也无法应付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时的侵略与骚扰,因此对城墙进行大规模修缮加高势在必行。为了突显大唐之强盛,唐王朝于高宗永徽五年(654)对长安外郭城增修两次;玄宗时期,也对长安城进行了大规模增修。经过数次大规模修建后,至开元年间,长安外郭城墙高度也为一丈八尺,大约5米左右。

  

  整体布局上,隋唐长安城改变了中国自春秋以来,宫城位置在郭城一隅,官衙与民居混杂的布局,而将其置于城市中央,并在宫城之南修建专置中央衙署与禁军机构的皇城,从而突出皇权与中央政府威权。唐长安城中宫城与皇城的全新格局,突破了以往都城仅有内城外郭的传统格局,宫城在都城的北部正中,是帝王所居;皇城在宫城南部,集中了中央官署办公机构。纵横相交的路网把外郭城划分为108个坊,设置居民区和市场区。

  

  长安城在整体布局上,严格的中轴对称,如外郭地区,以东西中央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东西两大区各自划分为55坊加一市;皇城地区,以东西中央的承天门南北大街为中轴线。外郭城地区各设东西向14街与南北向11街,极端平直,“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有”。由此形成的方格状坊里,除皇城正南36坊仅开东西两门外,其余坊里均设东西南北四向坊门,四周设坊墙。形制上也整齐划一,皇城以南东西十列坊,南北长350步;宫城东西两侧与皇城东西两侧12坊,长度均为650步;布局上也相应术数,皇城两侧南北排列13坊,“像一年有闰”;皇城正南东西四列坊,“以像四时”;南北九坊,则取《周礼》“王城九逵”之制。

  

  为了增强帝都治安,长安实行了严格的夜禁制度,宫城,皇城各门,郭城门以及坊市之门,根据在直通郭城门的6条大街上设立的街鼓,每日定时启闭:夕阳西下,首先是承天门上暮鼓敲动,然后六街之上,街鼓紧随其动,擂动八百声,各门遂闭,行人禁行,所谓“六街鼓尽行人歇,九衢茫茫空对月”。夜禁之后,有骑卒巡街叫呼,武官巡查夜探,城门坊角,都设有武侯铺,内置卫士百人至5人不等,因公事或者吉凶疾病等急事者,必须持有府县或者本坊的“文牒”才可出行。每年只有在三元放灯之夕,夜禁制度才临时解除,各门大开,允许百姓市民出门观灯,所谓“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唐长安城的皇城和宫城位于大兴城的北部,皇城和宫城东西三面相接。根据考古勘察,皇城南面第一条大街宽度有120米,皇城东面第一街宽度为134米,皇城西面第一街因破坏严重,测得最宽处为68米,隋大兴城建成时皇城和宫城墙已经建好。根据《长安志》的记载:宫城墙高万丈五尺,合今10.3米之高,由于皇城和宫城墙是在初建时一次修成的,因此,可以推测皇城墙应与宫城墙高度基本相同。皇城墙和宫城墙修建得极为坚固,隋唐两朝前后数百年,都没有对其进行过大规模重建。

  

  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今西安城甜水井街新开口处,成功发掘了位于皇城西南角的含光门遗迹,含光门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37.4米,南北宽19.6米,有3个门道。在今天含光门博物馆内,游客可以清晰看到一段保存完好,拥有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近代5个夯土层断面的城墙遗迹,以及唐代城墙过水涵洞。

  

  宫城是全城设计的核心。唐长安城中共有三处宫殿群,太极宫承隋之旧,坐落在全城南北中轴线最北端,布设在都城北部正中“九二”高坡偏南的最高处,内有殿、阁、亭、馆三四十所,建筑韵律庄重严整,有威严的气势。太极殿巍峨高大,甘露殿“月宇临丹地,云窗网碧纱”,凌烟阁“画阁凌虚构,遥瞻在九天。丹楹崇壮丽,素壁绘勋贤”,北面正门玄武门“城高凤楼耸,场迥兽侯新”。四面共有城门10座,南面正门承天门上建有高大的楼观,横街是一个开阔宏大的广场,唐玄宗常游宴于此。衙署是都城的行政中心,当然以紧靠宫城最为适宜,故皇城被安排位于宫城正南的“九三”高坡之上。

  

  在原有太极宫的东北,位于龙首原东趾“北据高原,南望爽恺”之地,是大明宫。最初名为大安宫,是太宗为了安置退位的太上皇李渊所置,在高宗朝重新开始大规模修建,体现了高宗朝以降,加强皇权内廷势力,削弱外朝的意图。每逢元朔朝会,来朝者仰望玉座,若在霄汉,有一种拔地而起上接云霄的气魄。大明宫通过地势的崇高、形体的巨大、环境的肃穆威严,将皇权至尊的观念实体化。自1998年起,大明宫遗址就开始了规模宏大的普查与发掘工作,考古发掘探测的结果,位于南宫墙的建福门东西宽度35米,南门长约17米,拥有3个门道,从今天存留在探方里的,宽度达6米的深色夯土层来看,高耸巍峨的城墙可达6至9米高。大明宫的太液池,分为东西两池,西池水面面积达到了惊人的14万平方米,除了史料上记载的蓬莱岛,太液池内还有两座岛屿,在太液池周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青石制的廊柱础石、步道,以及5件残损的鸱尾,众多的灰陶质兽面,莲花纹方砖。“这些发掘都证实了文献中关于太液池边景观的描述,《旧唐书宪宗本纪》说,太液池周围廊庑四百间,南岸与西岸都有宫殿、水榭、楼阁。作为整个大明宫遗址的中心,今日的含元殿遗址已经探明拥有58个柱础,每根殿柱直径在70厘米左右,《大唐六典》中,记载含元殿“南去丹凤门四百余步,东西广五百步,殿前玉阶三级,每级引出一螭首,其下为龙尾道,委蛇屈曲凡七转”。探测察明,殿内两列内柱间距9.7米,并与相邻前后檐柱相距9.2米,形成十三间的面阔,五间的进深。”由此可推算,含元殿大约东西长60余米,南北宽40余米,殿前有两座阁楼式建筑,翔鸾阁与栖风阁,在含元殿前东西两侧高台上,既可南观长安城坊市,也可北望宫城其他建筑。

  

  为了解决这座宏大都市中士庶百姓、皇廷贵族的生活用水、环境用水与水运,隋唐两代王朝在扩建长安城的同时,充分利用了“八水绕长安”这一丰富的水源条件,分别从长安的东南西三面修建渠道,引水入城。长安城有细水穿流之余,更有树木成荫,所谓“垂杨十二衢,夹道夭桃满”,晋昌坊大慈恩寺前有水竹森邃,太极宫中有大片石榴林,东苑附近有梨园、樱桃园与葡萄园,宫内水面往往是荷叶覆盖,在2009年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大明宫太液池中发现了一片淤泥,里面居然有一大片完整的荷花叶,根茎印迹,根据植物孢子粉测定,宫苑水池周围还种植有大量的柏树与柳树,从而印证了唐代诗歌中关于长安“园林树木无闲地”的叙述。

  

  以太极宫为中心,整个长安城布局如同棋盘,街道纵横交错,著名诗人白居易在《登观音台望城》中,居高临下,用“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诗句生动概括了长安城的格局。

  

  在唐代长安的东南,拥有曲江池、乐游原两处自然形成的地貌,丰富了整体景观。乐游原延展于外郭城东南之升平、新昌诸坊间,平均海拔450米,位于升平坊东北隅的乐游庙海拔则达480米,所以《长安志·唐京城》记载说:“乐游原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宽敞,京城之内,俯视指掌。”无怪乎杜甫说“华诞势最高,对酒平如掌”。因地处最高,极目四望,曲江如一涨清澈的潭水泛着粼粼涟漪,坊里屋舍如层云绵延,烘托着皇城与宫城高入云霄的城阀。规划布局把建筑与交错起伏的地貌完美统一在一起。

  

  随着城市功能性分区的诞生,长安出现了坊(居住区)与市(商业区)分隔发展的格局。长安之“市”分为东市和西市,是当时全国贸易中心,这里商贾云集,邸店林立,据近代考古发掘显示,东市南北长1000余米,东西宽24米,面积为0.92平方公里。市的四周,每面各开二门,共八门。西市内四街宽16至18米,主要为车马道,两旁有排泄水沟,及1米宽的人行道。市中“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周围坊里居住有不少外商,从而成为一个国际性贸易市场。其中尤以中亚与波斯(伊朗)、大食(今阿拉伯)的“胡商”最多。

  

  唐都长安因此是公元7、8世纪时世界第一的国际性大都会,全盛时期大约100万的总人口中,各国侨民和外国居民大约占到总数的2%左右,仅是流寓在长安的西域各国使者就有4000多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卡林顿·古德里奇因此在《中国人民简史》中感叹:“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世界性格的都城,内中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达旦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平共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明的对照。

  

  长安城既是唐王朝政治经济的中心,也是唐代士人精英豪迈自信、积极乐观的情怀的寄托与具体体现。无论是岑参的“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亁”,还是刘禹锡的“春明门外即天涯”,抑或骆宾王的“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复道斜通鳷鹊观,交衢直指凤凰台”,都展示了长安从一座具象城池向盛唐精神文化符号的过渡与升华

  

  “天宝以后,长安景象,日渐衰耗”,安史之乱,终结了唐王朝中期的繁荣景象,地方藩镇林立,李唐中央政府地位的衰落,导致这座壮丽的都城开始频繁遭遇战乱民变的蹂躏之灾: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兵入长安,唐代宗李豫出逃陕州,吐蕃“剽掠府库市里,焚官舍,长安中萧然一空”。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四月,黄巢起义军退出长安,“焚宫闱,省市,居第略尽”,而前来勤王的诸道官军军纪败坏,入城后对残破的长安继续“纵火焚剽”,导致长安“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此后虽然经京兆尹王徽修复,但长安内外已是“荆棘遍城,狐兔纵横”。此后,僖宗光启元年(885)、昭宗乾宁三年(896)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分别率兵攻入长安,又大肆洗劫,迫使唐皇出逃。最终,在昭宗天祐元年(904)正月,身兼宣武、宣义、太平、护国四镇节度使的朱全忠,在击败盘踞凤翔的李茂贞后,勾结宰相崔胤,强迫昭宗朝廷与官署百姓迁都洛阳,将长安宫室、官署与民居全部拆毁,所得建材沿渭河漂流送走,这是身为六朝都城长安所遭受的最大浩劫,

  

  朱全忠挟持昭宗迁都后,驻防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兼京兆尹韩建对残破的长安进行了改建,史称“韩建新城”,为日后五代各朝相继沿用。为了便于军事防守,韩建放弃了外郭城,改修皇城,使得长安城的建制大大缩小,新城面积仅5.2平方公里,是原长安城面积的十六分之一。这座“韩建新城”东西南三面城墙利用了皇城城墙,北面则以原唐代宫城城墙为垣,南面保留了原皇城的安上与含光两门,改三门洞为单门洞;东西两侧只保留了中间的景风、顺义两门,北面则新开了一座玄武门;府衙所在的子城居中偏东北,顺义门与景风门之间的大街贯穿全城,形成一条东西向的中轴线;而由承天门街北段、子城南面东西大街和安上门街北段所构成的折形街道,成为南北交通的主干道。此后五代宋金元历代,长安失去了中国大一统帝国首都和经济中心的地位。

  

  青砖灰瓦包覆的西北重镇——明清时代

  

  明洪武二年三月,大将军徐达率领北伐大军在攻占元大都后,引兵西向,渡过黄河,攻占关中,于三月六日进据这座已经在历史长河中退居二线的古都,改其名奉元城为西安府。西安府作为西北最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与军事重镇,是明军向西北出击,荡平蒙元残余势力的首要基地,也是刚兴起的大明王朝治理西北的行政中心。为了巩固北部边防,朱元璋的次子朱樉被封为秦王,驻守西安,作为藩王之首,有天下第一藩封之称。宋元旧城狭小破旧,难以容纳驻军,官署以及藩王府邸与百姓宅邸商界等诸般设施,扩建势在必行。

  

  洪武初年,由于连年战事,民力凋敝,朱元璋下令“秦用陕西台治”,即秦王府城依托奉元城东北一隅的陕西诸道行御史台旧址兴建。这一选址决定了明代西安城的拓展方向——向东北拓展外城以便将秦王府环绕其中。洪武六年(1373),负责工程的长兴侯耿炳文、陕西行省参政杨思义、都指挥使濮英上奏,声称宏大的城墙扩展工事已经展开,但仅仅依靠军士修筑已感不敷,申请征调本土民夫在农事间隙“助筑为便”。根据奏章,西安城的扩展规模为“开拓东大城523丈,南接旧城436丈,今又再拓北大城157丈七尺”。

  

  由于秦王府的兴建始于洪武四年(1371),城区同时向东拓展,所以必先拆除宋元旧城的东北两面城墙,旧有的城墙建筑材料极可能旋即用于新城墙,所以这项浩瀚的工程历时8年,直至洪武十一年(1378),朱樉就藩于西安,才告一段落。不仅如此,由于龙首原整体地势东北高而西南低,向东北拓展,亦有利于城防。这一工程一扫宋元时代城池的狭小局促,奠定了明清时期西安成为西北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坚实基础,使得明清西安城的相当部分一直留至今日。作为一座军事重镇的明代西安城,其防御体系之完备坚固,在今天依旧令人叹为观止。在城墙四角,各有一座高出城墙约2米的角台,突出墙体11米,沿城墙外壁,每隔120米就有一座伸出墙体的敌台(马面),各个相邻敌台之间构成的空间,可使守军利用弓箭、弩、掷枪、礌石乃至小型火器对进犯的敌人实施三面攻击。在敌台上,分别建有歇山式重檐两层式楼式建筑——敌楼,战时成为弓弩等冷兵器远射武器的发射基地。在城墙顶部内沿建有围墙,外沿建有垛墙,上有5984个垛口,间隔0.6米,垛墙呈“品”字形,中间预留一处高宽在九寸,外方内圆的悬眼,做瞭望,射击用。垛墙脚下也预留悬眼,供佛郎机炮、火铳射击用,垛口和垛墙顶部置有山字形封顶砖,以防御攀援而上敌人所用的飞钩与云梯顶部搭钩。

  

  明清之际500余年,西安城墙经历了多次修葺,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在陕西巡抚张祉的主持下,城墙整体被通砌以灰砖。到了1781年(清代乾隆四十六年),陕西巡抚毕沅在任上再次修葺加固,将城墙基础向外伸出三尺,墙顶缩小一尺五寸,外侧上下斜度统一为五度,保证雨水能较快导入流水槽。为了加固墙体,全城沿墙基通砌两道三层石条,又在城墙外壁和城顶原包城砖的基础上,再追加一层新城砖。随着热兵器与火药的普遍使用,由于敌楼目标显著,屯兵易遭集中杀伤,毕沅拆除了所有明代所筑敌楼,改为硬山式面阔三间一层的驻兵卡房,共94处。

  

  西安城的四座城门均为三重三楼建制,自内而外,分别为大城(主城墙)、瓮城、月城,以及分别建于其上的正楼、箭楼、闸楼。作为西安城最外重的防护,月城又称羊马城,比瓮城与主城城墙略矮约三分之一,紧邻护城河,控制架设的吊桥。月城之后,是墙体与大城等高同宽的瓮城,敌人若突破进入其中,会遭受来自正楼、主城、瓮城箭楼与瓮城环绕城墙四面的狙击。明代中后期,由于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又增设了东西南北四座关城。由四城三楼,马面、角台、垛口等组成的明清两代西安城防,在工业革命前冷热兵器混合时代,确实达到了固若金汤,坚不可摧的程度。

  

  1644年,满清挥军入关,定都北京之后次年,即攻克了西安这座西北重镇,在前明疆域内,最早两处拥有八旗驻防的城市就是西安与江宁。而雍正朝之前,全国八旗驻防地中设有将军一职的,除了西安,只有盛京、江宁、广州、杭州等九地,足见其战略政治位置之重要。为了安置大批驻防八旗兵丁与家眷,于是从顺治六年(一说二年)开始,清廷就在西安城东北兴建城中之“满城”,作为其集中屯驻防御之依托。为了尽可能减少迁徙居民商户之纷扰,西安满城的选址定于城东北,征用了明代秦王府以及附属官署设施所用地,王府砖城则被拆毁荡平,辟为满城八旗校场:“西墙自安远门起,南至钟楼止,南墙自钟楼起,东至长乐门”,即北墙和东墙借用原有西安大城城垣,仅南墙与西墙为新筑。满城南墙与西安大城东垣相接处,正是长乐门外月城南垣与西安大城东垣相接处,故而能使东门外月城,瓮城与大城满城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根据雍正年间编修的《八旗通志初集》,西安满城的规模占据了大城面积的几乎40%,约为4.7平方公里,驻扎兵力为全国之首,雍正年间,满城与南城所驻守满汉八旗官兵多达8229人,大部分为马兵。

  

  清代西安满城,共设五个城门,东门借用明代大城东门长乐门,西南门则为钟楼东门洞,另外新开三门:“新城门”在明秦王府萧墙北墙拆毁后形成的后宰门街西段;南门“端礼门”与明代秦王府内城南门名称相同,但南移至今日端履门街北口;西门“西华门”与秦王副城萧墙西过门位置处于一线,在今日西华门大街西口。满城内共有7条大街和94条纵横交错的小巷,各巷命名参照了兵营方位与排列次序,其中部分名称,诸如东九巷与西十巷,一直沿用至今。

  

  满城与南城的建造,再次对古都西安的城市结构空间产生了一次彻底改变,自明初以来形成的四隅独立,以钟楼为中心的四大街十字形城市格局,逐渐变为城市东西两部相对隔离的形态:东西南北4条纵贯线大道仅余2条半,并重塑了剩余城市空间的功能性与集中性分割——明代官署分布较多的东大街南侧由于交通不便,空间狭小,使得清代除咸宁县署之外的大部分官署向城西半部集中,从而使得西安城西部逐渐成为政治核心。在满城以南的东南城区,由于环境静谧偏僻,则逐渐发展为以文庙,关中书院,府学为中心的文教区域。

  

  清代西安的商业贸易区,也依托官署集中的南北两院附近展开。有趣的是,满城的封闭却促成了西安大城东门外东关城的繁荣:传统长安、咸宁两县商业集市由于原址被占,被迫向东关转移,而作为满城东城墙唯一出入口的东关本土集市,也由于满城大量八旗兵丁与家眷的日常需求而繁荣增长。

  

  爱尔兰记者、摄影师、人类学家基恩(A.H.Keane)在《北亚和东亚》中描述说,西安是维系鞑靼斯坦、西藏和四川与中华帝国腹地贸易的要地,向甘肃运送陶器瓷器、棉花、丝绸、叶以及小麦,接受兰州的烟草、豆油、毛皮、药材与麝香,宝石也通过这里输送到西藏与蒙古。庚子事变后,由于慈禧与光绪皇帝行宫所在,除了食材、鲜花、皮革丝绸等,古董珍玩字画交易也逐渐勃兴:“沿街京官车马往来,已有京师气象。”从盐店街至南广济街以及梁家牌楼,是西安钱庄票号的麇集之地。尼科斯在游记中曾记述:“陕西人在全国范围内,都被视为银行家与金融从业者,在从公共广场(南门院广场)向西延伸的一条大街约半英里处,就有将近20家钱庄与票号,每年经手的银两数以百万计。”

  

  明清时期,西安虽然已经失去了全国性首都与经济中心地位,但身兼省城府城,以及长安、咸宁两县县城,其城市规模除了北京、南京外,罕有其比。到了清代嘉庆年间,两县“在城坊”数量共计94,但面积远小于唐代规模,坊间不再有坊墙间隔,但设栅栏与栅门,街巷纵横,其中包括由官府或士绅出资兴修,由条石铺砌的官街及泥土小巷,东西向127条,南北向83条,而拐形街道只有21条,深刻体现了西安城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方城正街”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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